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事卜卜的信息

很多朋友应该记得高中学过一篇古文，叫《诗经·卫风·氓》，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说的是一对情侣成婚前，男方占卜算卦后得到的都是好结果，于是欢天喜地的用车把女方娶回家了，可见卜与筮已经是先民生活中非常普遍的行为了。那他们又是怎么卜？怎么筮？他们留下的占卜记录和文字对我们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最常见的几种占卜方法分别是骨卜，龟卜，玉卜和蓍（shī）占。

骨卜最早可上溯至6000年前的仰韶时代（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有遗物），但那时非常原始，也不对骨头进行什么处理就直接烧灼，然后利用骨骼上烧裂的痕迹判断事情的吉凶，可谓简单粗暴。

到了新石器末期和夏代二里头文化时期，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对卜骨的预制作，也就是烧之前要先刮削、打磨，从而让骨面光滑平整。这一时期中，猪、牛、羊的肩胛骨是骨卜的主要原材料，也有少量的鹿骨被发现。

史前卜骨

其后，商代占卜之风日盛，事事卜、时时卜的社会风气极大地促进了占卜行业及工艺的发展，这一时期骨卜的原材料选择愈发广泛：猪，牛，羊，龟，鹿，虎，象，甚至人……对原材料的处理也越来越讲究，首先水煮去脂，然后刮削、锯切、打磨，这样处理过的骨头不但质量更好，储存时间也更长。火灼之前，还要凿或钻，烧完之后，负责占卜的贞人再在光滑的骨面上刻下结果和解释性的文字，可以说，骨卜技术和流程完整性都在商代达到了巅峰。

龟在我们的文化中一向被认为是长寿而有灵之物，更可以作为与神灵沟通的媒介，判断吉凶，甚至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记载，春秋时宋元王曾经获得大龟，犹豫要不要放掉，博士卫平跟他说： “龟者是天下之宝也，先得此龟者为天子，且十言十当，十战十胜。……王能宝之，诸侯尽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史记.龟策列传》）最终，宋元王听从了宋平的建议，杀掉了大龟，并且用龟甲占卜，结果是“元王之时，卫平相宋，宋国最彊（强），龟之力也。”宋国的强大被归结于神龟的帮助。

虽然龟也曾作为先民的普通食物，被吃过之后直接扔掉，但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遗址中，考古学家已经找到大量龟甲随葬或作为房屋奠基物的证据，龟甲“内装识字或背甲涂朱，可以说，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龟灵观念”（高广仁，邵望平《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牲》）。与骨卜相比，龟卜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地域影响（主要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华南地区），因为猪牛羊的分布是非常广泛的，但有广阔水域的地方才适合龟的生存。受到骨卜的影响，人们在夏文化时期开始像制作卜骨一样制作卜龟，在商代，龟卜与骨卜齐头并进，其上留下的文字记录也就是震惊世人的甲骨文。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证明了至少在至今3500年前，我国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字体系。其中，殷墟已出土刻辞甲骨15万片，记有5000余单字（被学界公认识读的有1500余字），是珍贵而重要的历史研究资料。

殷墟出土刻字龟甲

与中原地区多骨卜、龟卜不同，在我国三大玉文化中心（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含山凌家滩），玉从日常的装饰和工具逐步转变为事神的礼器，各种玉礼器的兴盛证明了玉文化与宗教的结合。玉卜不但多记载于文献中（“季冬, 陈玉以贞来岁之恶。”贾疏：“将卜筮之时, 先陈玉以礼神, 然后卜筮也。”（《周礼·春官·天府》）），也出土过刻有八方图形的卜卦器具玉版和玉龟（安徽含山凌家滩墓葬）。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版

所谓“蓍占”，就是用蓍草所进行的占卜，将蓍草按一定规则操作所形成的排列顺序作为征兆，然后参考《易》的卦、爻辞，来推断吉凶。殷周之际，蓍占开始普及化。这种变化可能来源于三个原因：第一，古人不再以渔猎生活为主。农耕取代渔猎，获取龟甲和兽骨的频率自然也就随之减少了；第二，作为原材料，获得蓍草更便捷。蓍草生长在原野，取材便利，而且无需繁琐的加工和烧灼；第三，古人认为蓍草身上的神秘色彩更浓（有如神草）。例如“圣人设计，以用蓍生，圣人度以虚实，英草与天齐休。”大意是说，荐草是按照圣人的设计生长出来的（易纬•乾坤凿度》。又有“蓍生地于凋殒一千岁，一百岁方生四十九茎，足承天地数。五百岁形渐干实，七百岁无枝叶也，九百岁色紫如铁，一千岁尚有紫气，下有神龟伏于下。”之语（《万行经》）。

蓍草

然而，蓍占出现以后，龟卜不仅没有被立刻淘汰，还一度被认为比蓍占更庄重，因此凡是像建都、出征、祭祀、联姻之类的大事，总还是以龟卜为准。（《周礼•春官》：“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左传•僖公四年》中亦有“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但是，由于蓍占毕竟以《易》为依据，重视数的推算及对卦象的分析，而甲骨占卜并不总是有肯定结果，比较模棱两可，且操作复杂，原料获得不易，所以在周代以后，便少有人用，不复显赫。后世的占卜更是越来越向“经世致用”、“简单易行”的方向发展，凭借丢铜钱或数字即可获得卦象，无论龟卜还是蓍占，都很少有人再去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