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贝多芬:
一、童年
贝多芬的祖父与父亲都是宫廷歌手。在大部分时间里,他的父亲都喝得大醉,没有对家庭和气过一点,甚至连家人们是否有足够的吃穿都从未过问。起初,善良的祖父还能使这个家庭免受太多的苦;反过来,他最大的孙子的音乐才能也使老人感到莫大的欣慰。但是当小贝多芬只有四岁时,祖父就去世了。贝多芬的父亲常把孩子拽到键盘前,让他在那里艰苦地练上许多小时,每当弹错的时候就打他的耳光。邻居们常常听见这个小孩子由于疲倦和疼痛而抽泣着睡去。不久,一个没什么水平的旅行音乐家法伊弗尔来到这个市镇,被带到贝多芬家里。他和老贝多芬常常在外面一个小酒馆里喝酒到半夜,然后回家把小路德维希拖下床开始上课,这一课有时要上到天亮才算完。为了使他看上去象一个神童,父亲谎报了他的年龄,在他八岁时,把他带出去当做六岁的孩子开音乐会。但是天下哪有后天培养出来的神童,尽管费了很多事,老贝多芬始终没有能够把他的儿子造就成另一个年轻的莫扎特。与莫扎特相比,贝多芬的童年太不幸了。莫扎特在童年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练功时间是愉快而安静的,有着一个慈爱的父亲和一个被钟爱的姐姐;而贝多芬则不然,虽然他的演奏赢得了家乡人的尊敬,但世界性的旅行演出却远未象莫扎特那样引起世人的惊叹。
二、良师
父亲把这个男孩子带到一个又一个老师那里,让他学习不同的乐器和作曲的艺术。这些老师中没有一个可称为好的,直到他落到宫廷琴师和波恩剧院的经理尼费(Neefe)的手里。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音乐教师,友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这对贝多芬来说实在是一个幸运。因为虽然波恩城里有最好的学校——连善良的老巴赫都会高兴地送他的许多孩子们去学习的那种学校——但是贝多芬的父亲从来也不认为值得送贝多芬去那里学习哪怕是两三个月,在他眼里读书远不如学音乐那样能挣钱。年轻的贝多芬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上课是愉快的。尼费先生对他很慈爱,不仅教音乐,而且还教他世界上许多别的事情。为了付他的学费,当尼费先生很忙或离开市镇的时候,贝多芬就代替老师做风琴师。于是当他刚满十四岁的时候,他就被任命为剧场的助理宫廷风琴师和古钢琴师。那可恨而又不幸的父亲看到他儿子的音乐终于挣了一些钱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