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学又称堪舆学 ,顾名思义,风就是空气,一种流动的空气;水就是各种水资源,包括江河湖海及雨露。
风水学突出了风与水对人体的作用,认为风太大的地方不宜人居住,而空气不流通的地方也不宜居住,没有水的地方不适宜人居住,而水泛滥成灾的地方也不适宜居住。风水学其实就是研究人类居住环境的一门学问,主要分为两大派——形式派和理气派。
形式派又称峦头派,为唐代著名风水家杨筠松所创,在江西一带盛行,主要以山川的起止为主体,以龙、穴、砂、水相配合而进行勘察。理气派又称理法派,由一游幕僧人所创,在福建比较盛行,理气派以河洛理数为理论基础,从时间和空间上考察人体与地理、气候、地极磁波的变化关系。
早期的人类就已经认识到了环境对人类的重要影响。原始人类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他们很难抵御各种猛兽的侵袭,于是他们就选择了山洞作为规避场所。
而山洞多在较高的地带,这是为了防止水淹,而且洞口都朝向南方,一是利于接受阳光的照射,二是躲避冬天寒冷的西北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逐渐走出了山林,而到依山傍水的平坦地带聚居,慢慢形成了村落与城镇。
这一时期,风水学还处于一种原始的萌芽状态。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人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环境对人体的作用。
到了先秦时期,风水学才作为一种学说问世。秦代风水家朱仙桃所著的《搜山记》,为目前流传下来的最早的风水学著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风水学理论逐渐得到完善,并且出现了管辂、郭 璞这样的风水名家。郭璞著的《 葬书》,被后人推崇为风水理论的经典,而郭璞本人也被后人尊为风水学的祖师。
到了隋唐时期,风水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形成了两大派别——江西形势派和福建理气派。形势派的创始人杨筠松先生著的《疑龙经 》、《撼龙经》、《 葬法倒杖》《青囊序 》等,为风水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著作一直被风水研究者视为至宝。
明清时期是风水学的鼎盛时期,各种风水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甚至到了泛滥的程度。其中以吴鼐 的《 阳宅撮要 》、赵玉材的《地理五诀 》、蒋大鸿的《地理辨证 》 较为有名。
在形势与理气两派的基础上有分成四个派别——八宅派、玄空派、杨公派、过路阴阳派。八宅派是以八卦为依据,将家宅分为八部分--东四宅与西四宅,再配合人的命卦来选择住宅,属形势派;玄空派属理气派,主要以 洛书九星为根本,外取自然环境的山水实物为依据,结合三元运气之说,通过排龙立穴、飞星布局和收山出煞 等数术运算方法;杨公派也属形势派,注重“龙、砂、水、向、穴”,也就是“寻龙、觅水、观砂、立向、定穴”;过路阴阳派也属于形势派,同时搀杂了一些理气派的东西,比较注重表象的作用。
甚经典教材的内容大部分以口诀为主。 解放以后,风水学被扣上了“封建迷信”的帽子而打入冷宫,勘测风水的活动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了一段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风水活动逐渐抬头,且有愈演愈盛之势。 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是至为明显的,在古代时期,人们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以现代科学知识与理论来看,天地万物是一个大磁场,而人体是一个小磁场,我们周围的万物,时刻不停的发生一种微波与我们的小磁场产生物理感应,从而使磁场发生变化,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正所谓环境造人。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他们的精神面貌、性格习俗都有很大的差异,而生活在同一地方的人,就有许多相似的特点。
比如广东人形体瘦小,面尖唇薄,颧骨高耸,脑筋灵活,善做生意。而蒙古人却形体高大威猛,性情豪爽粗放,虽善于牧马骑射,却不善经营。
这就是生存的环境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正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不争的事实。风水学的科学性,已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
但是,传统风水学过分夸大了环境的作用,甚至将她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搞的神乎其神。有些风水家认为,只要是“风水宝地”,就能给人带来福祉,那么,生活在同一“风水宝地”的人,他们的命运也会千差万别呢?同样的住宅,有的人住进去灾祸不断,有的人住进去却事事顺心,这就是人类个体的差异性所造成的结果。
每个人,作为一种磁场或者说是一种接收器,他们的排列组合与接收信号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是千差万别的。虽然传统风水学也认识到了人的差异性,但只是采用了比较粗略的分类法。
比如八宅派以每个人出生的年份为依据,将人分为八种命卦---乾命、坤命、艮命、震命、兑命、坎命、离命、巽命,根据这八种命卦来判断是否与住宅相配合。这种分类法是不够精确的,一年中出生的人得有多少?他们每个人的磁场结构能一样吗?人为万物之灵,独禀天地五行之气而生,而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刹那起,作为一个小载体,每个人所禀受的天地五行之气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小磁场,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磁场与另外一个人是完全相同的,哪怕双胞胎也不例外。
有人禀受五行之气中的火较多,有的水较多,有的木多较,因此,每个人就有了吉凶祸福的差别,正所谓“五气偏全定吉凶”。人类所禀受天地五行之气的多寡,就反映在每个人出生的年、月、日、。
风水先生的来历:相传先秦时期,隐于邙山上清宫的道教始祖老子李耳,昔日曾有两名弟子,一名鬼谷仙师、俗名王栩,一名九天玄女、俗名钟静,两位仙长俱通堪舆。
其中九天玄女前世乃西王母驾下九天秘笈使者。一天,九天玄女云游八百里燕山,忽见一座山崖丛立,山崖之上,独有一条青色岩石直通一孔泉池,其状如青龙倒吸泉水,山间透出诱人的龙脉之象。
在山之半腰,数十丈瀑布如飞帘般地直冲山下的黑龙潭,此潭方圆千尺,水色如墨,深不见底,黑潭深处,暗浪翻滚,只见一个怪物遍体漆黑,身如巨蟒,头生两角。玄女知是黑龙现身,欲擒此怪。
黑龙见玄女逼近,急忙窜入潭边黑洞,此时九天玄女紧追入内,忽见黑洞一分为三,右为风洞,左为水洞,中为冰洞,玄女从右至左,当追到冰洞时,不知从何射来阳光,在冰壁折射中发出七彩幻光,真是瑰丽万千,诡异之极。黑龙被逼隐入冰壁。
玄女赶到此处,只见壁上写道:"吾乃昆仑西王母驾下黑龙使者,奉命于此镇守《九天秘笈》,以待风水圣姑九天玄女驾临,吾在此已有1200余年,今功德圆满,将回山复命,望圣母尊重。"实际冰壁就是天书,只见天书写道:"《九天秘笈》乃天地乾坤万物奥秘之总汇,全书共分三大部,上部为《天机道》,中部为《人间道》,下部为《地脉道》。
《天机道》者,乃天机天兆之大者,天以二十八宿为经,以东南西北为四垣,临制四方。紫微主王侯卿相,天市主府库钱财,太微主富贵寿数,少微主威武权谋,故天上各路神仙及人间文武百官,皆天星四垣之主宰也。
昔姜子牙懂半篇《天机道》,便可封神为相。《人间道》乃人伦大道,凡一切处世、处政之法及谋略、兵法、武艺皆含其中,若知一二,便可成帝王之师。
昔黄帝得此《人间道》,便一举平复蚩尤。《地脉道》,首重龙,龙即山脉,亦为大地之气,而气之来需有水导之,气之止,需有水限之,气之聚必须无风,有风则散。
由是地脉之道,须藏风得水,故称风水。《地脉道》即风水之道,亦称寻龙之学。
三道之间,天机主宰地脉,地脉主宰人伦,上接天机,下育人伦,实为《九天秘笈》之母,此乃《地脉道》奥秘所在。玄女看后,仔细揣摩,不觉大悟。
天书刚刚隐去,忽然冰壁暴缩,七彩幻光异常耀眼,原来三洞各有宝物相赠。第一件是冰洞的"天幻镜"。
此镜乃先圣伏羲之物,上可探天下可测之地,下可照世间万物,即使修炼千年异类,若被此镜一照,便化为乌有。第二件是风洞中周文王上演的《易经》原本。
学会周易,能卜凶吉,知过去未来。第三件是水洞中漂来木盒一只,内置"地玄盘"一个(即阴阳家所用罗盘),盘有天、地、人三针,能测地脉之优劣。
三件宝物及冰壁天书助九天玄女修成大道,那得道之地,又是风水两洞,故玄女娘娘又称风水圣姑,学此道者便将九天玄女尊为风水始祖。后来,大道传入人间,所有徒子徒孙执罗盘、看地脉习学风水之道者,均被人称为风水先生。
风水先生指专为人看住宅基地和坟地等地理形势的人。在民间,将风水术多称为"风水",而把操此职业者称为"风水先生",由于风水先生要利用阴阳学说来解释,并且人们认为他们是与阴阳界打交道的人,所以又称这种人为"阴阳先生"。
风水术是中国古代人环境选择的学问,又称山水、堪舆、青乌等。强调的是龙砂穴水的山川之形态与气惯环绕的半虚半实的境状,乃至无形、无状、无味的所产生神气凝聚的哲思认知体系。由于认知的差别,也没有标准化的答案,江湖术士便充斥其中,把这种堪天舆地与大自然和谐协同的方法,推之玄之又玄,借以混世。所以,风水术如易经、卜筮类一样,自古就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风水是择吉避凶的术学,从考古遗址中发现,远古人择居地形、地貌、方位,有惊人的一致性。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表明,选择在背坡面水、处河流沼泽边缘的聚落遗址最为普遍。无论仰韶时期,还是龙山时期均是如此。从遗址发掘来看,多是重向阳取暖性好,水草茂密高台近水之地,为使隐蔽、安全又便于自下而上猎取食物或便于农耕,总之是以择吉避灾为总则。这些选择至今仍然不失其合理性。
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着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万物生长的依靠。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风水好的吉祥地总是生气勃勃、欣欣向荣。风水坏的地方总是暗伏危机,一片荒凉,充满恐怖。风水又称“堪舆”。什么叫“堪舆”呢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已有“堪舆家”的专门名词。《汉书·艺文志》中也有《堪舆金匮》的书目。在中国古代的文意里,“堪”是天道、高处 ;“舆”是地道、低处。“堪舆”是指研究天道、地道之间,特别是地形高下之间的学问。它是以当时有机论自然观为基础,把当时天文、气候、大地、水文、生态环境等内容引进选择地址、布建环境的艺术之中。
风水发生于中国,它和《易经》关系密切。《易经》是中国的一部最为伟大的书。要研究中国的学问,谈中国的文化,不能不研究《易经》。中国文化思想的深厚、广大及细密,其一切思想哲学基础都与《易经》息息相关。《易经》应用于天道,例如天干、地支、气象与节气 ;应用于地道,大地、山川、河湖、道路、城镇、村落与住宅 ;应用于人道,人们的伦理观念与行为准则等。阴阳、五行是《易经》的基础。风水这门选择、布建人们生活环境的学问,是以《易经》为其理论基础的,用《易经》的观念来指导人们选择、布局和建造周围的环境。认为人要配合天、效法天才能兴盛发展。违背天理人情,违背自然法则就会失败遭殃。所以风水在选择与布建生活环境时,总是要把城市、村落、住宅等与天象结合起来。“法天象地”,力求“天助、人助”。“万物兼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使人和周围的生活环境、气候、天象、动植物、地形等达到协和、共进、互助的关系。从而达到“天人合一”、“天人相助”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境地。
中国风水学的形成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原始社会 虽然没有风水学的说法,但因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人提出的生存挑战,又值农牧社会之故,当时的人们必须“择地而居”,选择“近水向阳”适宜人类繁衍栖息的地方。这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风水学随即见诸文字记载,如甲骨文中就有许多关于卜宅的记录。从后世发掘的大量甲骨文卜辞和《诗经》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在商周时期就以将陆地区分为山、埠、丘、原、陵、岗等不同的地行地貌,将水域分为川、泉、河、涧、沼、泽、江、沱等,当时对大地的差异性有极为细致的分类,为日后的“相地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尚书》中,将当时的疆域以河流、山脉为界,划分为九州,这也是后来中国称为“九州”的由来。在《周礼》中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以土宜之法,办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卸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
开始出现“相民宅”的说法,并有了“土宜法”这种相地的知识系统。《逸周书》载“土宜天时,百物行治”,可见“土宜”二字呼应天时,附天观地是当时百物的遵行规则,也是治事的方法,也因此成为后世风水术的依据。
周朝时期,周武王营建洛邑时,就命周公相地,《尚书》载“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可见周朝人相信占卜,周公也是一位相地高手。
战国先秦时期 各种学术兴起,随着《周易》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盛行,开始建立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为主导的学术思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仅承袭了以往的“土宜”观念而且更加具体,同时开始有了“气”的观念。
从《晋书》知“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棱,堑北山以绝其势。”当时有了“望气者”的说法,可见已有风水行业的专业工作者。
又据《太平寰宇记》卷95记载,秦代的长水县有一座山(今浙江省嘉兴县南边),秦始皇听术士说山上有王气,便遣发了一批死囚去挖山,囚徒们受不了劳苦,一哄而散。 秦朝 秦始皇建造的阿房宫占地近300里,离宫别馆遍布在山谷,以南山为宫门,以樊川做池子,阿房前殿可坐近万人。
始皇家动用70万民夫,挖空了骊山,穿透了三重息壤,规模之大,真可谓空前绝后。还有始皇陵,占地广阔规模宏大,这两大工程的实施,说明秦代相地水平是很高的,从中不难体会秦代地理勘察技术的高超,也可以归功于相地术的发达。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就有相宅活动,一方面是相活人的居所,一方面是相死人墓地。《尚书》载“成王在丰,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
这是相阳宅。《孝经》载“卜其宅兆而厝之。”
这是相阴宅,是用占卜的方法择定地点。 西汉 相地术更是盛行。
司马迁《史记》载,汉武帝聚会占家,问某人可娶否,堪舆家说不可。此时的堪舆家精通天文地理,相地术也称为“形法”。
到了东汉,人们开始重视丧葬,从而导致风水观念的兴起。王充的《论衡》中就详细叙述了葬礼的忌讳。
东汉人非常注重居住环境,《后汉书》提到的“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瞥,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的家居原则,在后世都成为阳宅的基本理论。在汉代还出现了《堪舆金匮》、《宫宅地形》、《移徙法》、《图宅术》等风水著作,标志着风水学在理论上有了初步的归纳和总结。
魏晋时期 中国出现了不少风水大家,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郭璞,他的《葬书》将风水术从传统的相地术中抽出,对风水下了定义,并全面构架起风水理论,奠定了后世风水的基础。他首倡的“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迄今传承了一千七百多年而巍然不倒,在今天更加熠熠生辉大放光芒。
中国人习惯把郭璞称为风水鼻祖。 隋朝 比较而言不太信风水,但出了一位有名的相地师萧吉,著有《相地要录》、《宅经》、《葬经》、《五行大义》等名著,为后人景仰。
他曾给皇后择吉地,当皇帝不听他的建议时,他预测到隋朝运数不长。隋朝宰相杨恭仁迁移祖坟时,请了五六批风水师前来相地,其中有个叫舒绰的猜中地下之物而受到重赏。
可见当时还是盛行风水的。 唐朝 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鼎盛时期,各种学术也广泛兴起,同时更加促进了风水理论的发展,形成较完善的理论体系。
当时一般有文化的人都懂得风水,出现了一大批名师。其中江西派风水师杨筠松在民间实践风水勘察和授徒起到了全面推广的作用,从那时起,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宫宅、乡村、墓葬都不同程度受到风水学说方面的影响。
著名的唐玄宗也相信风水,《大唐新语》、《太平广记》中有很多风水的记录。当时的道士也多懂风水,唐代设有“司天监”,专门看天文现象,因此司天监里的官员必须懂风水。
杨筠松就在司天监任过职,唐僖宗封他为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专管灵台地理事物,可见唐代的风水不但民间相信,朝廷也更是重视。杨筠松后来把宫廷的风水书籍挟出到江西一带传播,弟子盈门反响极大。
唐代国力强大,版图扩大到西域,在敦煌莫高窟文献中找到《宅经》、《阴阳书》等,就可知风水观念远播西北地区。 五代十国 因袭唐代兴盛的风水观,各代皇帝都信风水,到后周时风水术被加入了许。
一、何为风水?风水,又称堪舆、图宅、青囊、山水之术等,是我国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术数类别。
晋人郭璞传古本《葬经》谓:“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
风水术源渊流长,门派众多,我们今天以科学的态度剔除其中的迷信色彩和玄学成分,则风水实际上是一门古老的环境学和场态学。是研究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学问。
古代风水学所依据的理论体系是“天人合一”的,追求人与自然的融洽和谐。这种哲学观念长期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造成了我-们民族崇尚自然的风尚。
古代风水师在选择居住环境时,往往认为:“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地方最佳。“山环水抱”之处直接受到山水灵秀之气的润泽,无论从磁场学、美学还是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理想的选择。
古代高士隐居林壑、发达国家的富庶居民移居效外山水之间,这都是深得我们风水学三味的。可是佳山秀水又环抱有情的地方毕竟太少,都市中的住宅区往往处于楼群、道路、厂房之间。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只好多从“藏风聚气”的角度来作考虑了。在古风水学中,选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不但要求特别多,而且各风水门派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尤为重要的一点是,严格说来每个人理想的风水模式都是不一样的,并不是“吉地”俱发而“凶地”俱败。
我们在这里只从普遍意义上讲些最基本的选址常识。风水的本质就是阴阳,郭璞创造风水二字的原意乃是指龙的行和止,讲的就是阴阳相对、阴阳交媾。
龙行必然呼啸而生风,风主动;龙止必有砂环水报而为征,水主静。风水的含义就是选择龙行止有度的地方,通过建筑的手段将其利用,从中内乘龙之生气,收纳旺盛的堂气。
【风水的起源及发展】中国风水学的形成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在原始社会,虽然没有风水学的说法,但因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人提出的生存挑战,又值农牧社会之故,当时的人们必须“择地而居”,选择“近水向阳”适宜人类繁衍栖息的地方。
这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风水学随即见诸文字记载,如甲骨文中就有许多关于卜宅的记录。
从后世发掘的大量甲骨文卜辞和《诗经》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在商周时期就以将陆地区分为山、埠、丘、原、陵、岗等不同的地行地貌,将水域分为川、泉、河、涧、沼、泽、江、沱等,当时对大地的差异性有极为细致的分类,为日后的“相地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尚书》中,将当时的疆域以河流、山脉为界,划分为九州,这也是后来中国称为“九州”的由来。
在《周礼》中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以土宜之法,办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卸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开始出现“相民宅”的说法,并有了“土宜法”这种相地的知识系统。
《逸周书》载“土宜天时,百物行治”,可见“土宜”二字呼应天时,附天观地是当时百物的遵行规则,也是治事的方法,也因此成为后世风水术的依据。周朝时期,周武王营建洛邑时,就命周公相地,《尚书》载“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
可见周朝人相信占卜,周公也是一位相地高手。战国先秦时期,各种学术兴起,随着《周易》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盛行,开始建立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为主导的学术思想。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仅承袭了以往的“土宜”观念而且更加具体,同时开始有了“气”的观念。从《晋书》知“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棱,堑北山以绝其势。”
当时有了“望气者”的说法,可见已有风水行业的专业工作者。又据《太平寰宇记》卷95记载,秦代的长水县有一座山(今浙江省嘉兴县南边),秦始皇听术士说山上有王气,便遣发了一批死囚去挖山,囚徒们受不了劳苦,一哄而散。
秦始皇建造的阿房宫占地近300里,离宫别馆遍布在山谷,以南山为宫门,以樊川做池子,阿房前殿可坐近万人。始皇家动用70万民夫,挖空了骊山,穿透了三重息壤,规模之大,真可谓空前绝后。
还有始皇陵,占地广阔规模宏大,这两大工程的实施,说明秦代相地水平是很高的,从中不难体会秦代地理勘察技术的高超,也可以归功于相地术的发达。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就有相宅活动,一方面是相活人的居所,一方面是相死人墓地。
《尚书》载“成王在丰,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这是相阳宅。
《孝经》载“卜其宅兆而厝之。”这是相阴宅,是用占卜的方法择定地点。
到西汉时期,相地术更是盛行。司马迁《史记》载,汉武帝聚会占家,问某人可娶否,堪舆家说不可。
此时的堪舆家精通天文地理,相地术也称为“形法”。到了东汉,人们开始重视丧葬,从而导致风水观念的兴起。
王充的《论衡》中就详细叙述了葬礼的忌讳。东汉人非常注重居住环境,《后汉书》提到的“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瞥,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的家居原则,在后世都成为阳宅的基本理论。
在汉代还出现了《堪舆金匮》、《宫宅地形》、《移徙法》、《图宅术》等风水著作,标志着风水学在理论上有了初步的归纳和总结。魏晋时。
起源是公元前已经有,不过经过多朝代的演变后,鼎盛时期是宋朝,当中浮现了很多专业的风水学派和知识点,而且从风水产生出来的命理和占卜都应运而生,随后该技术被皇帝采纳,应用在皇宫的建设上,但当时就形成两部风水学说,一是皇宫里面的真风水,二是民间的假风水,作为精神支柱和信仰,皇帝不想民间的人学到真的风水以被其他人谋朝篡位,命下面的大臣拟定假的风水学流传民间,期后开始在民间流传,直到如今,所以社会上南北两派各有千秋,但只能做信仰罢了,因为在科学界还是没被认同。
风水:意为“藏风得水”。
被古代风水师奉为经典的《葬书》释曰:“藏风聚气,得水为上,故谓之风水。”“风水”又称“堪舆”,“堪”指高处,即天道,“舆”指低处,即地道。
是中国古代的有关住宅、村镇及城市建筑以及墓地选择和规划设计的一门学问。 风水艺术源远流长,早在先秦就有相宅活动。
《尚书·召诏序》云:“成王在丰,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这是相阳宅。
《孝经·丧亲》中“卜其宅兆而厝也”这是相阴宅。 到了汉代起,风水学家把相宅发展成为一种术数,其代表人物青乌子著有《葬经》一书,后来成为“风水学术”的不传至宝。
魏晋时又涌现管辂、郭璞这样一些开宗立派的风水术大师。现在流传的《管氏地理指蒙》,就是管辂而作。
而郭璞的事迹则更加传奇,他著的《葬书》是继《葬经》后又一部经典。 唐朝是各种文化的兴盛时期,一般有文化的人都懂风水,吕才、张说、浮屠泓、司马头陀、杨筠松、丘延翰、曾文遄等等,不胜枚举。
其中吕才的著之《葬篇》,观点与青乌子和郭璞针锋相对。 宋朝时老百姓普遍讲究风水,《朱子家礼》说:百姓家里死了人,三月而葬,先把地形选好,再择日开茔。
这个时代的赖文俊、陈传、吴景鸾、傅伯通、徐仁旺、邹宽、张鬼灵、蔡元定,历伯韶等在当时都很有名。而千古名相司马光还追随郭璞的论点写了《葬论》。
到了明清时期,风水学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各种学说、各类门派层出不穷。
风水活动遍及民间乃至皇室。皇帝的青睐促使风水理论“正统化”,官方组织众多才子,编辑了大型丛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其中都收录了大量的风水理论。
两大派别即形法派和理法派逐渐形成。 “风水”伴随我国传统建筑与选址两千余裁,一度因其有迷信色彩,被国人当成糟粕,为上层人士所不齿。
令人感慨的是:“风水”却早于70年代在欧美为有识之士所瞩目: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兴起“风水热”,有许多人进行专题研究,他们在中国风水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建筑环境学。与《易经》热一样,由于“外转内”效应所起的影响,国内也开始转变对“风水”的看法,相继有许多人投身于研究,并陆续出版了许多有关“风水”的专著。
已销声匿迹50年的“风水术”,厥而复兴。 其实风水的核心是探求建筑的选址、择地、方位、布局与天道自然,人类命运的协调关系的一种学问。
其范围包含住宅、办公楼、厂房、村落、城镇、陵墓诸多方面。其中涉及陵墓的称为“阴宅”,涉及其他方面的称为“阳宅”。
如人们普遍认为能阻挡风的环形山,能拦邪气的弯曲水流,便是好的环境,也是人们常说的“风水宝地”,它不仅影响到人们居住的周围环境,也会对人的健康发生影响。再如“背山面水”的居住环境,对任何一个中国农民来说,都是最佳模式。
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此种模式依然是人们向往的理想住宅佳境。又如“风水师”说:“粪屋对门,痈疖长存。”
这是环境卫生对人的影响。试想,住宅对着堆满粪便垃圾的厕所,处在臭气熏人、蚊、蝇孽生的环境中,难免要患皮肤病、生疙疖及其他疾病。
可见古代的风水术中着重阳光、空气、水份等人类生存的三大要素还是十分正确的。 现代科学已证实“风水”所要求的生态环境,关系人类的生存与健康。
人类生活在自然界,特别是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重视建筑的“风水”创造优美宜人的人工生态环境,将“风水”原理运用于人类住宅和城市建设之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