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对于古代皇帝命运的影响

都说性格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风水对于古代皇帝命运的影响，那么一个帝国创造者的性格能否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呢？今天，咱们就围绕这个话题聊聊明朝。说到明朝，您最先想到的是哪些人？哪些事儿？是炮打功臣楼的皇帝朱元璋？神机妙算的军师刘伯温？能征善战的大将军徐达？七下西洋的三保太监郑和？锐意改革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大奷大恶的九千岁魏忠贤？还是吊死在煤山歪脖子树上的崇祯皇帝？国祚近300年的大明王朝，有太多的人，太多的事儿。能被人们记住的，却也不过是经常出现在小说评书影视作品当中的那些人和事儿。

前些年，有一部历史小说《明朝那些事儿》一度火爆网络

。虽然只是一部小说，却也成为人们了解明朝那段历史的一个途径。

然而，在真正的历史爱好者看来，小说评书、影视作品，显然不能满足大家对于历史真相的探究。可是，真要从二十四史当中翻出那部厚厚的明史，阅读那些晦涩难懂的文言文，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本书，既没有动辄百万字的长篇叙述，也没有晦涩艰深的文字障碍，却能为大家通俗清晰完整的解构大明王朝三百年的历史风云？

您别说，还真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明史研究室主任赵现海先生的力作《十字路口的明朝》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在这部书的引言中，作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世界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十字路口，明朝之所以没能融入全球化的浪潮，始终徘徊在近代文明的大门之外，是由于地缘政治、文明传统、王朝性格综合而成的必然结果。其中，尤为重要的因素就是王朝性格。

通俗地讲，就是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的性格决定这个人的命运。缔造者的性格，决定一个王朝的国运。

在作者看来，王朝与人一样，也是有其性格特征的。大明王朝的性格特征就是“内敛”和安全感缺失。这种性格的源头，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在第一章《贫寒天子与明朝“国运”》当中，作者指出：“朱元璋少年时期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对风水对于古代皇帝命运的影响他的性格造成了很大影响，使其内心深处一直缺乏足够的安全感。这种性格缺陷长期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他的从军道路和开国施政的思路。”

换言之，朱元璋的性格铸就了大明王朝的原始性格，从而，“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命运，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打上了自身鲜明的印记，而且对近代世界的历史轨迹也同样造成了深刻影响。”

对于作者的这个观点，风水对于古代皇帝命运的影响我深有同感。

明朝那些事儿，当然是明朝那些人做的。那些人的性格特质，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他们的一切行为判断和选择。而历史，就是历史人物所有选择的总和。而在明朝这段历史当中，所占比重最大，造成影响最深的当然莫过于开国皇帝朱元璋。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朱元璋无疑是个狠角色。且不说对敌人，单说对自己人，那些跟他出生入死的功臣，说杀就杀，毫不迟疑，而且，一杀就是诛灭九族，牵连万人。“炮打功臣楼”固然是野史杜撰，未必当真， 正史记载的“胡惟庸案”、“蓝玉案”这些可是实锤。别的不说，光是“胡惟庸案”就杀了三万多人。

既然朱元璋这么喜欢杀人，那么，按照他的这一残暴性格和作风，是不是应该没事儿就带兵到处征战杀伐，像成吉思汗那样去开疆拓土？错风水对于古代皇帝命运的影响！恰恰相反。在对待异国番邦，也就是那些真正的外人身上，朱元璋是很宽厚的。

作者引用了《皇明祖训》的一段记载：“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今将不征诸夷国名，开列于后。”

这段话什么意思？简而言之，那些番邦小国，土地也没什么物产，人民也没什么用处，只要他们不来骚扰我们，就不要去打他们。他还特别警示后世子孙，不要倚仗着大明王朝富强，就兴兵作战，到处杀人。

这是什么思想？这不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封建版的“和平共处原则”吗？把朱元璋视作大明王朝的化身，他是真正做到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啊。

在作者看来，朱元璋这样做， 是因为“在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影响之下，认为

边疆开拓可能会导致财政危机、社会动荡，从而影响政权稳定，于是在开国之初便确立了内敛的疆域政策。”

除了这一内敛的疆域政策之外，朱元璋还颁布了严厉的“海禁”政策。有明一朝，始终禁止民间开展海外贸易。为什么？难道是怕开放搞活了，苍蝇蚊子和新鲜空气一起涌进来？

呵呵，恐怕还得用作

者提出的那个观点来解释了。“王朝性格决定‘国运’”。

一个绵延三百年的王朝，难道仅仅凭一个人的性格，就可以决定其命运吗。我们老是讲性格互补。那么，就没有人能补一补朱元璋性格里边的缺陷吗？

和他同时代的人，估计是没有机会了。朱元璋性格里最大的缺陷就是安全感缺失。但凡有人过度接近，都能让他产生疑心。更何况是想跟他的性格互补一下了。伴君如伴虎，在他身边呆着，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朱元璋的四子朱棣，跟他爹一样，也是个狠角色，就是那种狠起来连自己亲侄儿都灭了的那种。朱棣当了皇帝以后，曾经五次征伐漠北，南向用兵，恢复对安南的直接统治，同时，派郑和七下西洋，乍一看，似乎是要弥补一下他爹保守内敛的性格缺陷，有那么一点向外扩张的意味。

这是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节奏么？

作者告诉我们，想多了。在第三章《朱棣的“盛世”》当中，对朱棣的这些行为是这样解读的：“朱棣虽然在边疆地区多有更张，但并未如同一时期亚欧大陆其他文明那样，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积极扩张，仍只是满足于充当亚洲一隅的天下共主，而非全球化时代的开创者——虽然此时的明朝已经完全具备了这一条件。”

朱棣敢于灭了他的侄儿，抢了建文帝的皇位，却还是不敢违背他爹的训示。明朝具有雄才大略、睥睨四海的太祖、成祖都这样保守内敛，那么后来的那些“宗”呢？

从朱棣的儿子朱高炽也就是明仁宗开始，宣宗、英宗、代宗、宪宗……直到亡国之君崇祯帝“毅宗”，明朝的各位“宗”，所忙之事，大抵不外乎内卫皇权，外御敌寇而已。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将皇权紧紧攥在手里。在洪武一朝，已经废除了丞相制度，能直接对皇权形成威胁的个人权力已经没有了。只有几个人组成的内阁，却还是要受到宦官的牵制，和锦衣卫的监督。保卫皇权这个任务，对于他们来说，虽说要消耗不少心思，却也并没有多吃力。

在皇权独大，宦官牵制内阁，锦衣卫严密监督的顶层设计之下，明朝的皇帝们几乎可以隐身于深宫之内，像玩弄提线木偶一样，操纵政权。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必过度张扬，以宣示权力和存在感，只要搞好权力制衡，就可以实现保卫皇权的目的了。当然，像英宗和武宗那样喜欢亲自统率大军，奔赴前线的皇帝只是少数。

在朱元璋强大遗传基因的作用下，和《皇明祖训》的无上权威约束下，他的后代儿孙们，没有哪个人能够改变因他这一性格缺陷而导致的王朝决策惯性。这也导致，在朱元璋死后的几百年内，明朝始终他的性格外化影响下，沿着似乎早已铺设好的历史轨道，缓慢地，蜿蜒前行。

作者在第五章《内阁的崛起》和第六章《多面的宦官》里，对于内阁与宦官集团的斗争和制衡进行了精练的描述。作为王朝性格的组成部分，内阁成员和宦官集团对于这个王朝的性格会有所补益吗？

答案是否定的。

作者对于内阁是定位和作用是这样表述的：“虽然内阁权势逐渐提升，不过从始至终，内阁一直都只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机构……”秘书机构这一定位，已经决定了内阁所能起到的作用，只能是秉承皇帝的意旨办事。一帮看主人脸色做事的人，很难提出超越主人意志的主张。即或有，最终也都被强大的皇权所压制或者消灭。内阁这个群体，注定无法真正从王朝性格上实现所谓的互补。

至于宦官集团，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工具人”集团。与内阁比起来，他们更加缺乏开拓性思维。这也就是为什么郑和七下西洋，不过是替朱棣带队完成了一场又一场“晒肌肉”和炫富的“凡尔赛”行动而已，最终也没有把握开启大航海时代的伟大历史机遇。

不过，作者在《多面的宦官》一章中，对于宦官这一群体给出了史家角度的客观评价。他指出，在明朝的宦官群体中，不只有王振、魏忠宪这样被正史所憎恶非议的宦官，也有田义、李童这样为士大夫所称道的人物。对于前者，早已通过评书演义为一般人所熟知；而对于后者，恐怕知道的人就很少了。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与那些小说演义作者相比，作为明史专家，严谨的历史研究学者，赵现海先生的笔法与视野的确是值得点赞。

严谨，往往与理性刻板联系在一起。那么，既然作者以种严谨的态度来著书立说，是否也意味着这本《十字路口的明朝》会像一般正史那样，过度理性而缺乏趣味性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在第八章《从“土木”到“夺门”》当中，作者不吝笔墨，描写了扯不断，理还乱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等各种情感。在这里，我仅撷取一段文字以为佐证：“万氏死后，宪宗异常眷念，竟说出‘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的谶语。数月之后，宪宗也与世长辞，可见他对万贵妃的感情，十分真挚而深沉。”

在作者的笔下，阴森清冷的深宫里，竟然泛起了一丝丝温馨的暖意。

无情未必真豪杰。朱元璋固然冷血，不也对马皇后始终深爱，不曾离弃吗？无疑，作为他的六世孙，宪宗完整的遗传了祖先性格里的这一良好基因。

从复杂的情感世界走出来，作者又将视角转至理性的分析。在第九章《河套危机与长城时代》里，他指出，“由于政权性格呈现内敛特征，明朝以榆林长城为开端，开启了大规模修长城的历史潮流，形成了目前我们看到的明长城格局。”“长城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与北方族群长期对立、冲突中，追求内政与边防、财政与战争之间平衡的一种折中方案。这种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而无法彻底解决北纬问题，朱明政权甚至因此而最终败亡。”

就像马奇诺防线没能阻挡德军的闪电一击，明长城也没能阻挡清军的铁骑入关。

作者因此有感而发：“人类本身就是一种有缺陷的物种。人类历史也有诸多难题，长时期都无法获得真正的解决。”

读到这里，我想，就算是我们当代人穿越到那个时代，难道就能改变什么吗？单就性格而言，谁又敢说自己十全十美，毫无缺陷呢？如果有，那或许就只能是圣人了吧。

说到圣人，明朝还真有一位。那就是心学的开山鼻祖王阳明。

作者专门为这位圣人单独留了一章篇幅。在第十章《王阳明与马丁·路德》当中，作者对王阳明颇多赞誉：“回顾王阳明的一生，他一直在思想、政治领域与社会主流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得以维持独立的思想，去创建学说、建立事功，得以实现儒家‘三不朽’的人生理想，成为中国古代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位完美人物。”或许，整个大明王朝，没有受到朱元璋所铸就的王朝性格所影响的，也只有王阳明一个人吧。

对王阳明如此盛誉，或者，也从某种角度映射出作者内心的一种人生期待吧。因为，从这本书中，我时时可以看到，作者独立的思想在闪现着火花，居中不偏，或许才是真正的史家风骨吧。

真正要做到居中不偏，实非易事。作者在这本书里，采取了东西方文明史对比的手法，以同时期西方的一位圣人马丁·路德，与东方圣人王阳明做比较。他这样写道：“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主张与当时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潮流十分契合，从而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教会神权的统治工具，发挥出重大的社会影响。与之不同，在明代中国十分深厚的传统氛围之中，阳明心学的历史影响仅限于思想领域的变革和社会领域的变动，并未对国家体制构成冲击。”

王阳明的心学影响了后世无数人，却在朱元璋塑造的王朝性格面前吃了败仗。这是多么固执的性格基因。这一点，在明世宗嘉靖皇帝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第十一章《“大礼议”中的君臣角力》中，作者描述了嘉靖皇帝与官员群体的激烈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继承了朱元璋固执性格基因的嘉靖最终战胜了官员集团，把他那个连一天皇帝都没当过的亲爹请进了太庙，同时，也开启了明朝后期的“党争”风气。

从嘉靖朝起，因“党争”而引发的内卷愈演愈烈，严重冲击和伤害了明朝政权。与此同时，外界挑战也日趋激烈。

东南沿海的倭寇，北方的蒙古铁骑，纷纷作乱。为了防止倭寇肆虐，明朝施行了更为严厉的“海禁”。

在这里，作者再一次用到了对比手法，他写道：“嘉靖三十一年，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脚步，耶稣会士沙勿略登上了广州的上川岛，成为第一名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开始在澳门建起房屋，开启对澳门数百年的占领。”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东方大国明朝与西方国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前者拼命内卷，后者肆意向外扩张。

如果从单一历史视角来看待明朝那些人和那些事儿，我们往往会得出一些偏颇的结论来。通过拓展全球化视野，我们对于当时的明朝所处的十字路口，就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就此而言，《十字路口的明朝》确实是对明朝那段历史最好的解构。

好了，我们还是回到性格决定命运，也就是作者定义的“王朝性格决定国运”这一主题上来。

不得不佩服，朱元璋的性格基因真是无比强大。到了万历皇帝，也就是明神宗这一代，其皇族性格基因中安全感缺失这个缺陷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这一点，从万历皇帝对待改革家张居正的手法上得以充分体现。

在第十三章《不上朝的皇帝》中，作者深度解析了万历皇帝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恩怨纠葛。作者高度肯定了张居正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效，称赞他的改革“使逐渐没落的庞大帝国再次恢复了元气。”然而，能干的张居正最终没能真正弥补朱家皇族与王朝性格的缺陷，反而积功为祸，殃及自身，遭到万历皇帝的彻底清算，落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万历皇帝为什么要致他的老师张居正于死地？作者给出了答案：“张居正对神宗的严厉约束，引起了神宗的逆反心理。‘帝甚惮居正，及帝渐长，心厌之。’”一个大臣，竟然让性格基因里严重缺乏安全感的皇帝感到害怕和忌惮，那也就可以想见最后的结局了。

朱元璋的性格基因铸就的王朝性格，再一次显示了强大的威力，让恢复元气的明朝再次陷入疲软状态。

看到这里，我就想，作者这是在写一个王朝吗？简直就是在写一个人的性格与命运啊！

这个人就是朱元璋。他孤独而倔强的站立在大明王朝历史的开端，身后是一片苍茫晦暗的背影。他的子孙们就在这背影里或坐或卧或立或走，却始终躲在他的身后。而他的那些臣工和子民们，则像是在他身边、脚下隐隐闪过的浮云。皇帝性格决定的王朝命运，便是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时代的命运。

自古以来，解构历史的手法与视角何其之多。作者的这般手法，这种视角，堪称独特。

从万历朝以后，明朝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在第十四章里，作者通过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记述，将明朝后期的衰败与混乱状况进行了立体刻画。或者，由于王朝性格缺陷所导致的内外冲突，已经到达极限了吧。

在这一章，作者再次使用了东西方对比的手法，以同时期的英国开启两党政治模式，与明朝的东林党及其他党派之争进行对比，凸显了传统皇权专制历史土壤与近代民主环境对于党派政治的影响。

在朱明王朝性格的惯性作用之下，明朝后期的党派政治终究还是败给了皇帝的“工具人”——宦官集团。这个宦官集团的首领就是，魏忠贤。

说魏忠贤是“工具人”，或许有些贬低他的意思。毕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对于朝政是有最终决定权的。然而，历史的镜头稍稍拉长一点，我们就会发现，他到头还是朱明王朝皇权的“工具人”，在用过之后，被随手扔掉了。

对于魏忠贤的一生，作者是这样总结的：“一代权阉，生前何其显赫，死后却惨遭戮尸，甚至衣冠冢也未敢书写姓名，即使这样，陵寝还被后世铲毁。在明末那个动荡之世，魏忠贤成为时势的创造者，但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一颗棋子，受到历史无情的摆布和嘲笑？”

是的，在朱元璋离开人世的二百多年之后，魏忠贤仍然没能逃离他身后的那片阴影。朱明王朝倔强的性格使得魏忠贤这个政治强人最终只能成为一个可怜的牺牲品。

如果朱元璋看到这些，不知道他会不会也说出“自信人生二百年”这样的话来？

无疑，朱元璋是极为自信的——除了安全感严重缺失之外。明朝的亡国之君——崇祯皇帝朱由检也完美的遗传了老祖宗的这一基因。他励精图治，立志要力挽狂澜，将大明王朝从历史的深渊中拽出来。单从个人能力与志向方面来讲，朱由检还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好皇帝。然而，当他被放在大明王朝性格基因链条的末端上，能力与志向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明朝末年，天灾人祸频发。瘟疫横行，灾荒频仍，农民起义，外敌入侵。这些与元朝末年那场混乱何其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在那场混乱中，朱元璋乘势而起，建立了大明王朝。而在这场混乱中，他的后人丢掉了他辛辛苦苦打下的万里江山。

在《十字路口的明朝》最后一章里，作者为这一章起了这样一个标题：“天亡大明”。

我想，作者这里所说的天，更多的是指性格吧，也就是他开篇所讲的王朝性格。朱元璋的先天性格，与后天环境的影响，铸就了大明王朝的性格。这种性格影响了大明王朝近三百年的国运，最终，将这个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差点叩开近代文明世界大门的帝国拖入了历史的无尽深渊。

《十字路口的明朝》记述了一个带有强烈个人性格色彩的王朝。无疑，作者赵现海先生也是一位独立思考、极具个性的明史专家。他在引言里特别强调，这是一本“三上书”。“三上”这个典故源自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欧阳修曾说：“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作为北宋名臣，欧阳修公务繁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能够充分利用马上行路，枕上休息，和上厕所的时间读书学习，对于今天的我们，何尝不是一种激励。

作者认为：“每天属于我们的时间，只有在地铁上、在床头边，只有在这些时刻，我才可以有些飘离现实的思考。这个时候，如果能有一本颇值玩赏的小书，那便可以在喧嚣吵闹之中或夜深人静之时，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之中。这种书量不能大，不能重，否则不便携带与翻阅；又不能过于艰深，否则读起来会很累，背离了初衷。个头小巧，介于学术和通俗之间的书籍，便是最合适的了。”

这也就是我向您介绍的，这本被作者称为“三上书”的《十字路口的明朝》一本不足二十万字，却深刻揭示了明朝三百年历史轨迹，生动刻画了明朝那些人，那些事儿的奇书。

作者：册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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