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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是我国文化、学术的根本，但自辛亥革名成功以来，就被蔡元培给废了。学生从此不再读经、学校也没有经学这个学科、更不开经学课程。谈起经学，辄闻一片骂声。

2003年我倡议办经学研讨会，由台湾佛光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合作。谁知我人都率队到了清华，李学勤先生才来夜访，说经学现在还不能办会，我们改名开吧。隔了两年，始由香港、台湾、新加坡再跟清华合作，开成了“第一届”经学研讨会。可见破冰之难，真是点滴在心。一一幸好，这些年乘着传统文化复兴的东风，经学已是人文学术最新的热点了。

但是，不了解经学，对传统文化的所谓研究，其实就是盲人瞎马，胡乱指点江山，而且还经常掉进池塘里。又因为研究失了原先经学的座标，只好拉上西方的甲冑，披挂上阵，猛抡其刀斧。结果掉进的不只是水塘，还是泥沼，到现在都清洗不来。

具体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只能说说文学批评中关于“评点”的问题。

一、新批评视野下的评点

对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视与整理，研究者早期比较偏重于已经成书的文论、诗话、词话，后来才注意到诗词话以外的批评形式与材料，例如批点。

这当然是开拓新领域、发掘新问题的学术企图，重新召唤大家去注意这一批批评材料。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这个需要呢?这也就是说我们本身对传统文评的研究可能碰到了新的问题，需要从评点里去寻找新的可能，诗话词话则不太能解决我们的需要了。

这个新问题，在海峡两岸是不同的。

大陆比较注意属于民间传统的文类，如小说、戏曲、口传文学等等。这些文学，在传统上因地位不高，论者罕所齿及，古亦无所谓“小说话”如诗话词话者;要讨论，就只能乞灵于小说戏曲的评点。所以像金圣叹那样的小说评点，若放弃不做研究，那金圣叹还有什么可说呢？

台湾的情况，完全不同。对叙事文类和民间文学的探讨，比较寂寥；又因受干嘉学风、五四新考证及海外汉学传统的影响，即使研究小说，也偏重考据，极少触及小说的形式结构等问题。后来比较文学兴起，又喜欢套用理论，讲些二元对立、心理分析之类，并不太从传统的小说批评中去寻找批评典则。因此，台湾之注意评点，是来自另一种刺激：新批评（New Criticism）的引介与论争。

新批评在台湾的文学发展上，先是经由夏济安的引介，对现代文学影响深远。

在创作方面，有王文兴等人，追求单篇经营的文字艺术;在批评方面，也有欧阳子论《台北人》那样的著作。他们的成绩，在现代文学阵营里，虽也曾引起若干争论，但主要是与社会文化论者在意识内容方面的争辩，与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之间的关系倒不太大。虽然王文兴也在中文系用细读法教《红楼梦》。一直要等到颜元叔办《中外文学》，推动比较文学，且进而运用新批评等若干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特别是传统诗)时，对批评理念与方法的反省才有较具体的进展。

例如新批评大将W.K. Wimsatt，Jr. 与C. Brooks 的《文学批评简史》(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由颜元叔在1972年译出；次年，吴宏一在其博士论文中即辟有专章讨论金圣叹、徐增“形构批评”的手法；1976年，黄永武出版了《中国诗学——设计篇》，用细密剖析的方法，讲明诗之美如何形成，其讨论方式，深受新批评影响。同年，陈万益的《金圣叹的文学批评考述》也特别谈到:“在本世纪前五十年曾风行于英美的形构批评法(formalist criticism)和金圣叹的批评法有极类似之处，它们都是以彻底研读本文作为批评的基础；同样强调结构和字质……我们稍加比较之后，金批的面目会更加清楚。”

可见在那个时候，新批评与评点的关系正成为新的关切点；研究者亦并不以为诗的评点和小说评点价值不同。

不过，在那个时候，新批评与评点是否极为类似，看法尚未趋于一致。如王文兴就说，晚清对《红楼梦》的批注是完全靠不住的，类似诗话，非客观冷静的批评。黄永武也觉得密圈密点的欣赏法，本身缺乏体系，对诗人的匠心也极少剖析。不过，毕竟评点与诗话词话不同，有较多一点的分析，所以仍然引起研究者高度的兴趣。

这种兴趣，到1977 年颜元叔和夏志清大打笔战之后，更加浓烈。夏志清认为当时的文学批评太过注重科学化系统化，且迷信方法，套用西洋理论亦往往变成机械的比较文学研究。颜元叔则反驳，谓夏氏乃“印象主义之复辟”，直斥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如诗话词话，都只是印象式的批评，说现代我们应该通过理性的分析，而不应只停留在直觉层面和对作家传记的了解上。

一时之间，中国文评到底是不是主观的印象主义式批评，论者纷然。但大家都承认中国文学批评确实比较没有系统，缺乏分析与论证，似乎较为主观。这点，颇令人沮丧。

在这种情况下，批点似乎又替我们燃起了一些希望。郑明娳《毛批三国演义章法论》、陈万益《说贾宝玉的“意淫”和“情不情”——脂批探微》、康来新在《晚清小说理论研究》，都是复兴批点之价值的重要论文。

正是在这一个分析的年代，实证的取向、形式的关切，在此深深烙下了一个印记。

此风延续至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亦曾在此波流中鼓浪前行，但我有些不同的主张。（一）、我认为评点殊不限小说戏曲，此法运用极广，于科举策论、制义、诗、古文、经、史，无不有之。关心评点的人，眼界应该打开。

（二）、评点只是个概称，手法繁多，圈、点、批、抹、勾、评、注、解，都有，皆是对文章的细读。故我总称为“细部批评”。

（三）、这种“游心于小”的态度和批评方法，令人联想起英国《精审季刊》(Scruting)所揭橥的理想及汤普森的《字里行间》(Betweern the Lines)。但它与新批评毕竟是不同的。因为它自有渊源和脉络，渊源于经学，故与新批评完全不同，不宜比附。

二、异于新批评的文学美探索

针对单一作品的细部批评。原不限于评点，亦不限于小说戏曲，经史子集，凡把来作文学作品读的，就会有这样的批评方式出现。

像《史记》，做史学著作读，就没有这种读法。做文学作品看，才有各家评论，赏其文辞章段之美。《庄子》，做哲学著作看，只有笺释; 做文学作品读，就会有宣颖、林云铭那样的批评。

《四库提要》曾说：“《南华评注》，国朝张垣撰。…… 其书分段加评，逐句加注，皆不言本某家之古注。其注似徐增之说唐诗，其评一如金人瑞之评《西厢记》《水浒传》而已。观其或问第二条，以庄子为风流才子，可知其所见矣。”又说：“《南华通》七卷，国朝孙嘉淦撰。…… 是编取《庄子》内编，以时文之法评之，使起承转合、提掇呼应一一易晓”。

可见论庄子者，自有此一派，以文士看庄周，以文章求庄子书。如宋林希逸《庄子口义》、刘辰翁《庄子评点》、明孙应鳌《庄义要删》、归有光《道德南华评注》、孙旷《庄子南华真经评》、谭元春《庄子南华真经评》、林云铭《庄子因》、吴世尚《庄子解》、高秋月《庄子释意》、宣颖《南华真经解》、胡文英《庄子独见》等，都属这一系统。或评点圈批，或否。而其评与注、解与释，又都与徐增、金圣叹相仿佛（他们之中如归有光、钟惺、林云铭，也都另外评点过许多诗文），正可证成以上我们的论点。

在历史上，这一派与郭象以降之以义理解庄者，泾渭判然。如宣颖说郭注“于庄子行文之妙，则独未涉藩篱。古今同推郭注者，谓其能透宗趣；愚谓圣贤经篇，虽以意义为重，然未有文理不能晓畅而意义得明者，此愚所以不敢阿郭注也”云云，即可以显示他们的着眼点殊不相同。论《庄子》如此，论其他经史子书亦然。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中国人讨论文学作品时的一种方法，从宋朝晚期逐渐定型，经过明朝几位批评大将的推衍，至清即成为普遍的讨论文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多用在实际批评上;并不空谈原则，而常常是借实例以带引出一些写作和阅读的原则，而且对于作品的文辞之美，可以在字里行间细细评解。

这种评解，当然最常见的形式是评点，但由于它并不限于评点，评点亦未必尽属此种，因此我建议把它称为“细部批评”。

这种细部批评，自有渊源与批评理则，既非八股所能范限，与形构批评亦大有差异。

三、细部批评的经学渊源

认为细部批评系由科举而生，乃明清人共同的看法。但这只能说是对时代现象的批评，而不太能据此以说细部批评的批评法则是怎么来的。而且，科举经义为说经之支流，若追源溯本，亦当求之于经学。

以汉人讲经来说，基本上有三种办法:一是章句、一是训诂、一是条例。《后汉书・郑兴传》：“晚善左氏传，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训诂。”

条例、章句和训诂，都是用来讲论经义的。训诂是解释经文和字义，并论其大旨。章句则繁辞博辩，逐句阐释、分章讲论，以文义为主，非常细致，有说“曰若稽古帝尧”而达数十万言者。

据《汉书・夏侯胜传》“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又《儒林传》“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其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可知章句之指括经文、敷畅文义，原即是对经典作细密分析的，《易说》三万言，犹仅为小章句而已。

至于条例，主要是指《春秋》的学者们，从《春秋》的遣词用字(所谓“书法”)中，归纳整理出若干条原则，又称为凡例。

据说有周公旧例和孔子的新例，如杜预所云：“春秋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故学者须观察书法，以明孔子进退褒贬之意;由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等处，观微言大义。

这些条例，据何休《公羊解诂》序说有胡毋生条例，然其书已亡，《隋书・经籍志》则还载有杜预《春秋释例》十卷、刘实《春秋条例》十一卷、郑冡《春秋左氏传条例》九卷、不着撰人《春秋左氏传条例》二十五卷、何休《春秋公羊传条例》一卷等。

晋朝以后，晋人经义及南北朝义疏，除延续了汉儒治经之法外，又受到佛典疏抄和僧徒讲论的影响，而有了开题和章段。

所谓开题，也称为发题，《广弘明集》卷十九有《发般若经题论义》一文，《梁书・武帝纪》也说:“大通五年，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高祖升座，发《金字摩诃般若经》题讫。”这是在讲经时，由都讲先唱题，再由主讲的法师讲解题意。

其制颇为隆重，《高僧传・竺法汰传》说晋简文帝讲《放光经》，开题大会，帝亲临幸之，可见其一斑。

汉儒经注之书，并无解题的，到这个时候却有了专门解题的书。如《隋志》载有梁蕃《周易开题义》十卷、梁武帝《毛诗发题序义》一卷，《唐书・经籍志》有《周易发题义》一卷、梁武《周易开题论序》十卷、大史叔明《孝经发题》四卷，《陈书・儒林传》也提到“王元规着春秋发题辞及义记十一卷”。这些开题，主要是对书名篇题的解说，唐人义疏中，如《周易正义》前面先有一文解释“易有三名”，就是开题的办法。

另外，晋唐义疏又有所谓章门科段。据吉藏仁王疏说“诸儒说经，本无章段，始自道安法师”，可知这是南北朝才出现的体制。

《隋书・儒林传》:“马光尝因释奠，高祖亲幸国子学，王公以下毕集。光升座讲礼，启发章门而已。”章门，又称科分、章段，就是章节段落。

晋唐义疏，如皇侃《论语义疏・学而第一》说：“论语是此书总名，学而为第一篇别目。中间讲说，多分科段矣……”《左传・序》疏说：“此序大略十有一段明义。以春秋是此书大名，先定解名之由。自‘春秋’至‘所记之名也’，明史官记事之书名曰春秋之义。自‘周礼有史官’至‘其实一也’，明天子诸侯皆有史官，必须记事之义。自‘韩宣子适鲁’至‘旧典礼经也’，言周史记事褒贬得失，本有大法之意……”都是区分章段以释义的。

这些体例，无不深刻影响到后来的说经习惯，也直接塑造了细部批评的模式。

例如说经者推敲字辞书法以明仲尼褒贬之意，细部批评也是要“从文字上得作者之用心”。

说经者具文饰说、敷畅文义，细部批评亦正是如此。

明清之评点，在每书之前，例必有“凡例”或“读法”若干条，更是像极了经学家的条例。

而晋唐义疏有开题，后来评点之书，开头除凡例之外，也必有释题，如金批《水浒》，序一是自道作书之意，序二就是开题，曰：“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他批《西厢》，开头也是：“《西厢》者何?书名也。书曷为乎名为‘西厢’也?书以纪事，有其事，故有其书也……”凡此，皆本释经开题之法。

章段，更是重要:凡细部批评，都是先把一篇文章区分成几个段落。如金批《西厢》，不用戏曲本来的“折”名，而把它分成十六章，说：“一部书，十六章。而其第一章，大笔特书曰‘老夫人开春院’，罪老夫人也……”即是如此。批书者所谓“章有章法，段有段法”，章法之说，很少人晓得其渊源实本于义疏!

四、宋朝开启的“以文章说经”风气

不过，这种义疏及讲经之例，无论如何，也只是经的细部解说，与文家论文，精神意趣毕竟不同。所以说经之惯例虽已如此，却并没有影响到文家论文的方法。文家以说经之法论文、或由经学义疏转到宋明以后的细部批评，主要关键，在于宋朝几个值得注意的事项：

古文运动以后，文家论文，归准于六经。虽说“文以载道”，所重者在道不在文，但六经文辞之美，却得以被发现并获阐扬。韩愈所谓“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进学解》)、柳宗元所谓“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文，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着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文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均表现了古文家在“因文以明道”的祈向中，达成了对文辞之美的发掘。

六经成为文章最高的典范，诸子也不必单从义理上去尊崇，而可以从文辞之美的角度来领略。故程颐曾批评古文家:“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因学文日有所至，遂有所得。”(《程氏遗书》卷十八)

且不管如韩愈这样的古文家是否“倒学了”，这一趋向影响两宋以后文风甚深，乃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影响，可分为两方面来看：

首先是说经者往往从文学角度立论。如论《诗经》，《项氏家说》卷四云:“说诗者皆经生，作诗者乃词人，彼初未尝作诗，故多不能得作诗者之意也。”《朱子语类》卷八〇也主张：“读《诗》且只做今人做底诗看。”《许彦周诗话》解释《燕燕》诗“瞻望勿及，伫立以泣”二句，说“真可泣鬼神矣，张子野长短句云：眼力不如人，远上溪桥去。东坡与子由诗云: 登高回首坡垄隔，唯见乌帽出复没。皆远绍其意”，就是把《诗经》作诗读的具体表现。

明清之万时华《诗经偶笺》、贺贻孙《诗触》、戴忠甫《读风臆评》等书，即沿此宗旨者，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一说:“余谓三百篇不必作经读，只以读古诗、乐府之法读之，真足陶冶性灵，益人风趣不少。”

像陈舜百《读风臆补》就把许彦周论《燕燕》诗的意见全采纳了。这可以看出宋朝以后的一种风气。不仅对《诗经》如此，儒者说经，自有此一体。

如清张英《书经衷论》，并不专门以文学说经，但他《论禹贡》，就说其“章法字法，真千古文字之宗”。其他专以文学说经者，更可以想见了。

《四库提要》卷三一批评清王源《或庵评春秋三传》以为：“经义文章，虽非两事，三传要以经义传，不以文章传也。置经义而论文章，末矣。以文章之法，点论而去取之，抑又末矣。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录《左传》，古无是例，源乃复沿其波乎?”

正可以见以文章论经书，从宋朝开始，即已相沿成风，评点之书至多。虽醇儒如王船山，所着《诗经稗疏》附“诗绎数条，体近诗话，殆犹竟陵钟惺批评国风之余习”( 同上・卷十六)，又岂能苛责真德秀、王源?而事实上，这些以文章观点讨论经书的著作，几乎也是“评点之学”的大宗。

五、经学条例转化为文法

其次是文家论文，既归准于六经，则古文大盛以后，宗经明道成了文人的基本信念，论文当然要以六经为典范为法则。

而刚好条例之学在唐末受到啖助赵匡等人的攻击，在经学的解释上不得不放弃此一说法，乃转而把这一套彰明圣人著述之心，以及解说《春秋》褒贬之文辞书法的东西，用来发明文章之法则。

这时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是陈骙的《文则》。该书一开始就说“大抵文士题命篇章，悉有所本，自孔子为书作序……”云云，表明他撰写归纳这些文章法则，根本上即是从经学传统生出来的，所以他所论的各种为文法则，如“六条”论文之助辞、倒装、字音、字义、病辞、疑辞、轻辞、重辞;“四条”论譬喻的十种方法与引证;“八条”论文的衔接、交错、记事、记言、问答等，都是以六经立论。其所谓“条”，亦即条例之意。这是我国第一部文话，其所分析的条例法则也与后世评点的伎俩关系最为密切。可说细批评的法则已在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建立了。

顺着这两方面的趋势，宋朝的经义取士之风，又助长了细部批评的发展。

如南宋郑起潜编《声律关键》，又名《赋格》，略仿唐人《诗格》，而对场屋之文有所讨论; 魏天应编《论学绳尺》十卷，言经义之写作亦然。

分析写作原则及书中之选例说明，也许本不为科考而设，只是论诗文之关键。但经义的写作及指导士子应考撰文，却大可运用他的说法，或仿真其书，另编教材。

而即使不为考试，这种选评文章、讨论古文关键的做法，也已成了一种传统，如楼昉的《崇古文诀》三十五卷及谢枋得的《文章轨范》，就是这类著作。王霆震《古文集成》七十八卷，自言为新刊诸儒评点，亦为此种批评传统之大宗。以严羽在南宋时期所做的批点李白诗、刘辰翁评放翁诗等来看，这种批评亦已延伸到诗的领域，并逐渐成为一个诗话以外的批评传统了。

其后元明之间，此类书籍随着科举之发达越来越多。《四库提要》曾指出:“宋王安石变法，始以经义取士。当时如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义》，学者称为不可磨灭之文，吕祖谦至为录入《文鉴》中。元仁宗皇庆初，复行科举，仍用经义一篇，而其体式视宋为小变。……(王元耘撰《书义矜式》六卷)即所业之经，篇摘数题，各为程文，以示标准。虽于经旨无所发明，而一时场屋之体，称为最工。”到元朝王元耘这类书出现时，经义写作的规范大抵已经建立，明人之讲章即承此风会而兴者。

此一传统，具体地说，也与唐朝后期以降文人势力的增强有关。文人或经学家可以以文学观点来讨论高文典册;纵然是考试经义，竟也变成了讲求文章。这一趋向，乃广泛影响到后来的文人阶层及其活动。明代不仅科举程文之讲章、墨选大盛，以文学观点论经史诸子也蔚为风气。

所以，事实上，宋朝以来，既能以六经论文，则天下之书何一不能以文论?子部如凌汝亨之辑评《管子》；凌瀛初为《韩子迂评》;李贽评《墨子》;孙月峰批老子、庄子、列子等。史部如凌稚隆之《史记评林》《汉书评林》，归有光之以五色笔批《史记》等。一直到清末民国，还有吴闿生评点、高步瀛集解的《孟子文法读本》问世。

足见从宋明以来，几乎无书不可以文法的讲求来阅读，而且也因为习惯于这样的文学阅读，所以批选圈点又几乎成了中国人读书的基本方式。八股墨卷，只是其中之一支而已。圈点批注所喜欢讨论的破题、章法、段落、文气、遣词、用字等，则是从经疏释义的传统和古文家对文章的分析中来。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