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风水与运气

1.曾国藩说"不信命,只信运"命和运有何不同

这句话有一些道理，但不全对。

命是人与生俱来的固定信息，是不变的，可以简单理解成“个人素质和能力等个体所带有的固有特性”。而运是时刻变化的，就象一个人走过的路、村庄、见到的人等所有变化的外界环境一样，会对人造成影响，命所带有的信息会在运的作用下得到抑制或加强、出现与不出现。

一般讲“命好不如运好”。也就是说个人能力强的人，如果没有好的环境他就不能使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而个人能力虽然不太好，但是他遇到的环境却特别好，可以使他的能力得到超水平发挥。

但命和运都不是我们信与不信的什么理论或者思想派别，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你信不信、研究不研究，它总是时时刻刻作用于人的。 这些道理要是展开来讲会有很多很多，现就说这些吧，有个大致的印象就行了。

2.曾国藩信不信命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

《了凡四训》，种德立命、修身治世类教育书籍。虽然文章篇幅短小，但是寓理内涵深刻，兼融儒释道三家思想，尽现真善美中华文化，通过“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章，论证“种瓜得瓜”、“善有善报”、“积极进取”、“有愿皆成”之理。平实而无虚华，深奥而不迷信。所以数百年来历久不衰，为各界人士欣然传诵，时至今日，仍然是脍炙人口、滋育身心的杰作。《了凡四训》这本书是明朝袁了凡先生所作的家训，以此来教戒他的儿子袁天启，认识命运的真相，明辨善恶的标准，改过迁善。并且以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验来“现身说法”：在早期验证了命数的准确性，到后来进一步通晓了命数的由来，说明了人们完全可以掌握和改造自己的命运、自求多福的道理。

从中的介绍结合曾国藩的修身、齐家可以看到他的意图。/view/117059.htm?fr=ala0_1_1

3.曾国藩是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典范,但为什么他死前要在自己的墓碑上

曾国藩的运气往往表现在人生的关键时刻。

科考得意，入翰林院 曾国藩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到23岁才成为生员（秀才），第二年中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28岁那年到京城会试，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一般来说，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当时的“终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发榜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下面的“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院的几率不大。据说，曾国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后很是丧气，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两年之后，庶吉士散馆，授曾国藩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12年的京师为宦生涯。

权臣垂青，十年七迁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右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曾国藩自己也料想不到升迁会如此之快，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国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而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襄助，这个权臣就是在当时权倾朝野、在后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正总裁（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使曾国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曾国藩仕途顺利，自然对他所服务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对当时内忧患的局面，他更急于为这个朝廷做点什么。也许在他看来，当时最大的祸患，并不是外国的兵舰，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风气、官吏蠹民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因此，他在咸丰皇帝即位后，上了一道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议咸丰皇帝不要因为斤斤于细节而忽略大事，不要因为尚文饰而不求实效，不要因为凡事专断而使大臣无所措手足。这么尖锐的批评在唯唯诺诺已成风气的当时，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曾国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事实上，咸丰皇帝看了折子后确实很生气，“欲罪之”，后因为大臣求情才作罢，还假惺惺地“优诏褒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他所效力的朝廷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来自他对朝廷眷顾的知恩图报，一方面来自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朝廷的命运休戚相关。曾国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暮气沉沉，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其结果则是，他的要求和建议根本得不到重视，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来越孤立。此时，他所依仗的穆彰阿也已被罢黜，京师再也没有他得以施展的空间。曾国藩在一首诗中写道：“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说明他已经萌生了退志。

咸丰二年（1852），朝廷令曾国藩到江西主持乡试，他如释重负，立即离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他只好回家奔丧。在曾国藩回乡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太平军的声势迅速高涨，清廷所依仗的绿营兵不堪一击，清政府急命各地加紧兴办团练。1853年1月，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

4.晚清官场上有哪些迷信

求神保佑、算卦占卜、风水看相等，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绵延不绝；

而晚清的官场更是将战争胜负、官运升迁或权力的明争暗斗，都寄托在厌胜之术、讲求风水上……

杨芳以粪桶对抗英军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杨芳，15岁从军，身经百战，是个打仗好手。他一生最辉煌的业绩是在道光初年平定张格尔之役，是役他率兵穷追，擒获张格尔，押解到北京。

因此道光帝给了他一大堆奖励：加太子太保、授御前侍卫、绘像紫光阁等等。所以，杨芳在1841年3月来到战争中的广州时，人们对这位已戎马55载的老将充满了期望，如大旱之望云霓。

杨芳到来之后，采取添造炮位、军器、木排等防御措施。但显然船坚炮利的英军是他未曾遇到过的对手，在无法得到有效信息的情况下，他认为洋人的枪炮实为邪器，只有以臭秽之物才可制之。

于是，他设计了一套以邪制邪的战术，在全城收集粪桶、纸扎草人，并进行建道场、祷鬼神等活动。摆好架势之后，因两国议和，这些马桶没有派上用场，但留下了笑柄。

粤人作诗嘲之曰：“杨枝无力受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当年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

木兜冲给曾国藩的运气

徐一士的《凌霄一士随笔》里收录了一封信，则显露了曾国藩对风水的迷信。在1849年致诸弟书中，曾国藩祝贺九弟曾国荃喜得贵子，并以此认为1846年冬其祖母葬在木兜冲之后，曾家运气开始变好。

曾家已添了三个男丁，曾国藩升礼部右侍郎，曾国荃进学补廪等等。曾国藩遂认为木兜冲乃吉祥之地，“已有明效可验”。他并认为“福人自葬福地，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他在信中称自己笃信“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说法。

不仅是家书，曾国藩在公牍中亦提及风水。1866年，他在批给道员王勋湘呈请在湘乡建造城垣的的文件上写道：“湘乡本无城池，相安已久，今忽欲办此数百年未有之事，本部堂不甚以为然。”

曾国荃发誓自焚以祈雨

我国久以农业立国，遭遇旱灾时祈雨，是地方官员的要务之一。祈雨很平常，但是以自焚来祈雨的官员却不常见，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即是其中一个。

陈康祺《郎潜纪闻》记载，曾国荃就任山西巡抚时，正值山西大旱，晋省饿殍遍野，赤地千里，前任巡抚无所作为，“噤不以闻”。曾国荃下车伊始，即向朝廷上奏折告急，请求朝廷筹款筹钱赈山西之旱灾，得到朝廷的救灾物资后，“晋民始苏”。

但靠朝廷救济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无奈老天还是滴雨不落，曾国荃遂作了一个悲壮的决定，下令治下的官吏以及晋省自禀生以上的绅士，聚集于堆满柴薪的庙前祈雨。他发誓如果明日不下雨，就自焚以谢晋省父老。

神奇的是，雨“果应时至，晋父老感涕讴歌”，山西大旱遂解。也许山西父老感念他为民的拳拳之心，把这事传得神乎其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