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岁的羊今年60几了，属羊今年多6十几

60多岁的羊今年60几了

11月7日，中国在杭州举办“生命接力·救在身边”全国人体捐献工作十周年宣传活动。“一个人的乐队”在活动中演唱歌曲《感受生命》。他们都是27岁的澳大利亚人菲利普捐献的受者。视觉中国供图

米智慧在清洁菲利普的纪念石。中青报·中青 记者 杨杰/摄

重庆市人体捐献纪念园，两棵树相拥而长。中青报·中青 记者 杨杰/摄

谭道必在女儿家中展示自己绣的鞋垫。中青报·中青 记者 杨杰/摄

菲利普·安德鲁·汉考克先生身体的一些部分活在5个中国人身上。一名成都医生得到了他的，一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移植了他的左肾，位于重庆的乡生了右肾。一个曾以开卡车为生的年轻人换上了他的一只，另一只则给了双目几近失明的农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之一医院有许多间手术室，2022 年5月9日，菲利普躺在其中一间，被宣布脑死亡。他盖着一层蓝色的布，眼睛也被蒙住了，医生、和 成一排，低着头，屏着呼吸，“向伟大的捐献者默哀”。

摘取的手术随后开始。菲利普的脏器被放入金属盆里，泡装溶液。医护人员端着盆出门，拐进另外三间手术室，两个患者和一位肝硬化晚期病人正等待着尚有温度的进入体内，赌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一两天之后，两只也再次看到这个世界。

5个的新主人互不相识，当时谁也不知道，改变他们健康和命运的“好心人”，是一位27岁的澳大利亚人。

“他是我们的王子”

被推进手术室前，菲利普的亲人跟他做了最后的告别。、母亲、哥哥和妹妹围在床边，嘴里小声念着什么，60多岁的彼得·汉考克拉着儿子的手吻了又吻。那天重庆下着雨，已是晚上10点，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冲出病房，冲下楼，难以抑制地对着雨天哀号。

他接到消息赶到中国时，儿子已在接受抢救，没了意识。两年后，彼得回忆起儿子跟他最后一次交谈，是在越洋里，当时菲利普正忙着玩一款游戏。几天之后，他就发病了。

“他是一个相当独立的人，他作了决定，别人很难去改变。”彼得告诉中青报·中青 记者，大概七八岁时，菲利普想当一名教师。16岁他开始对吉他感兴趣，然后是东亚文化。他参加过“汉语桥”比赛，拿了第二名，到玩了3周。大学毕业后，他决心来重庆，成为西南大学的一名外教。他买了两把吉他，和在家中的一样。

菲利普有种独特的幽默感，照片里常常在笑，家中的墙上到处是他年轻的笑容。坐在空荡的房间回忆儿子：节时，家人们把巧克力蛋在四处，“菲利普总是找到最多的那个”。

“他是我们的王子。”说。

菲利普热爱冒险，在保存的两段里，他尝试蹦极，从高空一跃而下，风吹歪了他的脸，他失去了对四肢的控制，呼吸急促，有些害怕，着陆时说着“酷”。另一段里，他把看着像一只大蜘蛛做成的烤串嘴里，咯吱咯吱嚼了起来。

他去了中国的很多地方。一张照片里，他穿着古代武士的铠甲，骑白马，举刀望向镜头。

菲利普在23岁时确诊了糖尿病，和哥哥一样。父母给他寄了很多针头，他每天要给自己打三四针，有时不得不在外出吃饭前停下，照着肚子来一针。身边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个病人。一位在菲利普身后“认识”了他，“他是个非常阳光的人，画像里展示得都不够。”

18岁的时候，菲利普和母亲讨论过捐献，他说，活着想做个教育者，死了也想捐献帮助别人。“大多数的年轻人不会在这个年纪讨论这些，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澳大利亚。”彼得说。

菲利普是中国第七位外籍捐献者，重庆的首例。

眼睛

陈显均有时会在生活的间隙突然想起菲利普，“他之前在做什么，他在国外是一种什么生活”。他在 上查菲利普喜欢什么音乐，是不是像自己一样喜欢Beyond那样的乐队——这有点奇怪，一个人去世一年后，才开始认识他。

陈显均以前是渣土车司机，34岁，有两个孩子。妻子在一家火锅店工作，一家人住在重庆市大足区的出租屋里，等待回迁房盖起。他几乎没离开过距离重庆市区约50公里的大足，也不想离开。

当地的房地产项目造就了一栋栋瘦高的楼，高速公路渐次修起，他和他的车子承接了城镇化进程中的废料，拉着泥土砂石往返于工地和弃土场，一天15到20趟。那辆红色的卡车他开了五六年，载重30吨，相当于半节火车车厢，有时不可避免地在新马路上留下一路泥。

每天，他的工作就是排队，等着挖掘机装车。一起跑车的人里，提一个人名不如提。他不是那种自来熟的人，但小镇上走几步就能遇到熟人，他随时给人递烟。

2022 年秋天的一个傍晚，陈显均帮人拉完一车土，主家留他吃饭，他端起凉粉，往上一抻，凉粉断了，粘着辣椒水，水恰好溅进他的右眼。他没当回事，继续吃饭。

第二天，那只眼睛开始发红，流泪；第五天，一起床、睁眼，他忽然看不清东西了，“感觉你在大雾里面，是一片白的”，他以为是眼花，使劲眨了眨，还是看不清。

重庆多雾，那是货车司机顶害怕的东西。陈显均以前在雾里出过事。2007年，他开卡车的第二年，和同事跑车，那天雾特别大，能见度很低，陈显均坐在副驾驶位上睡着了，后来不知怎么突然醒了，刚睁眼几秒钟，车撞了，侧翻在隔离带上，他的头发和衣服口袋里都是玻璃。

2022 年，致命的白雾开始在他的眼睛里扩散，当它接近瞳孔时，陈显均就看不见了。之一次见的医生说是辣椒水造成的灼伤，“可能要换”。

“我当时吓傻了，没想到这么严重。”他换了家医院，还是一样的说法，只能排队，等了一年没等到，医院建议他转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之一医院。在那里，陈显均看到排队登记的本子上，名字密密麻麻的，不晓得要等多久。

“我又没有其他手艺活，只会开车，眼睛都看不见了，还开什么车，你就没职业了。”他直直地盯着前方，陷入沉默。

依靠一只眼的生活打翻了平衡。他上下台阶时，总有一脚要踩空的感觉，接别人递来的烟，也总是控制不好距离。朋友问他眼睛怎么了，他说得了角膜炎，不多解释。他在街上走，不愿跟人对视，总觉得路人看他发白的眼睛，流的是另外一种眼光。他降低了车速，不敢再开夜车。他的生活也像一辆开进了的车。

有一次，他在电视上看到新闻，通常要取用，尽快移植到受体上，一家外地医院可以保留角膜一两周再做手术。新闻一晃而过，他仔细回想节目和医名字，去 上反复查了，却没找到，“不然肯定就去外地做了”。

陈显均没想到，转机在两三个月后出现。那天下大雨，他在附近镇上修高速公路，上午10点接到医院，“你是不是要换，现在马上到医院来。”他借了朋友的车，开回家一个多小时，收拾东西，接上妻子，开始往重庆市区开，因为大雨，排队上高速公路就等了一个多小时，到重庆已是下午五六点。到医院不出一个小时，他就被推进了手术室。

那是他平生之一个手术，免不了害怕。“以前看做骨头的手术，医生带着工具箱叮叮当当，跟修车师傅一样。”

他躺在手术台上，背上冒汗，亮光照下来，他那时视力已经越来越差，只觉得有个东西在眼前晃来晃去。剪掉了他的睫毛，在眼皮和眼袋位置各打了一针。好的那只眼睛拿布盖上，“想睁开看，但又害怕。”

手术只用了一个多小时，无影灯刚一灭，陈显均已能看见，又养了几天，回到家，妻子远远地在门口比划数字，他终于又能看清了。

出院时，陈显均跟医生打听：捐献者是男是女？多大了？“虽然不能知道他叫什么，但心里有个感激的方向，不是完全凭空想象。”他万万没想到捐献者是外国人，一年后才从那里听说。叔父跟他开玩笑，“外国人的，看我们还认不认识哦。”朋友们也逗他，“你现在不得了了，中西合璧。”

现在，陈显均吃饭时总是离桌子远些，火锅下菜时就侧过身。做完手术后，他需要服用一种药物。2022 年肺炎疫情期间，他购药受到影响，没按医嘱用药，眼睛里又出现了白点，但已比以前好了许多。他决定放弃开车，在表哥承包的地上除草、犁地、做监工，夏天太阳，他戴上眼镜保护眼睛。

十几岁时，他就爱车。他骑摩托车到处跑，声音轰鸣，从老家出来，整个村都知道。有一次驮着媳妇摔到田里，他忙忙去扶车，没管人，老婆说他喜欢车比喜欢她多。到了需要赚钱的年纪，他去开大车，“看着更威风”。他原先梦想当职业车手，现在这个愿望被平移到儿上。

重庆雾蒙蒙的一天，陈显均开着自家小车从大足穿城而过，车里放的是Beyond的唱片，他想起同样热爱音乐的菲利普。“有的老人家，说把给你，他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他握着方向盘说，“但愿它能跟着我把这一生走好。”

另一只眼

重庆奉节县甲高镇九洞村在曲折的山里，提到换，村民换的是狗的眼睛，“哪有真实的人的眼睛换给你嘛，谁相信。”

谭道必的家在山脚，与高山隔着几块田，洋芋、红薯、苞谷种在坡上。她1966年生，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她生在中间，一天书都没读过，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也讲不来普通话。

六七岁在山上放羊，羊啃了庄稼，她要挨打。她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唯一的爱好是绣东西、做鞋子，能做枕头和背娃娃的包裙。21岁，她带着自己做的十几双鞋嫁了人，“婆家穷得连个板凳都没有”。丈夫很早就外出打工了，挣来了两层的房子，养活三个孩子。他今年58岁，跑得远，修高铁，修了十几年，“他说打到60岁就不干了，工地上年轻人嫌弃老人。”

27年前，二女儿两岁的时候，谭道必的眼睛开始有点“污”，到后来穿针也不行了。婆婆说她“眼睛那么大一双，怎么会看不到”。

老房子改成了猪圈，有两个台阶。她养了两头猪，一天喂三顿，一次喂食，看不清台阶，猪食“哗”地一下泼了一地，她身上也是。做饭切菜刷锅，她经常将手割得血长流。挖红薯的时节，她先用一只手，另一只手刨，“大的摸起来，小的根本摸不到”。种菜弄了一身泥巴也不晓得，“看不到镜子，照进去，一点影都没有。”

她起初能看电视，只是“男娃女娃”分不清，后来只能看到屏幕的一点亮光。她扫地，刚把扫把放下，回头就找不到了，只能蹲在地上摸，老公说她找得到这样、找不到那样，不如干脆把做饭的刀、洗锅的刷子都背在身上。

后来是频繁地摔跤，一次种苞谷，她从坎上摔下来，“晕死了”，爬起来又摔了，“嘴巴，手也抬不起来”。女儿来接她，她迎出去，女儿故意没叫她，走到她面前，“我都没认到是我女儿”。还一次，她去女儿家，找错门口，走到别人屋里了。

自己做不了鞋之后，“娃娃给买了多么好的鞋子”，她一下就踩到水坑里。一位亲人深夜去世，她赶过去，别人说她像从泥巴里滚过去的。她尽量不去吃酒席，“前面是什么菜不晓得，我从来不拣菜，别人给我就吃点。”

村里有人说她“懦弱”，是“没得用的人”，“你带起三个娃娃，眼睛也看不到，老公又出去打工，他是看不起你嘛，自己一家人都看不起呢。”她说自己“像个呆呆一样”。

二女儿14岁就出去打工了，如今在广州和人合伙开美甲店，今年专门给母亲文了眉。大女儿在深圳，最初在厂里裁裤管，手都变形了，灰尘又重，现在进了一家电子配件厂。小儿子17岁时生了一场病，还要视力不佳的母亲照顾，病好了，也出去打工了。村里二十几户人家只剩十几口人，房子好，人都不在了。

多数日子，这个视力不好的女人都是孤单的，她看不了电视，村里也没有几个人能说得上话，她无法出远门，唯一的消遣是沿着公路往前走，路边开着野花，冬天也有，她欢喜看到它们模糊的影子。“怎么生存吗，哭啊，谁来照顾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哪个撑起这个家。”谭道必说，“没了一双眼睛，跟死了没得区别。”

小儿子还在地上爬的时候，谭道必之一次去县里看眼睛，医生说：“这种情况见都没见过，怎么治？”

等到她小儿子到镇上读中学，镇上的大夫说能治好她的眼睛，开了100服中药。她喝了，不见效果，去找了五六次，要继续开药，最后大夫都生气了——一般病人见没效果就不来了，她怎么还来？

2005年，谭道必的听说重庆万州一家医院不错，哥哥带她去了，医生说“你这个必须换角膜”。一打听费用，20万元，她家建房子才花了3万元，哪里有这么多钱。

又过了两年，谭道必的公公去世，丈夫回家了，带她去重庆看病。“重庆的医院，被我们农村吹得，能把你的头换了。”谭道必的儿子来说，他们去了西南医院，“就相当于我们的清华北大。”

夫妻俩来到西南医院，连要挂号都不懂，去眼科转了一圈，就被一个医托骗走了，“一个老头子开了很多中药，贴眼睛，花了5000元。”他们带了7包药回去，认认真真地贴，感觉有那么一点效果，又打了一次钱过去，“家里全是眼贴的袋子，我记得最深刻。”来说。

在来眼里，母亲的眼睛几乎是“永远好不了的”，“是从小根深蒂固的事实”。小时候，他衣服破了，母亲看不见，总是缝得很丑。

2022 年春节，一个远方亲戚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之一医院换了，不贵，向谭道必推荐。“我老公说，别人的眼睛跟你的眼睛不一样，怎么换。我说管它行不行，我要去检查，我心也甘。”家人怕花冤枉钱，“他不让我诊，我就哭，还是哭，把他心哭就带我去看。”

听说她要去“上面”检查，老家的亲戚嘴巴眼睛摆起来，那意思是“就她，眼睛能治得到哦”。她看不见，但她的孩子看见了。

元宵节时，谭道必和家人去了医院，医生说“可以换”。

“当时那个心情，你不知道，一种不可能的事情突然变成可能，我爸眼角都湿润了。”来回忆。他留下手机号，让他别关机、别停机。过了3个月，突然打来。

那天来正巧在老家，母亲在剥豌豆，天就要黑了，他接了。“问我们换不换，我说肯定换。”

谭道必用大锅烧水洗了澡，做好了猪食，把钥匙给了邻居，第二天天见亮，就跟儿子出发了。

他们走了两公里山路，坐小面包车到镇上，再坐中巴到县城，又坐车到万州，最后乘高铁到了重庆，一路上儿子拉着母亲，谭道必高一脚低一脚，到医院已经下午5点了。

手术时，她的眼前原本是黑的，只听到夹的响声，等到角膜放上，她就看到手术灯“在转”。

复查时，她见到卡车司机陈显均，互相搭话，都不敢说做了移植，不想隐私。想不到，两个人的角膜出自同一个人。

虽然只有右眼恢复了视力，谭道必现在能看见天上的飞机、地上的脏东西、手机上的号码，从重庆回家的路上，她就不用人搀扶了，“看得多么清楚，心里好高兴”。

她的外孙女上幼儿园了，以前在屋里窜来窜去，她想去抱，但看不清，只晓得她穿蓝色的还是红色的，现在她终于看清了小女孩的眉眼，“衣服上的花也显出来了”。

她重新开始绣鞋垫，复杂的纹路上有两个字，她不认识，照着图案绣上了，后来才知道，那两个字是“幸福”。

“我过了一辈子，没想到有今天。”谭道必没做手术的眼睛还在频繁地出泪水，但好的那只看上去是明亮的。村里有人以为她换上了“狗的眼睛”。她跟人解释，“这是菲利普的眼睛，他是一名外教，生病了就把捐出来，这是他生前的愿望，他是个很能干的人。”

怕等不到，又怕来得太快

事后，伍军想起来，他是见过菲利普父母的。去做手术那天，他在隔壁房间看到一对外国老人在签同意书。如果还能见到他们，他想当面说声谢谢。

伍军是成都一家小医外科医生，常做疝气、阑尾和胆囊手术。他留了平头，戴边框细细的眼镜，说话利落。妻子说他是个坚强的人，在手术室里躺了6个小时，伤口从胸口拉到肚皮，又向两侧延伸——夏天去游泳要用上衣遮住，“不然会被当成”——从他脸上看不出紧张和害怕，衣服、床单、枕头都被汗打，他也没哼一声。

他很早就知道自己肝不好，腹水使他肚子看起来和妻子怀胎9个月的一样大。他一天跑好几次厕所，有时候吃着饭就要去，晚上睡不好，接连发烧。他一度以为是肝癌，想着不治了。后来妻子怀了二胎，他想生下来吧，陪着老大，自己怎么也要把孩子养大。

别人不会从他的脸上瞧出病人的气息，他的情绪很少有大的起伏。妻子认为他唯一一次流恐惧，是去医院接受抢救。

2022 年一个夜里，伍军上消化道，吐出一碗血，这是肝硬化晚期的严重并发症。在另一处照顾孩子的妻子夜里12点多手机响了，伍军告诉她，他又吐血又拉血，自己做了处理，喊了哪些人，已叫救护车，让她不要担心。

第二天妻子把老大送去上学，背着去了医院，刚一进门，伍军就说一定要去做肝移植。当时不过早上8点，他已给医学老师打去求助。

妻子当时并不十分同意丈夫做肝移植，“手术风险很大，有可能今天看得到他，明天就……”但丈夫很执着，他常翻手机，看肝移植的存活率有多大、需要多少费用、哪里有。他加入医“肝友会”微信群，听到别人做成功了就高兴。

伍军告诉妻子，消化道的情况出现一次，很可能会出现两次、三次，很危险。他此后不再吃硬的东西，鱼也要避开，怕细小的刺刮了胃。妻子专门把电饭煲带去单位，中午煮很软的米饭给他。

伍军从2022 年开始登记排队，他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很多人死了也没等到。”他的心情复杂，既想赶快等到，又怕运气来得太快而自己筹不到钱。

2022 年5月的一个下午，伍军在诊室接到，知道有了。那天阳光很好，他记得清楚。妻子在诊室对门上班，负责挂号和收费，他走过去告诉了妻子，她的神情不是很急切，也不是很反对。

去做手术时，之一天只交了2万元押金，手术一做完，账单一下变成41万元。“从他进去手术到出来，我都在考虑资金的问题，当时我想挨家挨户去打筹钱，也不现实。”那个晚上，丈夫在重症监护室，妻子在酒店住了一晚，思来想去，趴在灯下手写了一份，请同事帮忙周转。第二天，她去看望丈夫，他问她的之是“去交钱了吗”。

伍军心里有数，钱不够。他有一帮关系很好的同学，但他不愿意告诉他们。“他可能自卑，自己是个医生，得了这么严重的病，不想打扰别人。”妻子说。最终从单位、亲戚、朋友处借来了钱。

手术很成功，妻子觉得他更有朝气了，“看上去比过去年轻了10岁”。伍军常把伤口给孩子看，孩子摸一摸，觉得好奇。他父母隔几天就来看看他有没有来上班，确认他身体是好的。

伍军的生活恢复了正常，开始出诊。医院是以前的职工医院，不大，在一片居民社区里，诊室里的时钟停了很久。

他在白大褂的口袋里装着药，闹铃一响，他一手拧开水瓶，一手把药嘴里，全程不过两秒。他后来也做了捐献登记，“肝不好使，还有可以用。”

一个27岁的在他48岁的身体里运转，他觉得自己很幸运。菲利普告别人世的那个下午，伍军是肝移植候选名单中的第二位，排之一的受捐者因为时间赶不及而错过了移植，不知现在是否重获健康。

一对“双胞胎”

37岁的莫丽体内现在有三个肾脏，她还多了一个“双胞胎哥哥”。

她吃着花生，悠闲地走在四川遂宁蓬南镇的街上，像小镇里的女主角，性格，哼着歌游荡在灰暗的老街。手机里收到陈景钟（应受访者要求化名）的微信，“歪人，在干嘛？”

“歪人”在当地话里是“狠人”的意思，他们经常互发微信。

莫丽的微信头像是她生病前的样子，扎着马尾，眼睛大而明亮，对着镜头笑。她33岁时，疾病找上了她，将她的希望、活力、健康一并打碎了。

一次感冒，她去医院检查，查出，“是电视里的东西，我怎么会得？”肾病常常不易发觉，医生告诉她，“你这个病就像一个车子没有刹车，用钢丝绳索在拉。”

她告诉丈夫，医不好也不要告诉她。心里却想，“腌制的肉怎么把它弄成新鲜的嘛”。

那一年生日，她请了一条街的人来吃酒，在街边摆了10桌，杀了两头羊，买了几十斤鱼，大家都祝她身体健康。

到2022 年，莫丽已经到了需要透析的地步，造瘘手术已做好，突然接到肾移植通知，“我当时心砰砰跳，怀疑是不是”。

第二天一早，一家人到医院，莫丽之一次见到“哥哥”陈景钟。“他皮肤很好，看不出是病人，我还问他们一家三口哪个做手术。”陈景钟说自己已经透析一年多了。

需要签手术风险知情书时，莫丽又紧张了，开始犹豫。陈景钟则积极得多，他每次透析要4个小时，第二天就没力气了，第三天又要透析，吃够了苦。

移植手术当天，莫丽还没起床，陈景钟就给她去了，“怎么还没到，医生喊我们签字了”。她记得那天家人都来了，“我不敢看我妈，我妈也不敢看我，只要喊一声，眼泪就要掉下来”。她被推走时，头也没敢回，一路上看到房顶到处是钢管，转来转去，终于到了一扇不锈钢门前，她进去了，医生开始说话，她才平静了些。

手术做了4个小时，她听到有人喊她起来，“手术很成功”。50多岁的陈景钟在另一间手术室也完成了手术。莫丽移植了菲利普的左肾，陈景钟换上了菲利普的右肾。

做完手术回到病房，那天风很大，吹得窗帘响，“还好有他陪着我”，刚做完手术的莫丽想。

陈景钟对她说过，“我们现在是亲兄妹，我一定要到你家里去玩的。”

两家相隔四五个小时车程，莫丽去了陈景钟家里一次，陈景钟来到她家两次。每到一个地方耍，陈景钟就给她寄来特产，有些水果知道寄来要坏，还是要寄。

出时候，他们跟医生合了影，一起乘电梯下楼，不知道是缺氧还是饿了，莫丽忽然有点 不住，她丈夫两只手拎着东西腾不出手抱妻子，陈景钟的妻子马上替他接了过来。

后来，两个人复查也约在一起。“我们这个关系怎么淡嘛，有共同的话题，淡不了。”

2022 年1月，陈景钟肺部感染住院，莫丽身体也出现了状况，她对他说“你不珍惜身体，我也跟着病了”。别人说他们是双胞胎，有。莫丽跟陈景钟的外甥开玩笑，“我跟你舅，比都亲，因为我们流着同一个人的血。”

做完手术，莫丽穿上高跟鞋和连衣裙，又走在老街上。当别人投来眼光，她知道那种眼光跟自己做手术前是一样的，“但在我心里感觉不一样”。

莫丽和家人在电视上看过菲利普的故事，9岁的外甥喊“菲利普是哪个嘛”，莫丽说“他的病治不好，决定做点好事，他把肾捐给我，所以我们就认识了”。小男孩思考了一会，转着眼珠，认真地问：“真的哇？”

双生树

2022 年5月7日，重庆市捐献协调员米智慧接到菲利普的案例。在、西南大学、医院和澳大利亚的见证下，菲利普的父母签署了捐献文书。

第二年的清明节，米智慧再次见到彼得，“（他）起码瘦了10斤，满脸胡子，完全变了样”。他拿着菲利普的小相机，不停翻看，不住流泪。他的两只胳膊、胸前、背上都有大面积的文身，有菲利普出生和逝世的时间，有他的中文名，有他的肖像，有他的吉他。“无论我去哪，他都跟着我。”

他还提到了菲利普对音乐的热爱。重庆市有意请来5位受捐者，组建一支临时乐队，为纪念菲利普而演出。不过，受捐者忙着不同的营生，也未必有音乐基础。

谭道必的儿子来当时正在游泳，接到米智慧的，“说我眼睛是谁给捐的，是一个外国人，很热爱音乐，想为他建一个乐队。”他当即应下，那时才知道，“菲利普捐献（帮助）了这么多人”。陈显均也接到了那个，“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挂了，他又打过去确认了一遍才放心，“他也喜欢音乐”。

5个人之一次见面是在机场，“都不陌生的感觉”，莫丽说。他们先问候身体，又聊到孩子和生活。陈景钟的儿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陈显均说“接媳妇的话我们都来热闹一下”。

录音棚里，陈显均穿上了皮衣，他和伍军弹奏从没摸过的吉他；陈景钟反戴棒球帽，拿着手铃；莫丽把头发烫成波浪，她和谭道必负责沙锤。所有的服装上都印着一个标志，它由菲利普的名字和一把吉他组成，不同的是，五个人的衣服，在不同位置画了不同的轮廓。

乐队取名叫“一个人的乐队”。

“只在KTV唱过歌，对词不懂，谱也不懂，把录音棚老师急得，好搞笑，汗水都急出来了。”莫丽说。

谭道必不会唱歌，歌词只记得一些，回家后，她让孩子帮忙在手机里歌曲，反复听，直到后来“点不出来了”。正式演出的时候， 在台下对她晃着亮光的手机，告诉她什么时间停、什么时间摇、什么时间张嘴。

他们参加过一些演出。演唱的一首歌叫《感受生命》，舞台上出现菲利普的虚拟影像，表演看起来像是6个人完成的。完全没有英文基础的5个人还唱了英文歌《You Are My Sunshine（你是我的阳光）》，靠汉语谐音记词。

菲利普的父母在看过演出直播。5个看到，他们家里摆满了菲利普的照片，因为听不懂英文，他们并不知道彼得说了什么。几周后，陈显均等在电视旁看演出，“看他爸妈到底说的什么”，节目配上了字幕。莫丽一遍一遍看着回放，大声念出翻译。

米智慧很少见到“这么阳光的受体”，许多人接受了，但不愿张扬。她是重庆市之一位参与捐献的专职协调员，已经做了9年，参与了近500例。

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说得直接点，人家都要走了，你还把‘零件’取走，在中国很忌讳。”起初，她接触20例，只能做成1例。4年前，12例中能成功1例。

她总结出一些经验：出事的前两天不要去找家属，3天之后，家人会被拖得疲惫，进重症监护室一天动辄上万元，很多家庭支撑不了。他们下乡做推广，在每个有呼吸机的重症监护室外留下。

“我跟家属说，捐献跟正常人生病做手术一样，一个切口，之后会恢复遗容。能救活一个人，就是救活一个家庭，像他还活着一样。”

“捐献，你看那些盲孩多可怜，对捐献者来说只是一层薄薄的角膜，一点影响都没有，但受捐助的人能带着你亲人看他没看见过的世界。”

“这么珍贵的东西，比黄金还珍贵，对要走的人来说，烧了是一把灰，埋了是一把土，人家说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上天给你做好事的机会，有人想做都没有这个缘分。”

很多时候劝说是有效的，但家属也会临时反悔。一次，受捐者已经得到通知，供体在推往手术室，家属突然叫停：“我昨晚接了一晚上，要是捐了，七大姑八大姨每人一口唾沫都把我淹死。”

米智慧有时需要去村里参加葬礼，代表机构发言：“捐献者是好人，捐献是无偿的，救活了多少人，你们村是好人村，他在天上看着你们，你们平平安安。”这样，能减轻捐献者家属的压力。

重会人体捐献管理中心主任周学跃说，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捐献，在当地志愿登记的人里，30岁以下占65%，30-45岁占24%。实际捐献者中，大部分是意外死亡的，外卖员出车祸和年轻人突发脑血管疾病的情形越来越多。

2022 年1月1日起，中国停止死囚使用，公民逝世后捐献成为唯一合法 。人体捐献工作发展10年里，累计捐献志愿登记了251万人，完成捐献的有3万多人，他们捐献的挽救了9万个生命。“但每年有30万人在等待，大部分在等待中去世。”周学跃说，供需悬殊。

“一个人的乐队”之一次演出后，回到重庆，5个人提出要到菲利普的“”看看，所有人都憋着眼泪。

彼得很想要一件乐队的演出服，而且虽然知道语言和距离是障碍，很想面对面拥抱5个人。他对记者说：“当我见到他们，就像见到菲利普，这五位是家人的一部分。”

“明年5月，就是菲利普离开3周年了，我们仍然不能走出伤痛。”彼得流着眼泪对中青报·中青 记者说。

他家门前种着3棵树，象征着3个孩子，属于菲利普的那一棵仍然茁壮生长。他们为纪念菲利普又一棵，“我们用眼泪浇灌它”。

菲利普的骨灰一部分放在家中，架下，竖着“P.A汉考克之灵位”的木牌，旁边放着彼得买的小房子，房子的门始终敞开。另一部分骨灰埋在城边最悠久的，周围有瀑布和棕榈树，墓碑上写着“He lived his short life to the fullest（他把短暂的生命活得尽致)”。

在重庆市人体捐献纪念园，人们为这位澳大利亚公民立了一块纪念石，上面嵌着他和大熊猫的合影，旁边还立了一把金属吉他。“他的生命在5位中国人的身上得到了延续。”石刻铭文上说。

那里有同样的宁静，绿草茵茵，一棵大树静默伫立，那是一棵大叶榕和银杏的合体。纪念园说，银杏即将枯萎之际，大叶榕环绕它长出，银杏于是延续了生命。

（田文生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青报·中青 记者 杨杰 ：中国青年报 （ 2022 年12月16日 05 版）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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