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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和兔到底谁克谁呀,鸡和兔相冲吗关系好不好

鸡和兔到底谁克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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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前一天,按照往年惯例,母校要请所有毕业生吃一顿晚餐,既是鼓舞,也是告别。高三有十四个班,每班七十多人,光是在食堂前排队入场,教导主任就吹着口哨指挥了半小时。同学们晒得汗流浃背,但都满脸兴奋,东瞧瞧,西看看,像在等待一场盛大的喜宴。食堂大门处立着一座双龙戏珠的充气拱门,鼓风机正呼呼作响,像所有尽责的老师一样,在六月的高温中卖命工作。

班主任鲍老师对我们说,同学们,这是祝大家明天鲤鱼跃龙门,啊跃龙门。高考就是你们辛苦三年龙门一跃的好时机,我们应该感谢高考,啊感谢!鲍老师说话喜欢重复,停顿时喜欢用“啊”(第二声)表示提醒,强调或劝服。两年来,耳濡目染,我们有些同学宛如鲍老师嫡亲的孩子,遗传了他这种辨识度很高的讲话的腔调。

鲍老师教我们。他四十五岁左右,显老,因发胖和脚型外撇,走路有点摇晃。他的差不多。而且内心深处,我们都很——“爱戴”这个词老旧得像落满灰,但是这么说很合适——我们都很爱戴他。他教得很好,日夜为我们付出。为了求学,我们离开父母,成为老师手里懂事顺从的好孩子,迫切想要求得好的分数,去讨好校园里朝夕相处如父如母的老师。尤其是尖子生们,哪怕在做全校体操时,我们也能轻易辨识出另一个陌生的尖子生身上所具备的气质:克己,沉默,过于强烈的责任感,还有一点儿令人讨厌的自视甚高的英雄。这所高中的校风是追求优秀,老师给予尖子生流光溢彩的赞美,还有明目张胆的偏爱。那些晚自习发放的纯牛奶、煮鸡蛋和核桃麦片,永远都没有差生的份,似乎差生不需要补充营养,因为他们还远未到身体发育的年龄,用这些好东西浇灌他们休眠的身体,完全是一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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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子生和老师是学校的财富,也是。老师们普遍兢兢业业,毫无一丝懒惰的习气,周末无休,6:00-22:00之间,你永远可以在教学楼找到任何一个你想找的老师。学校还鼓励男女老师相互通婚,以校为家。或许正因如此,这个偏僻隔绝的小山村里的高中,才得以取得一流的本科升学率,名声沿着山重水复的地形和迷宫似的的山路传播到全省。学校是一个高考大省的省重点高中,也理所当然成为高考的考点之一。因此,我们免除舟车劳顿,能够在自己熟悉的教室考试,住自己熟悉的寝室,吃自己熟悉的食堂,面对熟悉的监考老师,确实是一种幸福。

不过,等我们去吃这最后一顿晚餐时,食经不是我们熟悉的样子了。那些脱漆的蓝色长条餐桌不见了,大厅里摆满几十张桌,桌上铺着酒红色的绒布,金色的流苏落在光滑的圆凳上。落座后,异常丰盛的菜更是令我们瞠目结舌:鸡是整只,鱼是整条,牛肉和蹄膀剁成大块,各类杂碎冷盘也十分精致,难以置信的是,还有一道别开生面的蒜蓉扇贝。在这深山老林里面,他们得费多大力气,才能弄来一道海鲜啊。要知道,我们的食堂宣传标语上写着“搭配”,最常用的,却是猪血搭配咸菜啊。

我被母校的隆重和大方所震慑,一时很难适应,兴奋之余,忽然体会到一种荆轲式的悲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一顿因送行而变得格外奢侈的晚餐,这祝福的背后意味着期待,意味着我们将要付出的努力和必须取得的成果。与此同时,我生平之一次体会到某种重大的使命感。

动筷子前,颇懂人情的班长起头向鲍老师敬茶,大家纷纷举杯,腼腆却赤诚地拜谢师恩。鲍老师红红的眼圈,大家受离别的感染,眼眶潮热,一时沉寂,有几个女生忍不住低声抽泣起来。

2

吃完晚餐后,大家回各自的寝室休息。早听说鲍老师要来看望我们,少女们都觉得有些羞怯,关好间的门,穿戴齐整地坐在桌前等待。我们班的女生都在六楼,没有电梯,鲍老师爬上来时,胖胖的身躯喘个不停,那模样让我们既好笑又心疼。那天他始终微笑着,严父变成,只叮嘱我们别着凉,别熬夜,就说不打扰大家休息了。下楼时,他问我是否愿意陪他走上一段,我当然说好。

鲍老师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宿舍楼是老楼,墙皮剥落,灯光昏暗,阶梯又窄又高,没有扶栏,我们贴着墙,小心地一步一步往下。鲍老师问了一些我的情况,这阵体没有不舒服吧,晚上睡得着吗,胃口都好吧。我诺诺地应答着。

出了宿舍,我们走进田径场。天色已晚,三十七八度的高温,没有风,田径场上没什么人,显得分外的空旷和幽静。走在沙石跑道上,我感觉脚底被小火烤炙。鲍老师突然说,我是想找你说个事,希望你不要见怪。

我说,老师请讲。

你知道的,王斌、赵昀、徐芸和杨大成都是我们班上那种擦着二本线的同学,啊,擦着二本线,多几分就上去了,少几分就落下了。有没有这几分,他们的一生可谓云泥之别!有没有这几分,也不一定完全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

鲍老师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有没有这几分,完全是由你决定的,所以我说,你是他们命中的贵人。

老师?什么?我不明白。

我把这四个同学安置在你的前后左右桌,你记住了,王斌的语文,杨大成的英语,赵昀的数学,徐芸的地理,是需要你帮忙照顾一下的,啊照顾一下。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你体谅一下老师。你不要顾忌,监考都是自己学校的老师,校打过招呼了,只要不太过分,不被他们抓到实实在在的证据,他们是不会为难人的。都是自己学生,都是为了学生,啊为了学生。

这话听得我头脑嗡嗡,心里一咯噔,手心不安地发了烫。我模拟考时,做题如缝衣,循序渐进很自在;一面做题一面眼观八方,这我还从没模拟过。我的脑子飞速运转,拿不定自己该怎样“帮忙照顾”那四位同学。递纸条?太危险。把纸条弹簧笔?好复杂。在橡皮上写选择题答案?并不高明。我琢磨着耳闻过的计谋,生怕会露 脚。我也很怕这种“生怕”的感觉。有一次,我跟男孩在田径场笨拙地接吻,那种惊险的甜蜜令人记忆深刻。那个吻过于漫长,我生怕被巡查的教导主任发现,就在我“生怕”的念头一起,教导主任的手电筒就晃到了我的脸上,吓得我推开对方,不止。

我从小就是那种老实的小孩,撒个屁大点的谎也会紧张得脸部神经,像个面瘫。我预感自己要考砸。我讨厌不好的预感,因为我的预感总是很准。

鲍老师拍拍我的肩,那温厚的手掌带来的感觉不似平常,很别扭。每天晚自习,鲍老师都会给我端来一杯的牛奶,有时里面还加了一个剥了皮的煮鸡蛋。他从教室后门进来,走路像猫一样毫无声响,我从来没有察觉到他什么时候 到了我身后。他把牛奶放在我的课桌上,拍拍我的肩,大概是以示关怀和鼓励。他只给班上前几名的同学加餐,就像种殊荣,宠耀,加冕。日复一日,我周围的同学都习惯了,等他们习以为常,不再盯着牛奶意味深长的笑容,我才会松一口气。

见我久久不吭声,鲍老师停下脚,故作地笑起来。他的手掌摩挲着我的肩说,对你我很放心,所以你也要对自己放心,啊放心。你闭着眼睛也能考上重点大学,我教了二十多年书,像你这样优秀的学生屈指可数。

后来,鲍老师又说了些别的东西,他已经两个月没回家见儿子啦,毕业后要多回来看老师啊,学校划给每个班的二本指标啦,等等。我的心思游离到别处,很少搭腔。分开时,鲍老师定定地看着我说,老师这个忙你不会不帮吧?那四位同学也会像老师一样感念你的。我跟他们打过招呼了,明天他们会见机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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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送走鲍老师,我心里很不平静。我想去找林晓聊一聊。林晓不在我一个班,她是我的初中同学,成绩非常优秀,当初考上了省里更好的高中。不过,我们这所高中为了抢夺优质生源,提出减免她的学费,她很高兴就来了。她的因一次中风丧失了劳动能力,母亲不堪重负外出打工,再也没有回过。林晓的家境很差,忍饥挨饿地读完高中。我经常叫她一起去食堂吃饭,见她每次都带瓶老干妈豆豉酱,只买米饭不买菜,我总会多打一份菜,一面埋汰学校的伙食不如猪食,一面风风火火地把菜拨进她碗里。

一个初夏的傍晚,我们吃完晚饭,打算去田径场散散步。食堂的门前有一条笔直开阔的下坡路,路的尽头是。忽然,林晓拉着我的手一路狂奔,又一口气跑到宿舍顶楼。我从没来过顶楼。一片破乱的遗忘之地,生锈的水管、几把断齿的铁锹和装过砂石的水桶横七竖八地堆置在水泥地上,沉滞的积水散发出比潲水更难闻的气味。但是这里十分隔绝,清净,耳畔只有风呼呼而过。极目四望,风景如画。远处高山林立,层峦叠翠,的水雾如如歌,在山谷间游荡,也游走进人温热的内心。群山与我们之间,是无边无际的平原,碧绿的稻禾随着风势起起伏伏,如奔走的云团,如自由的大海,发出潮水般动人的声响。大地开阔的景象唤起我的少年志气,我沉浸在对轮廓渐清晰的未知远方的想象之中,心里充满了向往。

这时,我听见林晓唱起《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歌词直白,抒情。这是之前学校要求每个班排练的手语歌,人人都会。

林晓微笑着握着我的手,对着天空,投入地大声唱这首歌,她的歌声因情绪上的激动显得不很流畅,但依然格外动人。我看见她的眼眶里溢满了泪水。

我很诧异,因为林晓是一个极少表露感情的女孩。她剃板寸,裙子,崇尚理性,认为感性思维、内心和女性特质的情感丰富,会对训练我们成为一台精准专一的学习机器有害无益。我从没见她大笑过,这也是我之一次见她流泪。我知道这首歌是唱给我和我们的友谊。她那张流泪的脸和宿舍顶楼那个寂静的傍晚,成了我少年时代永恒的记忆。

我们 在顶楼眺望着,憧憬前程和未来,直到夜幕四起。房屋零散的村庄笼罩在深蓝色天空下,像我们一样,仰望着遥远的闪烁的星星。林晓手掌撑住我的双肩,额头顶着我的额头,双目如炬:“只有登高才能望远啊。我们要尽己所能地刻苦学习,无愧于自己和家人的苦难。”

求学路上,林晓很对得住自己的受难。她自尊心和好胜心极强,学习极其勤奋,我们学校勤奋的学生不少,但像林晓那样,天一亮就起床读英语背,熄灯了还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做数学题的,很难找出第二个。很多农村女孩,老师只要告诉她,“笨鸟先飞”,“勤能补拙”,“酬勤”,她都会深信不疑,郑重其事地写在日记本上,化为行动。

林晓的成绩稳居年级前三,在班上则从未拿过第二,总是远远超出第二名。以老师们的话来说,这种尖子生,就是清北的“种子选手”。学校给每届考上清北的学生十万块奖金,相当于当地普通农民家庭三年的收入,可谓“巨款”。毫无疑问,林晓有信心去争取这笔巨款。

我去找林晓时,她正冲完头发,准备洗澡。我把她地拉出宿舍,避开其他人,告知了鲍老师委托我的事情。林晓听完,提纲挈领地说,我跟你一样,也不止我俩这样;这是我校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每个班前五名的同学,都被指派了帮扶的对象,一到六人不等。

最后,林晓在我耳边低声说,阳奉阴违呀你懂不懂,这种时候,命运攸关,谁顾得上谁呀。

4

之一堂是语文。坐我前排的王斌是个温和内敛的男生,美术特长生,文化课只要求一个基准线,大概因此,他行动起来并不急躁,只有等监考老师从我们身边溜达过去,他才微微侧身,转头眺望一眼我的考卷。(我有点吃惊地发现平素裸眼的王斌,戴了一副宽边黑框眼镜。)刚开始时,他看一眼却并不填写什么。他从最后部分的作起。那么,他是在观察我的进度?之一部分是选择题,12道,36分,ABCD的答案在答题卡上,姓名和考号下面的方格列成一排。我花二十分钟做完,誊写答案时,王斌回头一瞥,迅速把考卷翻到前面,跟着填完选择题部分。这一行动在两分钟内完成,监考老师丝毫没有察觉。

考完语文,我松了口气,心想自己考得还行,同时也尽完了自己四分之一的义务,对鲍老师的承诺。我觉得林晓“阳奉阴违”的建议实施起来更有难度,因为一切没有设想的那么难,帮扶一下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干扰。我只要照常做题就好了,只要在他们瞥我的考卷时,不那么小气地捂起来就行了。我自顾自地这么琢磨时,丝毫没有想到这四个同学的性格、处事方式和影响力,有多么不同。

下午考数学前,赵昀来找我。当时,我正趴在桌上午睡,精神比较疲塌。我有点气恼被人打断休息,赵昀却笑嘻嘻,大方地问我,我们要不要商量一下,待会儿怎么合作啊?

他一点也不避讳周围同学,这一点让我很反感。我反感他可能给我惹麻烦,但不知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我问他,你说呢?你有什么想法吗?

你写纸条,传给我。

不行。

为什么不行?

这还要问吗?你以为我是猪脑子吗?

那你说怎么来。你不是答应鲍老师了吗?会负责我的数学?

你不是坐我左边吗?我可以把考卷往左边挪挪,当做不注意,考卷会沿桌面垂下来,我把答案写在最左侧,你抓紧时间抄。

可以,但是,你什么时候挪?

赵昀是个块头很大、性子急躁的田径短跑体育生,要命的是,他缺乏头脑又自以为是。考场上,他以各种他能想到的信号给我暗示,提醒我,促我。假装咳嗽,用笔头敲击桌面,转笔,笔掉在我们课桌中间的过道,他弯腰去捡,直接找我借橡皮,使出哀求、焦虑或气愤的眼色,后来,举手,说要去厕所,鞋底蹭着地面发出不满的声响。终于,他以过于频繁的反常动静引来监考老师特别监视,监考老师把板凳搬来,在我们中间坐完了这堂考试。

而我,我花费五成精力做题,五成精力控制情绪。我劝自己一定不要气恼,不要心生怨恨。我在一张草稿纸上,写上巨大的“冷静”“专注”四个字,放在桌子正上方。一定要稳定心态,因为坏情绪一旦从一个小口子释放出来,将会如决堤奔放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如果我去骂对方,对方,只会引发更多事端,我自身将要耗费更大的力气去平复。权衡下来,除了不采取任何行动,单纯借助意念的力量自救,我别无他法。

交卷时,我还有最后一道大题没做完,但是,做完的,我都有把握。数学是我的优势,可我不再期待自己更大地发挥了优势。但是,高考还没结束,我告诫自己坚守一颗冰冷的心,不许惋惜,更不许退缩。

第二天上午,考完综合科目,那位学声乐特长的漂亮女孩,私下对我说了一声,谢谢。那是我收获的唯一“谢谢”,听得人心里非常苦涩。我要怎么回人家呢,不客气,很乐意?

最后一堂英语,给我带来了灾难。首先是我感到自己情绪上的反感,必须鼓动起所有积极的情感和意志去忍耐。再就是,我的后排坐着一位极其自私的同学。为了提醒我照应他,他几次拿笔芯刺我的后背,而我又是一个生理上对疼痛非常的人,有一次,我因突然的刺痛叫出声来。监考老师过来问我怎么了,我隐忍地含泪扫了那位同学一眼,摇摇头什么也没说。

一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英语,我学得得心应手的英语,最后连作文都没写完。

一切都结束了。我一个人在散场后空荡荡的教室里坐着,不知坐了多久,林晓出现在门口,她怒目通红,满脸哀戚,看样子哭过很久了。她咬着嘴唇说:“那群畜,怎么甩也甩不脱,真把我害惨了。”说完大声恸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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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天后,我查到了成绩。考得不尽如人意,但上个重点大学没有问题。鲍老师当初说得没错,发挥再差,我也能过一本线。重点大学与名牌大学,放在学校的升学率前毫无差别,但放在个人身上,就很能引起心理落差了。如果按照一年来的县级模拟考成绩,我可以稳当地考个全国前几的大学,可现在这个结果,委实不能让人高兴起来。

我想起应该给鲍老师打个。接通,鲍老师一听是我的声音,就兴奋地大声说,恭喜你,啊恭喜,你考得很好,你过了一本线!我们班也考得很好,二本率是全校更高的!

我平淡地说,谢谢老师。(看来老师明白我的实力,却不懂我的雄心。)

鲍老师继续高声说,你没有失手。其他班,那些“之一名”都失手了,他们大多上了二本,个别连二本也没考上。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这话让我心下紧缩。我蓦然想起林晓,忍不住一阵担忧。

鲍老师说起我在班级和学校的排名。考了无数次,这是最差的一次。但鲍老师口气轻描淡写,尘埃落地,听不出一丝平日的严苛和不满。

鲍老师好像失忆了,或是为了强调什么,扶正什么。他悠悠地跟我感慨说,我们学校的尖子生啊,像入了什么,啊。届届都这样,平时好好的,大考普遍不行,还是性格脆弱,心理素质不过关。

我诺诺地应着,不多说便挂了。

我给林晓打了很多次,都没有人接,后来才知她一考完就跟着她小姨去珠海的拉链厂打工了。她刚过二本线,既不好填学校,分数低,学费就高很多,更主要的,我想,是她心有不甘吧。她一直待在那边,没有回来。我每次返乡也只作短暂停留,再也没有遇见过她。读大二时,我终于找到她的号,发送验证过去,她没有加我。没有哪位同学有她的 方式。她似乎决意要把那段过往通通抹除掉,去一个公正的地方,重新开始。

高考过后,我们填志愿,取档案,都找学校的行政人员,师生之间,再没有非要见面的场合。普通同学之间,原本关系疏远,于是互不打扰,情愿关起门来大睡十天。那些落榜的同学,三五成群,收拾行囊,一声不响地去珠三角的工厂流水线打工了。大概这就是我们在高考前一天齐聚一堂,赶着吃顿那么丰盛的谢师宴和散伙饭的原因。

多年过去,我经历了比当年的高考更有挑战性的事,也不再相信单凭高考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是穷途还是坦途。我换了大学,换了城市,兜兜转转地换了很多种处境,把高考和很多东西都看淡了,但是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总之,我始终没有回母校看望当年视为的鲍老师。

本期见习编辑 常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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