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如何阐释命运

《红楼梦》第九十一回里，黛玉和宝玉有一段对话：

黛玉乘此机会，说道：“我便问你一句话，你如何回答？”宝玉……道：“讲来。”黛玉道：“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宝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宝玉道：“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黛玉道：“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宝玉道：“有如三宝。”

这段扑朔迷离的话，听起来象是话中有话，言外有意，学者说这叫禅语。“禅，复杂而恍惚，难于看清楚”。

说到禅，就会想到禅宗，这禅宗是中土佛教的一宗，一个流派，说到中土佛教，就会想到印度起源的佛教，这一篇就来看看佛教的命运。

关于佛教的命运，得从印度和中国说起。

在印度，这是佛教的发源地，于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印度进行的宗教改革运动中诞生。

那时在印度，祭士集团统制一切。婆罗门精通《吠陀经》即赞美诗，在举行宗教仪式和献祭时需要大声朗诵。这些赞美诗在人们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所以必须逐词逐音地熟记。

婆罗门垄断了《吠陀经》的传承，它们通过口头代代相传而留传下来，成了这一宝贵遗产的保管人和传送者，因此，“婆罗门能够以高于世俗首长刹帝利的印度社会领导人的身分，宣称并实施自己的主张和要求”。这一点儿与我们国家很不相同，在中国，是世俗的权力至高无上，在印度，却是宗教权力至高无上，种姓等级制度的地位比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高，印度的婆罗门是印度社会的领导人，高于世俗首长刹帝利。

婆罗门甚至通过强调他们所主持的宗教仪式的重要性，来向神的地位提出挑战。他们编制了一种散文手册，称为《梵书》，用来阐释《吠陀经》和指导宗教仪式，其中却提出婆罗门自己的要求，以神的名誉来包装自己的私货，正如史家所说，“这些要求常常是不成熟的思索与支持祭士种种权利的精明方案相结合的产物。”

印度人认为婆罗门的职责是神圣的，因此，他们享有很多特权和豁免权。

比如，婆罗门特别喜欢人们送礼，因为“向婆罗门赠送礼物的人则得到保证，他们将在今世和来世获得一定的报答。”对“土地这种礼物”，评价最高，因为它“解除了赠送者的一切罪孽”。因此，婆罗门得到大量的地产，包括整座的村庄。除此之外，婆罗门还免交各种捐税，因为人们认为，婆罗门已经以自己的虔诚行为清偿了这种债务。由于婆罗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们不得被判处死刑或任何类型的肉刑。最后，有关法、因果报应和再生的教义实际上也为婆罗门控制人们的心灵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手段。总之，是人？是神？印度教的教徒十分虔诚，婆罗门心里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婆罗门的种种要求和强征勒索是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印度进行宗教改革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那时，印度宗教界和知识界出现了动乱，动乱的一个表现是，出现了苦行主义的趋向，在当时最有活动能力、最富有才智的人中，有一部分人开始与社会疏远，沉浸于纯粹的内心反省中。他们发明了瑜伽修习的修行方法，心不弛散，最后进入出神或入迷状态。通过内心的反省和沉思，佛教诞生了。佛教的创立者开始都是苦行者，后来以较重实际、更有组织的方式向婆罗门的地位提出了挑战。佛教原本就是在印度人明显地反对不公平的种性等级制度和婆罗门祭司阶级的剥削中产生的。

最终，佛教向印度教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挑战——佛陀不能容纳种姓或婆罗门。佛陀象后来的新教徒那样，认为圣典也应为俗人所理解。因此，为了避开巫术、献祭和晦涩难解的经文，他用恒河平原的方言传教。

佛教在印度本土成为印度教的重要对手达数世纪之久。但是，它从未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而且从公元600年起，渐趋衰落。总之，这一伟大的宗教运动从其诞生地反常地消失了，其原因何在？

原来，以法、因果报应和再生为基本原则的种姓等级制度，是印度宗教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它已渗透到人的生老病死各个环节中，它为每个人的出生、结婚、去世和俗人生活中其他一些关键性的转变提供了种种仪式，就是说，种姓等级制度在印度是根深蒂固的，特别是社会法令和宗教法令的结合，使种姓等级制度成了印度社会钢铁般的框架，据说至今仍在起作用。

对比之下，佛教却未能为应付人们平常生活中的种种转变作好准备，因此婆罗门尽管遭到改革者们的攻击却仍能生存下去。更重要的是，婆罗门自己也从事改革。它接受了佛教的思想。实行自然崇拜、献祭和权力赎罪的原始印度教，已经被为《奥义书》的哲学、杀戒的怜悯以及法的精神戒律和道德戒律所改变。

应当说，虽然佛教作为一个从事活动的宗教信仰已在印度消失，但由于它的基本信条已为印度教所吸收，所以它至今仍然存在。就好象我们的法家学说，秦朝的灭亡使它信誉扫地，但它的集权原则后来仍为儒家学说所吸收。

实际上，突厥人对印度的入侵，更使佛教遭受到无可挽回的打击。12世纪，一个以廓尔为基地的突厥王朝兴起，廓尔在阿富汗境内。有一个人名叫穆罕默德，在他的领导下，廓尔突厥人向南挺进至古吉拉特，向东进入恒河流域。史家说，1192年，他们占领了德里，并将德里作为印度突厥苏丹王国的首都。在这次战役中，佛教寺院被破坏，大批僧侣遭屠杀，以致佛教在其发源地从此再也没有得到恢复。佛教从此处于没落状态。

佛教正式传入中国，还有一段汉明帝永平求法的故事，说是东汉永平7年（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说：“臣闻天竺（即印度）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派遣使者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13人去西域，往天竺（印度）求取佛经、佛法。据说，他们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合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白马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 永平求法标志着佛教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历史与大人物总是分不开，大人物做了个梦，就有了古老中国的一个新的历史篇章。

150多年后，汉朝崩溃，全国处于混乱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从公元220年汉朝分裂，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天下大乱了近400年，人世间的一切问题似乎都找不到解答了。由于大一统王朝的溃灭，儒家思想似乎失去了依据，它的独尊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于是，佛教开始大大的繁荣起来。

据说，佛教在南北朝与唐朝前期和中期最为兴盛。

南北朝时，随着佛教势力的增大，西行求法的风气十分兴盛。在这些求法者中，有一位法显高僧，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从长安出发，到天竺、师子国（斯里兰卡）等三十余国，获得很多经典，十几年后回到建业，与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大般泥洹经》等经典。《全球通史》里提到两位中国的高僧大师，一位是玄奘，另一位就是法显。

史家说，到公元4世纪后期，中国西北部十分之九的居民都信奉佛教，到6世纪时，中国南部的居民也跟着信佛了。后来，佛教一直繁荣到唐宋。到了唐朝，诗人杜牧（公元803－约852年）在他那有名的《江南春》里就以诗作大发感慨：“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当年佛教在中国流行的盛况，从时人留下的文字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比如唐朝中期，出了个大知识分子韩愈（768~824），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他那著名的《原道》里就说：“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古之为民者四（士、农、工、商），今之为民者六（士、农、工、商，加上和尚、道士）”，叹息“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说佛家“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惊呼“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说中国人都快要变成外国人了。韩愈对佛教的流行甚是担忧，并出谋划策，要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把和尚、道士还俗为民，把佛经道书统统烧掉，把佛寺、道观变成老百姓的民房。

佛教当年的兴盛，更威胁到世俗王权的统治，佛教开始与政府争地盘。约公元700年时，佛教在中国臻于极盛，佛教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众多的僧尼脱离民族经济，于是便有了佛教在中国传播史上的四次灭佛运动，即“三武一宗”灭佛运动。

第一次，公元444年，北魏太武帝开始废佛，史称太武法难。第二次，公元543—578年，北周武帝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

第三次，公元841—846年，唐武宗会昌年间进行排佛，这就是有名的“会昌法难”。这次灭佛运动规模很大，官方记载，拆毁寺院4600余所，拆招提（民间私造的寺院）、兰若（一般的佛寺）4万余所，大寺小寺一块拆，勒令还俗僧尼26万5百人，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寺院奴婢15万人为纳税户。佛教经过这次打击，大伤原气，据说后来再也没有复兴过，以后，便是儒释道融合论了。

第四次法难发生于公元955年，是唐朝溃灭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后周世宗（公元954—959在位）的灭佛，他从显德二年（公元955）起，废除未经国家赐予寺额的寺院三千多所；严格限制出家资格，并不许私度。又因为缺少货币，于是没收铜铸佛像，熔化了铸钱。

虽说这次灭佛已经带有整顿佛教的性质，但其时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已到勉强维持阶段，经过这一次打击之后，就更加萧条衰落了。

佛教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宗教信仰，更有一套道德标准，还有文学体系、建筑式样等等。

作为宗教信仰，如果说，佛教在它的发源地印度从未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那么在中国，它就更没有机会了，中国文明的最大特质是注重现世。

中国人注重现世，对于往世来生，则遵循儒家祖师孔子的教导，“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生，焉知死”。中国人讲究“此岸”，并不去关注那虚无飘渺的“彼岸”。中国人讲究“入世”，追求修齐治平，与佛家的“出世”恰成对立。

但佛教使中国有了一个新的文化式样，而且，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对我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南宋的知识大家朱熹，就把儒释道融合起来，成就了他的新儒学，成了儒家学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总之，在中国，佛教最终融合到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了。

佛教来到中国，便有了一个新的表现形式，形成中土佛教，有了许多流派，禅宗就是其中之一，学者说，至迟从南朝末年开始，在中土文化中，禅成为相当重要的成分。认为“禅”是梵语音译“禅那”的缩写，意思是静虑。静坐沉思，被称为“坐禅”或“禅定”，是佛教修养的重要方式之一。

关于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张中行先生有一本书叫《禅外说禅》，对我们普通人了解佛教文化，了解佛教对中国文化比如哲学、文学，以及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影响，作了系统全面而又深入的描述，我读了这本书，便对佛教文化有了一些基本而比较清楚的了解，我觉得，这本书讲的知识应该是准确的。

关于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本文并不去重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作为普通人，只是想说一点我自己或许大家有意无意感受到的一些影响。

比如出门旅游，总是要到名胜古迹，免不了要去看古刹名山，佛教遗留下来的寺庙建筑成了丰富的旅游资源，比如我们国家的四大佛教圣地闻名遐迩，禅宗祖庭少林寺妇孺皆知。佛教寺院里都有大雄宝殿，里面供奉的都是佛陀，这“大雄”便是佛陀释迦牟尼的德号，等等。

而且，许多与佛教有关的词语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口头语，比如“无事不登三宝殿”，就变成了成语，几乎人人都说，没人不懂。这三宝就是佛教的佛、 法、僧。“三宝殿”就是佛教寺院中佛、法、僧进行活动的三个主要场所。佛陀当然住“大雄宝殿”，佛陀要讲“法”，要作指示，教导信徒，记录下来便成了佛经，珍藏这些经典的便是“藏经楼”；“僧”是指禅房，是僧侣们休息的地方。据说，最早把这句话写到书里的，是明朝那个大名鼎鼎的兰陵笑笑生，他在《金瓶梅词话》里写道：“小媳妇无事不登三宝殿，……”，竟成了这个成语的出处。这说明，可能在明代及其之前，恐怕这个词就很流行了，把民间典型的口语流行词语提炼到自己的小说里，这正是文学家的功力。从老百姓的流行语言中，可以生动地反映出当时佛教的影响。

佛教对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说，“佛教是一个极其蓬勃有力的、劝人归化的宗教。”中国的普通民众一般也认为，佛教是一个劝人向善的宗教。

关于佛教的命运，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也有一个总结，他认为，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佛教早期分裂为两个主要分支，而且它像基督教一样，没有在其诞生地幸存下来。从公元1世纪开始，大乘佛教被输出到中国，随后输出到朝鲜、越南和日本。在这些社会里，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使佛教适应于和被吸收进本土文化（例如在中国适应于儒教和道教）……，然而，能够被合理地描述成小乘佛教文明的东西确实存在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此外，中国西藏、蒙古和不丹的人口，历史上曾认同于大乘佛教的变种喇嘛教，这些社会构成了佛教文明的第二个区域。然而，佛教实际上在印度绝种以及它之适应于和被结合进中国……现存文化，意味着它虽然是一个主要宗教，但却一直不是一个主要文明的基础。

史家认为，佛教在欧亚中部、东亚和东南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对古典时代欧亚核心区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总之，佛教在经历了极度辉煌之后，在它的发源地印度消失了，在它的传播中取得最大胜利的中国衰落了，但它毕竟留下了辉煌，留下了磨灭不掉的深刻影响。而且，在锡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许多地方，小乘佛教至今仍居支配地位。

如今，佛教仍然是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有资料说，现在信仰者人数仍然有3.82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