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不是算命先生超星星尔雅

1. 马克思主义不是算命先生 全文在哪

1. 原文：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为了批判党内存在的悲观思想，给林彪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在信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认为这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这封信实际上已经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2. 当今世界共产主义国家除了中国和朝鲜还有哪些

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古巴共和国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曾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至1989年） 匈牙利（至1989年） 罗马尼亚（至1989年） 保加利亚（至1989年） 波兰（至1989年） 民主德国（至1990年） 阿尔巴尼亚（至1991年） 苏联（至1991年） 蒙古人民共和国（至1991年）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至1991年） 国名带社会主义但一般不认为其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 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社会主义国家，一般指实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

标志是共产党执政，而且往往是采用一党制。但要注意的是，有“社会主义”字样的国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社会主义”字样的国家不一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通过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两种。前者主要是东欧国家，后者有苏联、中国。

由于至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一党制，且是共产党执政，因此西方又称“共产主义者的国家”（Communist state）。从而，又有“共产主义国家”的称呼，但实际上这一称呼不是很确切，也从来没有社会主义国家说自己是“共产主义国家”。

另外，要也要区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具体关系。虽然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声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最高信仰，但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他们信仰的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甚至于斯大林主义，这也是苏式社会主义这一名称的由来。

实际上，这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例，翻译的马克思的着作只有60多卷，且全由俄文版翻译，而公认最全的法文版有100多卷。 根据列宁个人的思想，实际上，他更倾向于建立一个多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不幸的是，在他完成这一目标之前就逝世了。之后，斯大林建立了一党制的国家，并成为了后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对象。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大多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 1989年到1991年间，苏联和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发生剧烈的政治动荡，共产党或者共产主义政党纷纷失去政权。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急剧减少，也令其馀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空前的危机。因此使得剩馀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分裂，以朝鲜为代表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实行过去的方针政策，以中国为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进行改革。

对于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人眼中已经不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认为这是“共产主义失败论”的根据之一，甚至于像朝鲜这样的保守派社会主义国家也认为这些国家已经“变质”了。但鉴于对“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就很难给出一个绝对的定义，现在也很难加以评论。

二战后的民族独立浪潮中，除部分国家走上苏式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有相当数量的新独立国家也曾宣布自己是某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总共约有50多个。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往往具有民族主义或宗教的色彩。

瑞典----真正的社会主义 瑞典在19世纪末还是欧洲落后国家之一，比俄罗斯还落后，瑞典社民党成立时，拿不出自己的党纲党章，即把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二党的党纲党章照抄不误。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中悬挂的领袖照片，前三位是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都是德国人，第九位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蓝亭。

1920年，社民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就建立一批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1924年下台。他们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于1932年再次上台时，一方面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由政府和工会来合理分配财富，这样就用力少而见效快，竟连续执政44年，直到1976年才由人民党代替。

但以后20多年中，仍以社民党执政为主，结果瑞典成为全世界人均最富国家之一，更是福利最多的国家，可说“从摇篮到坟墓”都由政府包办了。当然，福利太多也有副作用，但与贫穷落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瑞典的社会主义，为了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相区别，在“社会主义”之上加了“民主”二字，即“民主社会主义”。他们的民主达到什么程度呢？法律规定，除国王外，任何人外出时都不带警卫。

只有议长、首相、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几位领导人，才配给公务专车。所以瑞典的高级官员都和普通人一样，乘公交车、私车或徒步上班上街。

1988年，瑞典前首相帕尔梅，也是社民党主席，在街上步行时被刺身亡。自此以后，才规定首相外出时可带警卫。

帕尔梅不仅在国内威望高，在欧洲和世界都有重大贡献，但身后并未有纪念堂、纪念碑之类，坟墓也并不豪华，墓地只有四平方米，只是葬于被刺街道附近的公墓，竖立一块约一米高的有帕尔梅签字的鹅卵石，以便后人凭吊。瑞典社民党是执政半世纪的大党，中央党部仅60多人，一个省委仅五六人，除了党费之外，政府只按其进入议会的人数，定额给予补贴。

所以党的工作人员必须密切联系选民，必须代表民意。就是对外活动，也以平等为原则，外国代表团去瑞典，团长和团员同一规格，只是团长多有一间小小的会客室。

瑞典是富国，但富而不奢，不摆花架子，更不搞特殊化。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书籍全文,一定要全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全文）（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

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

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⑴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⑵、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

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⑶，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

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

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

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⑷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

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⑸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

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⑹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⑺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