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山 从永年县政府驻地临沼关西行十余里,过石北口,有一座孤峰突兀而起,山势峻拔,形如卧象,山底面积一平方公里。
洺水北绕,蜿蜒如带。东有猪山、狗山、兔山诸峰逶迤相望。
沿着弯弯的蹬道攀上峰顶,怪石嶙岣,峭壁悬崖,山乌啾啾,林木葱葱,一派仙山幽境,蔚为壮观。这就是冀南名胜被称之为平干八景之一“聪山蕴秀”的聪明山。
聪明山,简称明山,亦俗称洺山。据唐代御史卢项《聪明山碑》记载:“彰善祸淫为聪,降祥育物为明”。
可见,远在一干多年前的唐代,这里就叫做聪明山了。明代诗人刘起曾登临赋诗以记其胜:“西山雄峙控沙沼,紫气东来满都城,静里有闻天簌发,望中时见晓峰晴。
苍茫万点云霞烂,迢递干崖星斗平,天为圣王新耳目,股肱之首童聪明。” 在聪明山脚下,绿树掩映中有一片硕大的神殿庙宇,重楼叠阁错落其间。
古木青苔,昭示着这里沧桑的历史,碑版古铭诉说着这里昔日的繁盛。主祭大殿坐西面东,气势巍峨,供奉着聪明山的山神昭惠王。
神象端庄,头戴平天冠,身披黄龙袍,威仪天下,帝王景象。世世代代享祭,成为邯郸地方安民赐福,趋吉避灾的护佑神灵。
这座庙宇也被传为“昭惠王祠”。 但是,这座祠庙初建于何年供奉的昭惠王为谁?不仅现代人不知就里,就是上溯到明清乃至唐代也俱皆不明。
查阅清乾隆年间的碑文载:“昭惠者,不知其何许人也。”还有一通唐代元和年间的古碑,载有卢顼祷聪明山记:“聪明山之神,盖俶落上古,不知其所自兴也。”
由此看来,昭惠王祠的来历在一千二百年前就已经失传了。 据残存的碑铭和史志记载,聪明山神庙之胜景,在西汉之前就早已存在,古来聪山胜境被称为“平干八景”之首。
史载:西汉时的顷王刘偃,字平干,曾被汉武帝封往广平就任,因而改广平国为平干国。顷王刘偃擅长经史,酷爱文学,广设学校,推行教化,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把广平国内的聪明山、昭惠王祠、毛遂墓、猪山石刻、紫山、赵王陵寝等八处胜迹排列为“平干八景”,而聪明山列为第一景,名为“聪山蕴秀”。
这是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至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的事,这说明聪明山昭惠王祠庙胜景早在西汉初年就扬名于世了。 那么,这个聪明山之神的昭惠王究竟是哪位帝王呢? 查阅史料,在西汉初年汉武帝之前的六十多年中,共封过七位赵王。
第一位赵王张耳,汉高祖4年(公元前203年)所封,在位一年即死。次年七月张耳之子张敖继赵王位。
到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因受贯高谋反事牵连,张敖被刘邦派人捕押长安,黜为宣平侯。继而徙代王如意为赵王,当时年方十岁。
至公元前195年,刘如意就位仅仅四年,刘邦驾崩,吕后就把如意召回长安毒死。公元前194年吕后立淮阳王刘友为赵幽王,在位十四年,至汉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吕友被吕后召回京城囚死。
又封梁王刘恢为赵共王,仅六个月刘恢又自杀身亡。吕后继而封其侄吕禄为赵王,但其仍居京师,未到邯郸就位,第二年(公元前181年)吕后死,诸吕包括吕禄在内均被杀。
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至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刘遂因参与“七国之乱”,景帝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引牛首水灌城,域破刘遂自杀。于次年撤赵国建制。
从以上七位赵王的归宿来看,张耳、张敖、刘如意、刘恢就任赵王时间太短,无所建树;刘友被吕后囚杀京城;吕禄从未到邯郸就位赵王,刘遂因谋反被景帝派兵剿杀,可以肯定,西汉初期的这七位赵王,均无立庙奉祭为昭惠王的可能。 再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被称为惠王的有五位:国都邯郸的赵惠文王、国都湖北江陵的楚惠王、国都河南开封的魏惠王、国都陕西咸阳的秦惠王和国都在今北京一带的燕惠王。
这五位惠王除赵惠文王以外,均距离遥远,全无可能在此建祠立庙,唯有赵惠文王有成为“昭惠王”的可能。 赵惠文王是赵武灵王的继位人,于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99年)即位,在位三十三年。
于公元前266年卒。在赵国历史上,从武灵王到惠文王当政的60年问,是赵国由弱到强,富国强兵,跻身七雄的最为辉煌的时期。
赵惠文王在民间受到崇拜,被奉若神明是很自然的事。 据《战国策-赵策》载:惠后即赵惠文王之生母吴姚,深受武灵王宠爱。
她长期住在洺河北岸的阳城信宫,所以,信宫也称吴姬宫,与聪明山相近。据长期生活在聪明山脚下的成世和先生考证:聪明山应是赵国王侯的祭祀重地。
赵以诸侯立国,进而为王,必有其郊祭之处以成祭天大礼。历代帝王祭天于泰山,是因此山雄拔于东方,最先得日。
考邯郸郊野,雄踞赵疆东部,突兀峻拔、雄伟壮丽者,当首数聪明山,恰又在邯郸与阳城之间,是王侯祭天的最佳之处。赵于聪明山郊祭,必以其祖为配祭,故聪明山之怀理当有配祭赵氏之宗庙。
赵王后世遗族、赵国遗民为祈求先王的神灵护佑,仍会续祭于聪明山之下,代代传承,使得聪明山祭祀的香火延续下来。这样,推断“昭惠王祠”为赵氏宗庙是似可以成立的。
命相、星相以及风水地理,起源很早,以星相家的传说,可以推到太古以前,天地始成之时,也就是当宇宙存在的同时,就已形成了他们的原理。
以佛教的观点看来,对于命相、风水之术,既不否定也不肯定,因为他们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是绝对的真理,可信但不足以迷信,可不信,不信亦无大患;所以,释迦世尊禁止弟子们从事星相、风水、卜筮等的行为,但也没有反对他们的存在。 星相,就是天体的运行和我们所处地球位置的关系,彼此间有其一定的轨道,而产生了气候季节的变化、地理位置的配置和人物居住的环境。
若配合了出生的时日年分,予以相加、相乘和相除,便成了生辰八字的命理原则。比如马年生于冬天的北方,命不会好,因为马在冬天的北方,没有草吃;如果兔年生于春天的南方,在近山靠水之处,则命运一定会好。
可是从佛家的立场说,人的祸福吉凶,是由于过去世的善恶业因而感得今生的果报,这是先天的;如果加上后天的努力或懈怠,就会改变或影响这生的命运,这是后天的因素加上先天的条件,而构成所谓命运的好坏。因为过去世所造不同的业因,所以感受到今生不同的环境。
所谓环境,包括父母的遗传,文化和文明的背景,养育和教育,乃至兄弟等亲戚、师长、朋友、同事、同学,都会影响一生的命运。如果前生的业因虽坏,感得今生的环境也坏,那也未必是决定的坏;只要注意内心的修养,身体的健康,知识的增长和智慧的开发,就会改变原有的命运。
所以,仅仅根据生辰八字的命理,来判断人一生的运道,对中下等人不无道理,对中上等人,特别是上上等人,是无法掌握的。命理和相理应该分开来说:命理是到出生为止的所谓生辰八字,属于先天的。
相理是从出生之后,一方面接收了父母遗传的身相,包括面相、骨相、声相、手相;另一方面由于后天的锻练或糟蹋,健康或残障以及心理的是否正常平衡,而会使得出生时的身相随著生命的过程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这才是相理的总和。 所以,命理不能转,相理随时变、随心变,因此相无定相,命无定命,当然是可信可不信。
至于风水、地理是依据天体的方位和地理的形貌而决定它对于人的影响力的好坏利弊,这是属于自然,也是属于常识的。顺乎自然即可以得天时之正、获山川之利;背乎自然,则相反。
这从哲学上讲,是属于形而下的应用哲学或自然科学。近代的人又以磁场、磁力的科学依据来说明风水、地理的原理;磁力集中点,磁场的顺方位,对于人体有益,也对于人的心情有助;否则,也是相反。
所谓风水,风是空气,是来自空中的活力;水是万物生长之必需,是来自地下的活力。 有了这两种活力的配合,再加上能够吸收充分阳光的地理位置,那不等于近人所说的生命三要素:阳光、空气、水吗?可是我所熟识的名地理学家李易浓先生说:要有①积功累德②生辰八字③地理风水,三个条件都配合得好,才能够富贵寿考。
所谓生辰八字,就是先天的命理;所谓积功累德,就是后天的努力修养;地理、风水只占其中三分之一。 如果命坏而又心恶、行为不正,不会找到好的风水;纵然已得好的风水,也会遭受水灾、地震等的自然灾变所破坏。
而且他又说:「三分风水七分做。」也就是风水必须加上人为的努力,去改善环境。
因此,从佛教的立场说,风水、地理虽然有其道理,但也未必是决定的道理。 古来祖师都能在高地峻岭,深山大泽,辟草莽,建丛林,安众养道,成为后来的名山。
既是名山,必占好的风水、地理,历千年而不坠,经万世而不败,这是多么好的风水、地理;但是他们都没有风水、地理的专业知识,而且往往还能够改变地理,不假以人工而有自然变化的现象。 像民国二十五年虚云老和尚复兴曹溪门庭南华寺的时候,就发生了大雨筑堤,河流改道的事实。
另外,我们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新馆的地理位置,只因我本人从四周环境和方位所得到的自然反应,觉得非常舒畅,所以没有请地理师之前,就已做了择地的决定,结果,由专家们勘定之时,都说:「好!好!」我可说是一个毫无地理、风水知识的人,只是知其原理,认为此理与彼理,应该理理相通才是。 因此,我既信又不信;为了我自己,我不必去信;为了随俗,以慰大众,请专家勘定做为参考,也无伤大雅。
所谓参考,仅止于参考,不可盲从盲信,否则反而会遭致心理上的困扰及生活上的不便。反观,职业的星相士或被誉为卓越的星相家,很少能为他们自己找到好的风水、地理,也很少有星相学家用他们自己的学理和经验来改变他们自己的命运。
因此,佛教徒应该以学佛为根本,以佛法来化导众生为根本,若以命理、星相、风水为专业,则是本末倒置。上智者不妨涉略,中下之人若研究此等杂书、外术,浪费时间,妨碍正修,宜予设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