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命戊戌日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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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展欢颜 编辑|燕子

民国时期，大师频出，其中最耀眼的一位，莫过于梁启超。

胡适称赞他“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连毛主席也评价他“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梁启超“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家教传奇，更是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而在梁启超子女眼中，父亲的事业成就和家教传奇，其实都得益于有个好“妻子”。

长子梁思成曾回忆说 ：

“娘是个毅力坚强的人，尽管她操持着一大家人的吃穿，她还每天督促孩子们的学习，对于子女的早期教育，应归功于这个普通的‘娘’。梁启超能写出这么多的著作，有很大一部分要感谢娘给他创造了一个和睦安定的家庭。”

但少有人知的是，梁思成口中的“娘”，并非他的生母，而是梁府丫鬟王桂荃。

01

她自幼孤苦，因他有了家

王桂荃与梁启超结缘，是因为梁启超的妻子李蕙仙。

王桂荃生于四川广元，自小被人贩拐卖至外地，几经转手后，她被卖入李府。

直到10岁那年被挑为陪嫁丫鬟，随李府千金李蕙仙嫁入梁家，王桂荃的命运才有了转机。

嫁入梁家后，李蕙仙先后为梁启超生下长女梁思顺、长子梁思成和次女梁思庄。可她本就体质娇弱，三次生育后，身体愈发孱弱，难以再孕。

孱弱的身体，令李蕙仙不由对自己的婚姻生出一丝隐忧。

她的隐忧在梁启超28岁那年成了现实。

1900年，梁启超写信给李蕙仙，坦白了自己的新恋情：

“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不能自持。

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

酒阑人散，终久不能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

不知蕙仙闻此事将笑我乎，抑或恼我乎？”

李蕙仙毕竟是大家闺秀，她没有恼怒，也没有慌乱，而是冷静地给梁启超回复了一封信：

“当下并没有限定一夫一妻，以你的地位身份，三妻四妾很正常，如果你真喜欢这女子，我告诉公公做主给你娶回来便是。如果你并不真想娶她，就别把自己弄得神魂颠倒，保重身体要紧。”

李蕙仙这封回信写得非常高明，梁启超作为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一直大力倡导一夫一妻制，如若纳妾，便是自食其言。信中那句“以你的地位身份，三妻四妾很正常。”显然是正话反说，有意提醒梁启超正视自己的身份。

而她在信的后半段提醒梁启超“别把自己弄得神魂颠倒，保重身体要紧。”又完美地展示了自己贤良淑德的品性。

李蕙仙这封软硬兼施的信，令梁启超心底燃烧的爱情火苗渐渐熄了火，主动挥剑斩情丝。

李蕙仙明白，有一就有二，自己不会每次都能防住情敌，而且自己的身子确实很难再为梁家添丁，于是，1903年，她主动把18岁的王桂荃送给梁启超作通房丫鬟。

王桂荃毕竟与梁启超在外结识的女子截然不同，她性格温厚，不会僭越了身份；而且她出身农家，身体健壮，能够为梁家开枝散叶，弥补李蕙仙的缺憾。

李蕙仙的眼光很准，王桂荃第二年就为梁启超生下了次子梁思永，此后又接连生下三儿二女，并且她一直都是李蕙仙身边最贴心的人。

梁启超的婚外恋，意外让王桂荃走进他的生活，她因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并走向更广阔的人生。

02

他半生流亡，她步步追随

王桂荃跟梁启超时，梁启超正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她没有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反而因他开始颠沛流离。

梁启超剪掉辫子，东逃日本时，李蕙仙担心自己的身体会拖累梁启超，便与梁父等带着女儿思顺避居澳门，而让王桂荃随梁启超赴日本避难，照料他的饮食起居。

避居日本的14年里，梁启超只能通过卖文维持生计，生活非常拮据。

可纵使生活困顿，梁启超仍没有放弃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他与友人四处筹款，创办了横滨大同学校、神户同文学校，以培养在日华人青少年。

为了替梁启超分担压力，王桂荃在繁重家务之余，自学了一口流利日语，负责对外联络事宜，为梁启超的事业助力。

因为有王桂荃辅佐，梁启超虽是赴日避难，在日期间却得以坚持教育救国，并潜心研习政治、法律、经济等中国亟需之学，为归国积蓄能量。

1912年，梁启超结束了十余年的异国流亡生涯。回北京后，他组建进步党，出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开始在民国政坛崭露头角。

但是，他的流离生活并没有结束。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后，梁启超在1915年8月写下檄文，声讨袁世凯，随即遭到袁世凯迫害，只好从天津逃往上海。

袁世凯在梁启超的住所附近安插了许多特务，严密监视梁启超的行踪，梁启超随时面临危险，不便从事讨袁活动。

王桂荃再次从家务中抽出身，代梁启超联络全国各地的讨袁人士。

王桂荃懂得梁启超心中救国兴邦的抱负，他殚精竭虑救国，她便尽心尽力守家。

但是，王桂荃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当梁启超遭遇挫败时，她也能成为他的坚强后盾，为他撑起一片天。

遇见梁启超，自是王桂荃的幸运；但遇见王桂荃，又何尝不是梁启超三生有幸！

03

他英年早逝，她成就儿女

梁启超一生共有九个子女，其中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这六位皆是王桂荃所生。

1924年、1929年，李蕙仙和梁启超先后病逝，九个孩子大多都未成年，小儿子思礼更是年仅五岁，王桂荃成了孩子们的守护神。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救国，虽然著述丰富，但积蓄并不多。

为了维持一大家的生活，王桂荃将梁家旧楼出售，自己也外出打零工贴补家用。

抗战爆发后，她又把梁家的新楼租出去，仅留下梁启超曾经的书房存放他的书稿。

虽然生活艰难，但王桂荃仍尽最大努力给孩子们提供那个时代最好的教育。

她先将女儿梁思宁和儿子梁思达送入南开大学，1941年，她又变卖家产、四处借贷，将儿子梁思礼和女儿梁思懿送出国深造。

更难能可贵的是，王桂荃还努力将梁启超的爱国心传承给孩子们，她坚持读报、听广播，及时了解国家大事，再写信与在外求学的孩子们交流时事。

最终，孩子们都成为各自领域的翘楚，并且传承了父亲的爱国情操，虽然兴趣不一，专业迥异，但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默默为祖国做贡献。

三女梁思懿1941年赴美国留学，毕业后在美国高校任教。新中国成立之际，她立即离开美国，回国内大学任教，后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

四子梁思达就读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成为著名经济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外资企业局任职，参与编写了《中国近代经济史》。

五子梁思礼17岁留学美国，25岁获得博士学位。当他从广播中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便义无反顾回国参加建设。他先后参与了新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和第一艘神舟飞船的研制工作，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目送孩子们一个个成人、成才，王桂荃在1968年走完了八十三年的人生。

梁家后人不曾忘却这位为梁家奉献一生的“母亲”，1995年，梁家后人在梁启超与发妻李蕙仙的合葬墓旁，为王桂荃立了一块卧碑，碑后种下一棵白皮松，并将它命名为“母亲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