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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奇文化八字女命四库全看感情

主张顾及全篇:既重考证,又重形象性;既反徵实,又反臆测

(一)“考证”“徵实”“臆测”

1、考证即考据,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之一。

根据事实的考核和例证的归纳,提供可信的材料,作出一定的结论,考据的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蒐辑整理。清代乾隆、嘉庆两朝考据之学最盛,姚鼐《夏秦小砚书》:“天下学问之时,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后世成为考据学派或乾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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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徵实即求实。谓具体实在地表达、表现。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唐·王勃《上刘右相书》:“徵实则效存,徇名则功浅。”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盖明自万历以后,儒者早年攻八比,晚年讲心学,即尽一生之能事,故徵实之学全荒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惟语必徵实,忌为空谈,博识之风,于是亦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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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臆测即主观地推测、猜测、凭想象揣测。

追其根源,当在《孟子》著名批评思想“以意逆志”,这一观念对中国批评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代锺惺谭元春“妙悟”说即根柢其说,后形成竟陵派。但由于其评多出于主观创解,不求依据,用于解经,则无关《经》义,弊端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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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目·经部·诗类》中的体现

中国的批评传统重视三个方面:考据、义理、辞章,也是作者批评著作编纂的基本思想。考据求信,义理求善,辞章求美。欧阳修认为;“事信言文,乃能表现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说》)鲁迅也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鲁迅全集·‘题未定’章七》)作者认为对作品的正确评价要顾及全篇。不仅着眼于对“本事”的探究,亦强调“辞章”的形象性;同时,运用考证又力诘言言徵实,重视形象性又反对主观臆测。

1、作者把考评结合的批评观念作为评论作品的基石,贯穿于整部著作中。

这种批评观念在小序中体现鲜明:“全信全疑,均为偏见。今参稽众说,务协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者,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消融数百年之门户。至於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如在评论《诗序·二卷》(内府藏本)、《毛诗正义·四十卷》(内府藏本)、《诗缵绪·十八卷》(永乐大典本·元·刘玉汝)时,作者考镜源流,不乏训诂、校勘、资料收集与整理之法。探究作品本事,考证“作者”情况,并给予一定评价。考评结合,十分鲜明。又如《经部十五·诗类一》中:

《慈湖诗传二·十卷》(永乐大典本·宋·杨简)

“是书大要,本孔子‘无邪’之旨,反覆发明。然其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徵远引,曲畅其说。可谓折衷同异,自成一家之言”。

《诗缉·二十卷》·三十六卷(直隶总督采进本·宋·严粲)

“凡若此类,皆深得诗人本意。至於音训疑似,名物异同,考证尤为精核。”

《经部十六·诗类二》《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

“而编校诸臣,亦克承训示,考证详明,一字一句,务深溯诗人之本旨……必一一附录以补阙遗。於学术持其至平,於经义乃协其至当。”

作者对于汉学正统的坚持,重考评结合的原则文中信手拈来,比比皆是,可见这一评论方法对于中国批评家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深刻影响。

并且,作者评论时力求辞章独具形象性,如《经部十六·诗类二》中《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何楷)“凡名物训诂,一一考证详明,典据精确,实非宋以来诸儒所可及。譬诸罗七宝,造一不中规矩之巨器,虽百无所用,而毁以取材,则火齐、木难,片片皆为珍物。”作者用“不中用之巨器”比作品,整体似无用,拆开而片片为珍品,语辞形象而“本事”尽显。又如《经部十八·诗类存目二》中《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毛奇龄)选用主客问答的方式,运用“自问自答”的设问又间以反问的修辞。选用主客问答的方式,运用“自问自答”的设问又间以反问的修辞手法,使内容清晰,形式灵活,表达鲜明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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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证结合之法深受《孟子》“以意逆志”思想的影响,作为最传统的批评方法被中国批评家广泛运用。

但探究诗人夲旨时,作者反对由于过于徵实而使评论近似类书;又反对因主观臆测而使评价陷于空谈。故作者认为应科学批评,注重全篇的理解。如《经部十七·诗类存目一》中《毛诗说·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四卷·明·陈以蕴)“词必徵之事,事必实之人,往往不得其义”。作者认为陈评过于徵实忽略了全篇而导致“不得其义”,反徵实的态度十分明确。又如《毛诗多识编·七卷》(浙闽总督采进本·明·林兆珂)“贪多务博,颇乏持择。……然如‘龙’之龙非真龙,‘鸾镳’之鸾非真鸾,而徵引故实,累牍连篇。此自类书,何关《经》义?”《诗经考·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明·黄文焕)“其於人物,皆详其始末,成一列传,而又不著其所本,尤为曼衍。”另《经部十五·诗类一》中《毛诗陆疏广要·二卷》(内府藏本·吴陆玑·明毛晋注)“其考订亦颇不苟。……至於嗜异贪多,每伤支蔓……核以诂经之古法,殊乖体例。”作者认为评论应考证不苟,但言言徵实则因小失大,伤及全篇。不仅难得作品“本事”,且使之形如类书而于《经》义了无干系。故强调应科学运用《孟子》“以意逆志”之法进行正确评价,反对徵实,注重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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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孟子》“以意逆志”之法曾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深刻影响,但批评家对于“意”的两种不同观点不能科学的结合,使评论流于主观臆测的弊端,难伸作品“本事”。

故作者认为要得作品本义,须反对主观臆测,从全篇出发。如《诗说·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惠周惕)“然其馀类皆引据确实,树义深切,与枵腹说经,徒以臆见决是非者,固有殊焉。”(《经部十七·诗类存目一》中《诗序解颐·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邵弁))“此书申朱子《诗序辨说》之义,而又以己意更正之,中多臆论。所定《小雅》世次诸条,尤无确据。卷末附《洛书辨》一篇,无所阐发,徒事空言。”作者认为,邵弁虽考评结合,但多为主观臆测,故于经义无所阐发,使创解流于空谈。又如《经部十七·诗类存目》中:《诗经说通·十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沈守正)“持论多茫无考证,故所引皆明人影响之谈。虽大旨欲以意逆志,以破拘牵,而纯以公安、竟陵之诗派窜入《经》义,遂往往恍惚而无著。其胶固不解,更甚於训诂之家,乌在其能得言外意也”《诗经偶笺·十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明·万时华)“大旨宗《孟子》“以意逆志”之说……然《诗》道至大而至深,未可以才士聪明测其涯际,况於以竟陵之门径掉弄笔墨,以一知半解训诂古经盖锺惺、谭元春诗派盛於明末,流弊所极,乃至以其法解经。

评《诗》之作运用“以意逆志”之法,然误入竟陵派“主观臆测”之门。“皆臆揣武断之说”(《诗问·一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国朝·吴肃公))不仅不能得古经“言外之意”,且“然多不根之创解……溷乱《经》文”(《桂林诗正·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顾懋樊)),因此,作者强调创解须有所根柢,反对主观臆测。作者力诘主观臆测的篇目甚多,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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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作者评论深得《孟子》“以意逆志”之法,将考证、义理、辞章作为基本的批评方法。把训诂、校勘和资料收集整理作为探究作品本事的基础;把辞章须具备形象性作为衡量作品高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强调要科学运用“以意逆志”之法,注重全篇。力求考评结合,具有形象性;力避言言徵实,反对主观臆测。作为重要的批评方法,不仅用于评论他人作品,亦见于作者收集编撰时。其被广泛运用,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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