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搏兔

两次平定大小金川是清朝乾隆皇帝的十大武功之一。

大小金川不过偏居川西一隅的弹丸之地，充其量不过今天的一个屯，参与叛乱者不满三万。

但，为了平定大小金川，乾隆先后共投入了近60万人力、7000万帑币，所付代价为十大武功之最。

平定之日，乾隆帝手舞足蹈，亲诣东陵、西陵，礼泰岱，告阙里，受俘庙社，上皇太后徽号，勒碑太学和大小金川，依次封赏文武官员，郊劳备致，不亚于任何一次成功的开疆辟土。

为什么会这样？

话说，乾隆十一年(1746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助其女欺凌女婿小金川土司泽旺，并夺取了小金川泽旺印信。

清廷四川总督和巡抚出面调停，无果。

不听调停？打！

乾隆一声令下，兴起四万大军前往督讨。

乾隆认为，天兵一降，小小莎罗奔还不束手就擒？

没承想，大小金川咫尺皆山，清军八旗兵无从纵骑驰突，处处被动。而莎罗奔筑垒成碉，守寨据险，以枪矢擂石往外击，打得清军人仰马翻。

次年，乾隆帝调张广泗任川陕总督，再从云贵调将入川，共击莎罗奔。

饶是如此，清军还是讨不到半点便宜，屡屡失利。

一怒之下，十三年四月，乾隆帝又命讷亲督师前往增援。

俗话说，一军不设二主。张广泗和讷亲互成掣肘，都不服对方管理，致使军心不一，被莎罗奔一举击破。

乾隆气得直翻白眼，下诏处斩张广泗、赐死讷亲；改用傅恒为统帅，起用已废黜还籍的名将岳钟琪，再征莎罗奔。

莎罗奔曾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跟随岳钟琪征战川西北羊峒(今南坪)藏族地区，得岳钟琪栽培，领“金川安抚司”印信。听说是恩主亲来征讨，亲率13骑入清营请降。

乾隆息事宁人，诏赦莎罗奔，事情告一段落。

但大小金川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时有冲突。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莎罗奔的侄孙、大金川土司索诺木突然与泽旺的儿子、小金川土司僧格桑联手反清。

乾隆鼻子都气歪了，命四川总督阿尔泰联合九家土司会攻大小金川。

大小金川乃是有备而反，为了阻击清军，他们增垒设险，严阵以待，干净利落地将来犯的清军挫败。

乾隆怒不可遏，革掉阿尔泰之职，另派温福入川督师。

温福并没比阿尔泰强到哪里去，两年之后，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战死阵前。

乾隆只得派阿桂为将军，增兵金川。

经轮番血战，清军死伤众多，终于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艰难获胜。

历时数十年，屡易将帅、死伤逾万人、耗银7000万两的大小金川之役宣告结束。

乾隆由是长吁了一口气。

大小金川之战，其实并非土司之间单纯争风吃醋、争权夺利所引发的战争，里面是有深层原因的。

唐宋时期，统治者为了羁縻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以土官治土民”措施，建立土司制度，即承认各少数民族的世袭首领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

这一措施，是中央与地方各民族统治阶级的互相妥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朝廷的敕诏在少数民族地区很多时候都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

土司对中央叛服无常，恣肆虐杀百姓，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战争频密，人为地制造出极不稳定因素。

为了解决土司割据的积弊，明朝晚期的统治者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即改土官为有一定任期的流官，革除土司制，建立州县制。

明亡后，清雍正帝于雍正四年（1726）接受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沿袭明朝的做法，逐步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流官进行管理。

朝廷这一做法，触及土司的世袭利益，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土司的反弹。

大小金川之乱，就是发生在这种背景之下的。

乾隆对大小金川之乱的反应迅速，十二分重视，并以狮子搏兔的态度对待，除了担心少数民族形成脱离中央统治的割据势力外，更担心汉人与藏人、羌人诸部联合起来反清复明，动摇到清朝的统治。

所以，平定大小金川后，尽管劳师糜饷，表面上看来是得不偿失，但乾隆还是连声称：值得值得！

以大历史观的眼光来看，也真是值得。

如果不是用无比坚决的手段平定大小金川，以武力配合政策，巩固和发展西南地区自雍正以来“改土归流”的成果，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控制，很可能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大为减少，边疆对中央也缺乏应有的归属感，也就极不利于滇﹑黔﹑桂﹑川﹑湘﹑鄂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地区融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可以说，乾隆帝以大小金川之战来巩固和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