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四十五年秋天的一日,海丰凤河上游的元新寨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人们正在隆重地庆典乡贤洪晨孚进士官任朝廷翰林院检讨并本寨“升城”三尺。
因循这个传奇,后来元新寨叫做“新城”。或许,这是当地尖米语音(相似“客白话”)中“升城”与“新城”相似的结果。
十分有趣的是海丰赤石地区的尖米语音大多分布在大安河中游以下至凤河两岸的村庄。说到乡贤洪晨孚,话题可以扯出很远,甚至百年前的归善县(今惠阳与惠东)与海丰县曾为争夺这个历史名人打过官司,但结果各执其是无法决断,原因是他的家族多次搬迁,往来于两县邻近港口。
但无法否认的是赤石新城寨前面的围仔埔故村是他在海丰的第一故乡。也许因为动乱或迁居,这个村子现在仅余残垣了。
那么,洪晨孚的家族是否与现在居住在新城寨内第一大姓的洪氏派脉同源呢?新城寨洪氏族谱寻不到洪晨孚父子的记载。他们如是说:明朝天启年间,新城洪氏始祖从福建省莆田县刺仔乡迁来海丰。
始祖排行第二,另有三兄弟,进入海丰前大兄已逝,余大嫂及侄子随迁。起初他们与洪晨孚的族人一起住在围仔埔故村,后来由于兵荒马乱,二兄进入新城寨定居,其他两胞弟不知流落何方?据说洪晨孚的祖先曾在今青年水库内的老村“洪仔”居住过,后来才搬迁赤石围仔埔村,至于洪晨孚的后裔又往哪里去?暂时没有明确的答案。
或许,清初移民缩界或兵事四起的原因,洪氏居住的围仔埔村毕竟是没有寨墙的小村,容易受到侵扰,于是搬进了元新寨。这样说来,洪晨孚的童年时代曾经在那里度过,以至后来他寄住县城并中仕做了官,就去归宗感恩,彼时看到元新寨寨墙较低,遂出资把其增高三尺,曰“升城”。
于是,有了前面传说中的吉庆。这并非空穴来风,现在寨墙上方增置的墙体材料及颜色与下部分不同,许是当年的证据。
再后来,洪晨孚的家人在海丰小漠港开市称“洪官墟”(又称“旺官墟”),又到归善县黄埠港经商。有人说洪晨孚的后裔迁移稔山龟山村,又迁长排村并建有翰林府。
该府清末作为洪氏祠堂,在近年工业征地开发中拆毁,旧址对面建了洪氏纪念亭。奇怪的是,新城寨为何以前叫做“元新寨”呢?难道是元代建设的新寨?纵观古代海丰的水文变迁,明代之前沿海地区海浸较高,嘉靖年间凤河尚叫“凤湖”,今鲤鱼埔也叫“鲤鱼湖”,在古人直观的视野中水面相当广阔。
那么,宋代之前,赤石吉水门之内至马头岭之畔大体上是通海的内港范围,水面覆盖地带包括新城寨这个地方。到宋太祖建隆年间,即约一千年前,大船可以直接行驶到大安铜锣湖山下面的东坑妈祖码头,然后由人们把渔盐之货挑上“布格岭”、“大蹊岭”等盐运通道输往内地。
后来海水逐步消退,赤石港口随着外移。在这个外移过程中,不排除新城寨的地方曾经建立过多姓杂居的墟埠。
另外,按寨址考察,新城寨完全能够满足古代运输及生产生活条件的需要,它座落在大安河南岸,依水而建,鱼虾丰盛,顺流而下为凤河义渡,逆水而上为大安峒乡;寨前陆路通羊蹄岭古驿道,向东通双宫岭接东都岭商道,周围的山林与谷地间插,自然资源多样,因而水陆便捷,易于聚居。直至明清时代,古寨东门外也确实存在过“新墟仔”集市。
而今,尚有散落墙角的石制马槽及古渡口那通伫立的“喃呒阿弥陀佛”护渡石碑,仍然述说着往日的熙熙攘攘。因而,新城寨的形成时间大抵可以由元代追溯到宋代下半叶。
另之,从明清城寨讲究“山南水北、坐北朝南”的勘与特点分析,新城寨与近邻的羊坑寨都不合乎明清建制的时宜。且让我们在这冬日的午后漫步古寨,探究它的独特之处吧。
古寨坐北向南,寨向160度,它以羊蹄岭为案山,寨前开凿宽达两亩的明池,形制西圆东尖,白虎方引入围仔埔溪水入池,然后细出青龙位,寓意文笔源远流长;以三角坑山及公子帽岭为后屏,展一片河滩冲积平铺,大安河由东北顺流而下切断古寨的后路,然后向西南汇入凤河。寨城东西面宽92米,南北纵深114米,万余平方米的范围内依北斗星座开凿七井,布局宽达2.5米的十字街及宽达1.5米的十条巷道,每巷均为连贯的五座房屋,内环寨墙与房屋各保留一道宽1.2米的通巷,整座寨城横直有巷,四通八达,传说最旺时住过九百九十九人。
至今,寨内建筑虽然保留不了原貌,但仍然不失是赤石第一大围城,内住人口还有500多人,外迁近4000人。要说新城寨与其他古寨的相比,还有两个独特的地方值得关注:其一,寨门设置巧妙。
寨门三个,南为正门,正北为关帝庙,东西为侧门。三门各建成宽5.75米、进深5.4米、高6.5米的门楼间,东西两个侧门均设内外门;外门为方形,宽1.3米、高2.1米,内门为半圆形,宽1.64米,各用花岗岩石作门柱,左右两边门框对称各打一行圆孔,用于横放圆形木棍护门,另再置两扇厚实大门。
门楼间的内门用砖拱制成半圆形,中间垂直打制一道五厘米宽的凹槽,作关门时放置封门板之用。两边侧门的门楼间突出围墙,外门如同正门一样朝向,如寨城一双耳朵,警戒地收听来自天地的声响。
其二,寨墙建成圆角。相传新城寨为荷花地,故寨墙圆角如瓣,这种造型在赤石古寨中独一无二。
而四个圆角之内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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