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湛 贲宋长史茂之十二世孙。
本家毗陵,后为宜春人。贞元中登第,尝以江阴县主簿权知无锡县事,后为毗陵守。
湛 温五代时光州人,仕闽。王延翰时为御史大夫、国子祭酒。
王审知养延禀与延翰有隙,遣使来探虚实。延翰命温往饯,且鸩之。
温惧争斗,道貌岸然经高安山西岭,饮鸩自毙。 国人哀之,名其岭为祭酒岭。
湛 然唐代佛教天台宗高僧,常州晋陵荆溪(今属江苏省宜兴)人。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甘泉都,学者称甘泉先生。
明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官南京吏、礼、兵部尚书。湛若水是明代著名的学者,从陈宪章游,是陈白沙弟子中成就最著者。
湛若水与王守仁皆以理学著名而分庭抗礼。湛若水书法亦学乃师,陈白沙善用一种特殊的“茅龙笔”,笔性与一般的毛笔有异,写出效果自然不同。
湛若水这件行草书纸本,纵144、横72厘米。从笔划特点看,也应是用茅龙笔所书,比如笔划间出现的飞白,与毛笔出现的略有不同。
湛若水书法虽承继白沙,但能自出新意,这点较为难能可贵。陶母湛氏(公元243--318年),是中国古代一位有名的良母。
她与孟母、欧母、岳母齐名,是著名的“四大贤母”之一。她以教子有方和宽厚待人称道于世。
《幼学》云:“侃母截发以筵宾。村媪杀鸡而谢客。
此女之贤者。”这“侃母”,指的就是东晋名将陶侃的母亲湛氏。
湛氏出生于三国时期吴国的新淦县南市村(今江西省新干县金川镇)。16岁那年,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嫁给了吴国扬武将军陶丹为妾。
生下陶侃没几年,丈夫陶丹便病逝。从此,家境便跌落到"酷贫"的地步。
在外孤苦无依,湛氏只好携带侃儿由浔阳(今九江市)回新淦娘家,以纺织谋生,供陶侃读书。湛(zhàn)姓源出有:源流一源于姒姓,出自夏王朝早期大禹氏族后代,属于以国名为氏。
上古夏朝时,有个斟灌氏国,是大禹的氏族中的一支建立的诸侯国,其地在今山东省寿光县东北四十里斟灌店。 太康失国后,东夷族人寒浞又代羿称王。
派遣浇率兵攻灭斟灌氏国。原斟灌氏族人为避害,便约定把原国姓斟灌二字合并,各取一半,合成一个湛字,即去斗去雚为姓,遂成湛氏。
子孙沿袭,传延至今,已有四千余年。这在典籍《百家姓》中有注释:“湛,系出姒姓,夏同姓诸侯斟灌氏,其后子孙去斗去雚,合二字为湛氏。
”源流二源于尹祁氏,出自上古尧帝的第三子大节之后裔,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据文献《荆州谌氏祖谱》记载:“谌氏为尧之后,封大节于洛阳,始有谌氏。”
大节,是远古尧帝的第三子,其后裔子孙在西周末期亦称大节。大节在周平王姬宜臼执政期间(公元前 770~前720年)为洛阳令,率军兴晋伐戎,恢复周王朝有功,在周平王迁都成周后,被赐与成周之东的谌地即礁阳(今河南洛阳),为礁阳令,遂以封邑为姓氏,称谌氏,始有谌氏一族,世代相传至今已达八十七世,人丁甚是兴旺。
谌氏一族在东汉顺帝刘保执政时期(公元126~144年),有一位赫赫有名的谌重,字文叠,江西坞土塘人,后迁豫章(今江西南昌),谌重被“高第除郡博士”,官至京辅都尉、右内史卫尉、大司农诏加奉车都尉,后出任荆州刺史,敕封汉昌侯。谌重是全国各地谌氏族人的重要先祖之一。
到唐朝时期,太常博士林宝于唐宪宗李纯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奉诏组织编撰了著名的《元和姓纂》,在该书中,林宝将“谌”误为“湛”字,以谌重为“湛”姓,记载为“湛重南昌人,汉末大司农。”据本书考证,在隋、唐时期,谌氏族人聚集的古新淦之地(今江西樟树)的确有一个称作“湛溪镇”的地方,大概就是因地名而误笔之故。
源流三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郑国大夫裨谌,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在著名清朝学者张澍所著的《姓氏寻源》里记载:“湛氏,宜出郑国时期的复姓裨谌氏……五里族盛,析居本邑凡十余处外,徙近而邻邑,远而湘黔,皆根本五里。”
裨谌,是春秋时期郑简公执政期间的郑国大夫,博学多谋,大力协助国相公孙侨(子产)处理国政。 史书记载:“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
有事乃载裨谌与之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断之,使公孙挥为之辞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也。”在裨谌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谌氏。
但同第二个渊源类似的,古代的姓氏学家已经把“谌”误为“湛”。 因此,而望出豫章的谌氏族人,早在唐、宋、明、清以来就带着“湛”之姓氏,源源不断地迁徙祖国大江南北各地了。
源流四源于地名,出自春秋时期居住在湛地住民,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湛,水名,源出古应国犨县鱼齿山(今河南宝丰),东向流经叶县至襄城县境之后,汇入于北汝河。
湛邑,在春秋初期属于郑国,继而被楚国所占,后又属于晋国。到了战国初期,湛邑又属于韩国。
秦国灭韩国之后,在湛邑设置了父城县,汉朝时期因之。隋、唐时期,湛邑先后被称为汝南县、滍阳县、武兴县、龙兴县等。
春秋、战国时期居于湛邑的住人,多有以地名为姓氏者,称为湛氏,其中姬姓、芈姓、赢姓的皆有,其后代沿袭湛氏至今,姓源繁复,不可一论。 【各支始祖】湛福六:明朝洪武年间自江西铁树观迁平江哲寮,是为。
小石碑(或小石人)立于桥道要冲或砌于房屋墙壁,上刻(或书)“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之类,要禁压不祥之俗,在民间甚为流行。
关于“石敢当”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西汉史游的《 急就章 》:“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颜师古注:“卫有石蜡、石买、石恶,郑有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以命族 。
敢当, 所向无敌也。”颜氏认为,石是姓,敢当为所向无敌意。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七“ 石敢当 ”条中引用了史游的《急就章》及颜氏注,完全同意颜氏的说法。颜师古对石敢当的解释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我们知道,《急就章》是当时的儿童启蒙识字书,若据颜注,石敢当就是姓石的那个 人所向无敌,除非姓石的那个人当时名声很大,否则儿童很难接受其说,教书先生也很难讲解清楚。我们遍查古籍,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位汉代以前的名声很大的无敌英雄石某某,近现代学者邓尔雅指出。
石敢当一语 。出《急就章》,本无其人,后人特就文意石敢当以为喻而已。”
(《 民俗 》41- 42期合刊 )宗力。刘群二同志亦认为:“西汉史游《急就章》有句云: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
颜师古注以为石乃姓氏,敢当为所向无敌。 说者谓石敢当碑即取所向无敌之文。
以镇,此说稍差强人意,然犹未尽。古语中此类语汇甚多,何故专取于此(《中国民间诸神》) 另一种说法是:认为石敢当是五代汉时的勇士。
明人陈断儒的《群碎录》云:“五代汉刘智远时,有勇士名石敢当,其慕古人名以自表见耶?仰即其人与?”杨信民的《姓源珠玑》亦讲“五代刘智远为晋祖押衙,潞王从珂反,愍帝出奔,遇于卫州。智远遣力士石敢当袖铁槌侍。
晋祖与愍帝议事, 智远拥入, 石敢当格斗而死, 智远尽杀帝左右, 因烧传国玺。 石敢当生平逢凶化吉,御侮防危。
故后人凡桥路冲要之处,必以石刻其志,书其姓字,以捍居民”。 我们认为,石敢当之石碣(碑)与五代勇士石敢无关,理由有二: (一)遍查旧、新《五代史》,有名石敢而无名石敢当者,亦没有把勇士石敢尊为石敢当的文字记载。
据《旧五代史·高祖本记上》记载:“应顺舍,晋高祖镇常山。唐明宗召赴阙,会闵帝出奔, 与晋高祖相遇于途, 逐俱入卫州,泊于邮舍。
闵帝左右谋害晋高祖,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铁槌立于晋高祖后。乃有变,敢拥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门,敢寻死焉。
帝率众尽杀闵帝左右,逐免晋高祖于难。” 再据《 新五代史·汉本纪要第十 》记载:“ 潞王从珂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镇州朝京师,遇愍帝于卫州,止传舍,知远遣勇士石敢袖铁槌侍高祖以虞变。
高祖与愍帝议事未决,左右欲兵之,知远拥祖入室,敢于左右格斗而死,知远即率兵尽杀愍帝左右,留帝传舍而去。”旧、新《五代史》记载虽然文字上稍有出入,但勇士系石敢而非石敢当则是一致的。
(二)石敢当在西汉史游的《急就章》中已见到,莆田县曾出土唐大历五年的“石敢当”石铭,据此,石敢当早于五代之勇士石敢明矣。清代学者翟灏在《通俗编》里也曾明确指出石敢当与五代之石敢无关:“据《五代史》,刘知远为晋押衙,高祖遇唐愍帝于传舍, 知远使勇士石敢袖锤侍高祖以虞变,谓植石所镌取此,即大历有镌之者,断知此说非矣。”
第三种说法是把“泰山石敢当”说成是“大夫”(即医生)。《茶香室丛钞》卷十记载:“国朝王渔洋山人王世祯)《夫于亭杂录》云:齐鲁之俗,多于村落巷口立石,刻‘泰山石敢当’五字,云能暮夜至人家医病。
北人谓医士为大夫,因又名之曰石大夫。按:此五字南中有之,而无医病之说,亦无大夫之称。”
单就这段文意即知,泰山石敢当为大夫的说法流传并不广,仅止于北方,而南中皆无。北方何以流传泰山石敢当为大夫之说,考其渊源,是流传已久的石敢当可降妖镇邪的演绎。
在流传泰山石敢当可以治病时,恐怕已没有人考究其是人是神还是什么东西,不然,何以讲“能暮夜至人家医病”而不讲白昼亦能入人家行医? 据查阅文献资料及在泰安市境内的调查可知,凡刻( 书 )“ 石敢当”(或“ 泰山石敢当 ”)之类者,多用石质材料 ,而用其它材料者较为少见。1988年,在肥城县发现12处刻( 书 )“泰山石敢当”或“泰山石镇宅”者,除两处新房子是书写在墙壁上的以外,其它10处均是刻之于石的。
立(砌)石刻“石敢当”之类语言的基本作用是什么呢?诸如莆田县出土的唐大历五年石铭云:“石敢当,镇百鬼,厌灾殃”是也。其它作用都是这种基本作用的引申或演义。
“ 石敢当 ”三字中有“石”字,石敢当刻于石上,其作用是厌殃镇邪,从其深层内涵上考察恐不无内在联系。汪宗衍先生《石敢当》一文中谓:“《淮南·万毕术》云,‘丸石于宅四隅,则鬼无能殃也 ’,庚信《小园赋》,‘镇宅以埋石’。
吴兆宜注《荆楚岁时记》:‘十二月暮日掘宅角,各埋一大石,为镇宅。”(《民俗》86-89期合刊)。
王成竹先生认为,这很可能是石敢当的由来。同时王先生又指出: “就石敢当三字字义讲,盖即石可当其冲也。
故镇于庐舍,墙隅街衢巷门前直冲之处也。”(《中国民间诸神》)宗力,刘群二同志认为王成竹的见解“颇有道理”。
汪藏海,明朝地理学家、勘舆家。
设计建造了明宫、曲靖城(曲靖市)等明代城市建筑,传说到过澳门。是明初有名的地理家,深得朱元璋信任,参与了明祖陵的修建。
有过千年古文明辉煌历史的麒麟城,曾经在漫漫长长的历史岁月中留下大量的文物古迹。远的不说,就明清时期,我们从志书看到有明确记载的祠就有武侯祠、名宦祠、乡贤祠、忠义孝弟祠、节孝祠、昭忠祠等10余座。
庙宇有关帝庙、文庙、城隍庙、旗庙、东狱庙、火神庙、财神庙、玄坛庙等20余座。寺有观音寺、天王寺、报恩寺、圆通寺、正法寺、玉泉寺等20余座,宫有文昌宫、关圣宫、川主宫等10余座,阁有斗阁、奎阁、文昌阁等十余座,还有更多的庵、殿。
这其中规模最大,建筑宏伟,最负盛名的当数明洪武十七年建的位于今天市彩印厂内的文庙。这座文庙又叫孔庙、夫子庙,意思一样,都是为大儒孔夫子建的。
据清咸丰《南宁县志》记载,当时的文庙“坐北面南,天马峙其左右。堂居宽大,气象万千,直圣人居也。”
中国的圣人中,孔子算是最富于求实精神的人,他对自己的政治主张执着得过分,尽管他一生奔走费尽唇舌去推行的政治主张,最后可以说毫无建树,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在他后来无可奈何退而著书讲学之后,他的那些不合时宜的主张,迂阔难行的学说,竟在他的身后一下子热起来,终于使他成了仪范百王,师表万世的至圣先师。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这个不语怪力乱神的务实家,竟被他的后学们塑成最大的怪神之一,被热热闹闹的供奉了两千多年。
在旧时的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有人口聚居的地方就没有不供这位先圣大师的庙宇。曲靖的这座孔庙从落成之后,几乎每一任地方长官都作修葺扩建,使得这座孔庙越来越壮观雅致气派,到了康熙年间,仅仅是天子台下面东西两侧的庑殿就达28间。
里面书籍,祭器、乐器、冠服应有尽有,庭院内还植有桂、柏以及各种名花异草,那真是适合圣人居住的地方。然而时过境迁,这些古迹大都随风而逝。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这座旧城的惟一古迹只有一段明代所筑的古城墙。它历经几百年的风雨,如今还静静地活在康桥旁边国风剧院的一侧。
公元1381年,三十万明朝大军在麒麟城白石江畔击败了梁王的十万精兵,打通了云南通道,使其全境归服于明王朝之后的第二年三月,曲靖正式改路设府。朱元璋这时诏谕明军统帅傅友德:“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南、河南四都兵守之,控制要害。”
这是《明太祖实录》里记载的史实,这样进入云南的汉族军士中,有相当一部分被留了下来。1368年,朱元璋又下诏谕说:“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蓄。”
于是,有了把军戌与屯田相结合起来的卫所屯田制度,使军士及其家属长期定居下来。实行“七分耕种,三分操备”。
曲靖成了军事屯垦的主要地区之一。这时候,朱元璋为了巩固曲靖这道入滇重要门户,遂批准在此兴建府城。
古人建城,在选址上一般所遵循的原则是“非于广川之上,必于大山之下,高勿近旱而水足,低勿近而沟防省”,这话来自于管子,他老人家这番教导曾经影响了中国上千年的城建。曲靖府城的建设应该也是遵循了这一原则的结果,这座府城在坝子边缘,北临麒麟山、南倚寥廓山,东临南盘江,又有潇湘江、白石江环绕,倚山面水,居高临下,不能不说是个好地方。
有意思的是,这座古城的建筑六百年后还引出了一段与澳门的佳话。1999年澳门回归前夕,中央电视台组织了一台“庆祝澳门回归倒计时100天‘世纪龙腾’晚会”,在晚会上,邀请了来自澳门、珠海、北京和云南曲靖的四位嘉宾,现场进行“澳门古今谈”。
分离四百年的同胞兄弟就将在这个世纪末回到祖国怀抱,没有比这更让人激动的事了。让人没想到的是,来自云南曲靖的赵宏逵先生谈的是曲靖与澳门两座城市早在六百年的一段渊缘。
按赵先生所谈,澳门和曲靖古城出自同一位设计者,并同时先后两年建造的一模一样的姊妹城。那位设计者就是曾设计建造了明宫,很受朱元璋赏识的著名勘舆家,或者通俗一点说是风水学家的汪藏海。
一座城市的建筑设计请勘舆家来主持,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在旧中国,上到皇宫城池的建造,下到一般贫民百姓砌个灶台猪厩都离不了风水先生。
当然汪藏海不仅只是风水先生,他还懂建筑科学。曲靖与澳门两城市的设计据说都是仿照古城西安的形式建造的。
仿造自然仅限于形式。从城池规模上,曲靖只有不足一平方里。
清咸丰二年《南宁县志》上我们看到的是,这座府城从1387年开始筑砖城,城周长六里三分,高有三丈,厚如之,雉碟高一丈,垛口有一千六百三十个,设了四门。东门为乐耕门,南门为莱薰门,西门叫胜峰门,北门为迎恩门。
每道城门下部用的是五面石,中部和上部用条石和青砖砌成。同时在4座城门上建了木结构的城门楼,双重楼飞檐式。
东为“太阳阁”,阁上悬“平瀚滇云”匾,南名“纯阳阁”,悬“文明丽政”匾,西名“太阴阁”,悬“胜峰起秀”匾,北名“都天阁”,悬“恩迓神枢”匾。而城墙用砖、夯土筑成,外沿用五面石镶嵌。
全城依地形呈不规则长方形,城内道路网为丁字型,沿四城门分建有东。
小石碑(或小石人)立于桥道要冲或砌于房屋墙壁,上刻(或书)“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之类,要禁压不祥之俗,在民间甚为流行。
关于“石敢当”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西汉史游的《 急就章 》:“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颜师古注:“卫有石蜡、石买、石恶,郑有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以命族 。
敢当, 所向无敌也。”颜氏认为,石是姓,敢当为所向无敌意。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七“ 石敢当 ”条中引用了史游的《急就章》及颜氏注,完全同意颜氏的说法。颜师古对石敢当的解释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我们知道,《急就章》是当时的儿童启蒙识字书,若据颜注,石敢当就是姓石的那个 人所向无敌,除非姓石的那个人当时名声很大,否则儿童很难接受其说,教书先生也很难讲解清楚。我们遍查古籍,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位汉代以前的名声很大的无敌英雄石某某,近现代学者邓尔雅指出。
石敢当一语 。出《急就章》,本无其人,后人特就文意石敢当以为喻而已。”
(《 民俗 》41- 42期合刊 )宗力。刘群二同志亦认为:“西汉史游《急就章》有句云: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
颜师古注以为石乃姓氏,敢当为所向无敌。 说者谓石敢当碑即取所向无敌之文。
以镇,此说稍差强人意,然犹未尽。古语中此类语汇甚多,何故专取于此(《中国民间诸神》) 另一种说法是:认为石敢当是五代汉时的勇士。
明人陈断儒的《群碎录》云:“五代汉刘智远时,有勇士名石敢当,其慕古人名以自表见耶?仰即其人与?”杨信民的《姓源珠玑》亦讲“五代刘智远为晋祖押衙,潞王从珂反,愍帝出奔,遇于卫州。智远遣力士石敢当袖铁槌侍。
晋祖与愍帝议事, 智远拥入, 石敢当格斗而死, 智远尽杀帝左右, 因烧传国玺。 石敢当生平逢凶化吉,御侮防危。
故后人凡桥路冲要之处,必以石刻其志,书其姓字,以捍居民”。 我们认为,石敢当之石碣(碑)与五代勇士石敢无关,理由有二: (一)遍查旧、新《五代史》,有名石敢而无名石敢当者,亦没有把勇士石敢尊为石敢当的文字记载。
据《旧五代史·高祖本记上》记载:“应顺舍,晋高祖镇常山。唐明宗召赴阙,会闵帝出奔, 与晋高祖相遇于途, 逐俱入卫州,泊于邮舍。
闵帝左右谋害晋高祖,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铁槌立于晋高祖后。乃有变,敢拥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门,敢寻死焉。
帝率众尽杀闵帝左右,逐免晋高祖于难。” 再据《 新五代史·汉本纪要第十 》记载:“ 潞王从珂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镇州朝京师,遇愍帝于卫州,止传舍,知远遣勇士石敢袖铁槌侍高祖以虞变。
高祖与愍帝议事未决,左右欲兵之,知远拥祖入室,敢于左右格斗而死,知远即率兵尽杀愍帝左右,留帝传舍而去。”旧、新《五代史》记载虽然文字上稍有出入,但勇士系石敢而非石敢当则是一致的。
(二)石敢当在西汉史游的《急就章》中已见到,莆田县曾出土唐大历五年的“石敢当”石铭,据此,石敢当早于五代之勇士石敢明矣。清代学者翟灏在《通俗编》里也曾明确指出石敢当与五代之石敢无关:“据《五代史》,刘知远为晋押衙,高祖遇唐愍帝于传舍, 知远使勇士石敢袖锤侍高祖以虞变,谓植石所镌取此,即大历有镌之者,断知此说非矣。”
第三种说法是把“泰山石敢当”说成是“大夫”(即医生)。《茶香室丛钞》卷十记载:“国朝王渔洋山人王世祯)《夫于亭杂录》云:齐鲁之俗,多于村落巷口立石,刻‘泰山石敢当’五字,云能暮夜至人家医病。
北人谓医士为大夫,因又名之曰石大夫。按:此五字南中有之,而无医病之说,亦无大夫之称。”
单就这段文意即知,泰山石敢当为大夫的说法流传并不广,仅止于北方,而南中皆无。北方何以流传泰山石敢当为大夫之说,考其渊源,是流传已久的石敢当可降妖镇邪的演绎。
在流传泰山石敢当可以治病时,恐怕已没有人考究其是人是神还是什么东西,不然,何以讲“能暮夜至人家医病”而不讲白昼亦能入人家行医? 据查阅文献资料及在泰安市境内的调查可知,凡刻( 书 )“ 石敢当”(或“ 泰山石敢当 ”)之类者,多用石质材料 ,而用其它材料者较为少见。1988年,在肥城县发现12处刻( 书 )“泰山石敢当”或“泰山石镇宅”者,除两处新房子是书写在墙壁上的以外,其它10处均是刻之于石的。
立(砌)石刻“石敢当”之类语言的基本作用是什么呢?诸如莆田县出土的唐大历五年石铭云:“石敢当,镇百鬼,厌灾殃”是也。其它作用都是这种基本作用的引申或演义。
“ 石敢当 ”三字中有“石”字,石敢当刻于石上,其作用是厌殃镇邪,从其深层内涵上考察恐不无内在联系。汪宗衍先生《石敢当》一文中谓:“《淮南·万毕术》云,‘丸石于宅四隅,则鬼无能殃也 ’,庚信《小园赋》,‘镇宅以埋石’。
吴兆宜注《荆楚岁时记》:‘十二月暮日掘宅角,各埋一大石,为镇宅。”(《民俗》86-89期合刊)。
王成竹先生认为,这很可能是石敢当的由来。同时王先生又指出: “就石敢当三字字义讲,盖即石可当其冲也。
故镇于庐舍,墙隅街衢巷门前直冲之处也。”(《中国民间诸神》)宗力,刘群二同志认为王成竹的见解“颇有道理”。
赵之谦( 1829 ~1884年),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伪叔、铁三、憨寮,又号悲庵、无闷、梅庵等,居住的地方称为“二金蝶堂”、“苦兼室”,中国清代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
浙江绍兴人。官至江西鄱阳、奉新知县,赵之谦的篆刻成就巨大,对后世影响深远。
后面的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都从他处受惠良多。赵之谦工字帖诗文,擅长书法,刚开始学习颜真卿,后取法北朝碑刻,所作楷书,笔致婉转圆通,人称“魏底颜面”;篆隶宗法邓石如,后来自成一格,奇雄倔强,别出时俗。
善绘画,花卉学石涛而有所变化,为清末写意花卉之开山。 篆刻初学浙派,继法秦汉玺印,复参宋、元及皖派,博取秦诏、汉镜、泉币、汉铭文和碑版文字等入印,一扫旧习,所作苍秀雄浑。
青年时代即以才华横溢而名满海内。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隶、篆的笔法融为一体,相互补充,相映成趣。
赵之谦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 他一生在诗、书、画、印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