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午壬子己亥女命八字

安迪

一

《纸还有未来吗壬午壬子己亥女命八字？——一部印刷文化史》（Interacting with Print: Elements of Reading in the Era of Print Saturation）是一部论文集壬午壬子己亥女命八字，欧美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壬午壬子己亥女命八字，就印刷文化史中诸多关键概念，如手稿、纸张、广告、装帧、索引、选集等展开讨论，其中“易逝”（Ephemerality）一篇在结论部分引壬午壬子己亥女命八字了查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对壬午壬子己亥女命八字他儿子的建议：

一个绅士应该是一个善于安排时间的人，不会浪费生命。即使能召唤他去饭堂进食，他也可以在此间隙读一读拉丁诗人的作品。比如，他买了一本《贺拉斯诗选》，撕下几页，随身带着读。他先读了一遍，然后把它们作为祭品送给克罗阿西娜。（傅力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3月第一版，160页）

最后这个词“克罗阿西娜”，译者加了一个脚注：“Cloacina，古罗马神话中管理下水道和公共卫生的神职。此处意为，撕下的几页读完后便丢弃掉。”

《纸还有未来吗？》英文原版

《纸还有未来吗？》中译本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四百五十则是读《切斯菲尔德勋爵书信集》（The Letters of Lord Chesterfield）的札记，正好抄录了上面这封信的原文，相应部分如下：

I knew a gentleman who was so good a manager of his time that he would not even lose that small portion of it which the calls of nature obliged him to pass in the necessary-house; but gradually went through all the Latin poets in those moments. He bought, for example, a common edition of Horace, of which he tore off gradually a couple of pages, carried them with him to that necessary place, read them first, & then sent them down as a sacrifice to Cloacina.

对照译文，便发现译者把“the calls of nature obliged him to pass in the necessary-house”，理解为“召唤他去饭堂进食”，所以后面的妙处也无法译出。钱先生在抄录这段话后加了一句简短的总结：“that is, use them both as reading material & as bum-fodder.”中文意思大致就是：撕下的几页《贺拉斯诗选》，既当了阅读材料，又当了手纸。因此，上文显然不是去饭堂进食，而是去厕所出恭时带了几页贺拉斯诗选来读，读完就拿它们擦屁股，也就成了“献给下水道女神的祭品”。

二

由切斯特菲尔德勋爵信中提到的出恭看书，钱先生旁征博引柯勒律治、詹姆斯·乔伊斯、包斯威尔等作品中的例子，又说到中文典籍，《归田录》中的那段“钱思公云：‘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谢希深亦言：‘宋公垂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朗然，闻于远近’”，大家很熟悉，但接着引《北东园笔录初编》，作者梁恭辰为清代学者梁章钜之子，卷一中说：

家大人公车诣京时，及见余秋室学士，尝因问私请曰：“先生书法精妙，何以不得鼎元？”学士笑曰：“丙戌科榜下归班时，有广东吴某者来访，曰：‘君其出恭看书耶？’予怪之，吴曰：‘我亦犯此罪过，去岁大病，梦入阴司，阎王命判官取生死簿，上签“出恭看书”，余减寿二纪，君削状元为进士。’”

这里涉及乾隆年间著名文士余集未得状元的一段猜想。

余集，字蓉裳，号秋室，浙江仁和（杭州）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卒于道光三年（1823）。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进士，官至侍讲学士。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七十八则论余集的作品说：

秋室多才艺，所撰《燕兰小谱》，笔舌轻隽，余剧赏之。今见其正经文字，虽颇雅饬，却拘窘无足观者。

又引《秋室学古录》卷六“秋室居士自题墓志铭”，谓生之日其父“梦初日照庭，光耀一室”，“有嘉徵，必有殊荣，而余之名位不振，岂有遗行而帝夺之耶”云云。（上述《北东园笔录初编》中广东吴某人的梦话，这里已经抄录过一遍了。）

大概当年余集颇有文名，未得状元，大家都很惋惜，纷纷猜测原因。蒋宝龄《墨林今话》卷七“余秋室三绝”说：

先生画山水、禽鱼、兰竹，靡不臻妙。尤擅士女，风神静朗，无画史气。然深自矜重，不轻为人作，得之者比诸仇、唐遗迹。晚年多作竹石，以塞人请。……曩闻之玉壶外史云：“先生捷南宫后，殿试当大魁，以善画美人，故抑之。”此事虽无确证，然传播艺苑，著为美谈久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7月版，122页）

余集因为善画美人丢了状元，陈寅恪听信蒋宝龄的解释，在《柳如是别传》中谈到顾云美所绘《河东君访半野堂小影图》，陈寅恪说：“继续摹写者，颇亦不少。惜寅恪未得全见。惟神州国光社影印余秋室白描柳如是小像最为世所称道。蓉裳善画美人，有‘余美人’之目（见秦祖永续桐阴论画等），竟坐是不得为状头（见蒋宝龄墨林今话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版，中册，446页）

余集《散花图》（朵云轩旧藏）

而钱锺书所引梁恭辰书，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因为余集有出恭看书的习惯，遭到老天爷的惩罚，原本可以得状元，现在只是进士。

孤证不立，《容安馆札记》第四百五十则又引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七载：

戴尧垣《春水居笔记》载杭州余秋室学士厕上看书折去状元一事甚详。乾隆壬子七月，余初次入京，见学士即问此事，学士曰有之。（见中华书局1979年12月版，466页）

接着一句“可见尧垣之言非妄”，《札记》跳过未录。这样看来，有三个不同的来源证明此事。而所证明的，也不过是广东吴某人的梦话。究竟如何，冥冥之中只有天知道，乾隆皇帝可能知道，而余集本人显然愿意相信这个说法。

上引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那段话后还有一句：“此小像不知是何年所作。以意揣之，当在秋室乾隆丙戌殿试以后。然则‘余美人’之未能中状元，此小像不任其咎也。”可惜陈寅恪没有注意到这个传闻，否则可以更加放心，余集未得状元，与画柳如是像毫无关系。

三

掌故家徐一士写过一篇“关于读书人”，原载《文史》杂志1944年第三期，收入《一士类稿续集》（中华书局，2019年3月第一版）。文章第二节标题为“厕上看书”，开头就引钱泳《履园丛话》这一段，并说“戴氏笔记，余未见，惟见梁敬叔（恭辰）《劝戒近录》详言其事”。

梁恭辰在《劝戒近录》中讲的比《容安馆札记》引的《北东园笔录初编》更详细，徐一士全部转引。吴某人说到自己被减寿二纪时，偷看到生死簿上他的名字之前，就是余集的名字，其名下有注，云：“浙江钱塘人，壬午举人，丙戌状元。”以下禄位注甚长。但“状元”字用笔勾去，改“进士”二字（412-413页）。

《履园丛话》在说余集事之后，又说了一个故事：“云间蔡礼斋，为侍郎鸿业之孙，左都御史冯公光熊外孙，通才也。最喜在窬桶上看书，乡试十余科不第。以援例作江西县丞，候补南昌，穷苦殊甚。有长子甚聪慧，未婚而死，礼斋亦旋殁。余尝劝之，不听。其一生困顿者，又安知不如余学士之折福耶？”这个故事，徐一士文章引了，《容安馆札记》也节引了。如果只是因为出恭看书，徐一士感叹说：“若蔡氏以通才而久困场屋，微员穷苦，子死身亡，其罚盖尤酷矣。”

周作人也写过一篇“如厕读书”，原载《宇宙风》1935年第五期，后收入《苦竹杂记》。开头引清代学者郝懿行《晒书堂笔录》卷四“入厕读书”条：

旧传有妇人笃奉佛经，虽入厕时亦讽诵不辍，后得善果而竟卒于厕，传以为戒。虽出释氏教人之言，未必可信，然亦足见污秽之区，非讽诵所宜也……

这段文字《容安馆札记》也抄录了。郝懿行是周作人喜欢的学者，他引了这段文字后说：“郝君的文章写得很有意思，但是我稍有异议，因为我是颇赞成厕上看书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98页）当然前提必须是厕所像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所描述的那样，知堂老人说：“假如有干净的厕所，上厕时看点书却还是可以的，想作文则可不必。书也无须分好经史子集，随便看看都成，我有一个常例，便是不拿善本或难懂的书去，虽然看文法书也是寻常。据我的经验，看随笔一类最好，顶不行的是小说。至于朗诵，我们现在不读八大家文，自然可以无须了。”（同上，101页）

钱锺书在《容安馆札记》中还引了不少有关出恭看书的中外典籍，可是他没有像周作人那样亮出自己的态度，杨绛的《我们仨》后附了几张他们的女儿钱瑗画的钱锺书像，其中有一张“My father doing a major”，画的正是钱锺书在“necessary place”的场景，手上并没有拿书本（三联书店，2003年7月第一版附页）。

钱瑗绘“My father doing a major”图

（本文系旧作扩充而成）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