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奇文化八字女命四库全看感情

主张顾及全篇：既重考证，又重形象性；既反徵实,又反臆测

（一）“考证”“徵实”“臆测”

1、考证即考据，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之一。

根据事实的考核和例证的归纳，提供可信的材料，作出一定的结论，考据的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蒐辑整理。清代乾隆、嘉庆两朝考据之学最盛，姚鼐《夏秦小砚书》：“天下学问之时，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后世成为考据学派或乾嘉学派。

2、徵实即求实。谓具体实在地表达、表现。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唐·王勃《上刘右相书》：“徵实则效存，徇名则功浅。”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盖明自万历以后，儒者早年攻八比，晚年讲心学，即尽一生之能事，故徵实之学全荒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惟语必徵实，忌为空谈，博识之风，于是亦盛。”

3、臆测即主观地推测、猜测、凭想象揣测。

追其根源，当在《孟子》著名批评思想“以意逆志”，这一观念对中国批评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代锺惺谭元春“妙悟”说即根柢其说，后形成竟陵派。但由于其评多出于主观创解，不求依据，用于解经，则无关《经》义，弊端甚矣。

（二）、《总目·经部·诗类》中的体现

中国的批评传统重视三个方面：考据、义理、辞章，也是作者批评著作编纂的基本思想。考据求信，义理求善，辞章求美。欧阳修认为；“事信言文，乃能表现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说》）鲁迅也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鲁迅全集·‘题未定’章七》）作者认为对作品的正确评价要顾及全篇。不仅着眼于对“本事”的探究，亦强调“辞章”的形象性；同时，运用考证又力诘言言徵实，重视形象性又反对主观臆测。

1、作者把考评结合的批评观念作为评论作品的基石，贯穿于整部著作中。

这种批评观念在小序中体现鲜明：“全信全疑，均为偏见。今参稽众说，务协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者，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消融数百年之门户。至於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如在评论《诗序·二卷》（内府藏本）、《毛诗正义·四十卷》（内府藏本）、《诗缵绪·十八卷》（永乐大典本·元·刘玉汝）时，作者考镜源流，不乏训诂、校勘、资料收集与整理之法。探究作品本事，考证“作者”情况，并给予一定评价。考评结合，十分鲜明。又如《经部十五·诗类一》中：

《慈湖诗传二·十卷》（永乐大典本·宋·杨简）

“是书大要，本孔子‘无邪’之旨，反覆发明。然其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徵远引，曲畅其说。可谓折衷同异，自成一家之言”。

《诗缉·二十卷》·三十六卷（直隶总督采进本·宋·严粲）

“凡若此类，皆深得诗人本意。至於音训疑似，名物异同，考证尤为精核。”

《经部十六·诗类二》《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

“而编校诸臣，亦克承训示，考证详明，一字一句，务深溯诗人之本旨……必一一附录以补阙遗。於学术持其至平，於经义乃协其至当。”

作者对于汉学正统的坚持，重考评结合的原则文中信手拈来，比比皆是，可见这一评论方法对于中国批评家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深刻影响。

并且，作者评论时力求辞章独具形象性，如《经部十六·诗类二》中《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何楷）“凡名物训诂，一一考证详明，典据精确，实非宋以来诸儒所可及。譬诸罗七宝，造一不中规矩之巨器，虽百无所用，而毁以取材，则火齐、木难，片片皆为珍物。”作者用“不中用之巨器”比作品，整体似无用，拆开而片片为珍品，语辞形象而“本事”尽显。又如《经部十八·诗类存目二》中《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毛奇龄）选用主客问答的方式，运用“自问自答”的设问又间以反问的修辞。选用主客问答的方式，运用“自问自答”的设问又间以反问的修辞手法，使内容清晰，形式灵活，表达鲜明而形象。

2、考证结合之法深受《孟子》“以意逆志”思想的影响，作为最传统的批评方法被中国批评家广泛运用。

但探究诗人夲旨时，作者反对由于过于徵实而使评论近似类书；又反对因主观臆测而使评价陷于空谈。故作者认为应科学批评，注重全篇的理解。如《经部十七·诗类存目一》中《毛诗说·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四卷·明·陈以蕴）“词必徵之事，事必实之人，往往不得其义”。作者认为陈评过于徵实忽略了全篇而导致“不得其义”，反徵实的态度十分明确。又如《毛诗多识编·七卷》（浙闽总督采进本·明·林兆珂）“贪多务博，颇乏持择。……然如‘龙’之龙非真龙，‘鸾镳’之鸾非真鸾，而徵引故实，累牍连篇。此自类书，何关《经》义？”《诗经考·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明·黄文焕）“其於人物，皆详其始末，成一列传，而又不著其所本，尤为曼衍。”另《经部十五·诗类一》中《毛诗陆疏广要·二卷》（内府藏本·吴陆玑·明毛晋注）“其考订亦颇不苟。……至於嗜异贪多，每伤支蔓……核以诂经之古法，殊乖体例。”作者认为评论应考证不苟，但言言徵实则因小失大，伤及全篇。不仅难得作品“本事”，且使之形如类书而于《经》义了无干系。故强调应科学运用《孟子》“以意逆志”之法进行正确评价，反对徵实，注重全篇。

3、《孟子》“以意逆志”之法曾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深刻影响，但批评家对于“意”的两种不同观点不能科学的结合，使评论流于主观臆测的弊端，难伸作品“本事”。

故作者认为要得作品本义，须反对主观臆测，从全篇出发。如《诗说·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惠周惕）“然其馀类皆引据确实，树义深切，与枵腹说经，徒以臆见决是非者，固有殊焉。”（《经部十七·诗类存目一》中《诗序解颐·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邵弁））“此书申朱子《诗序辨说》之义，而又以己意更正之，中多臆论。所定《小雅》世次诸条，尤无确据。卷末附《洛书辨》一篇，无所阐发，徒事空言。”作者认为，邵弁虽考评结合，但多为主观臆测，故于经义无所阐发，使创解流于空谈。又如《经部十七·诗类存目》中：《诗经说通·十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沈守正）“持论多茫无考证，故所引皆明人影响之谈。虽大旨欲以意逆志，以破拘牵，而纯以公安、竟陵之诗派窜入《经》义，遂往往恍惚而无著。其胶固不解，更甚於训诂之家，乌在其能得言外意也”《诗经偶笺·十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明·万时华）“大旨宗《孟子》“以意逆志”之说……然《诗》道至大而至深，未可以才士聪明测其涯际，况於以竟陵之门径掉弄笔墨，以一知半解训诂古经盖锺惺、谭元春诗派盛於明末，流弊所极，乃至以其法解经。

评《诗》之作运用“以意逆志”之法，然误入竟陵派“主观臆测”之门。“皆臆揣武断之说”（《诗问·一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国朝·吴肃公））不仅不能得古经“言外之意”，且“然多不根之创解……溷乱《经》文”（《桂林诗正·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顾懋樊）），因此，作者强调创解须有所根柢，反对主观臆测。作者力诘主观臆测的篇目甚多，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可见，作者评论深得《孟子》“以意逆志”之法，将考证、义理、辞章作为基本的批评方法。把训诂、校勘和资料收集整理作为探究作品本事的基础；把辞章须具备形象性作为衡量作品高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强调要科学运用“以意逆志”之法，注重全篇。力求考评结合，具有形象性；力避言言徵实，反对主观臆测。作为重要的批评方法，不仅用于评论他人作品，亦见于作者收集编撰时。其被广泛运用，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