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风水文化发展历程

既然有这么多人知道它、关注它易经风水文化发展历程，那么易经风水文化发展历程，不管有没有人、有多少人真的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都表明《易经》其实早已深深地渗透进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了。正如同人们不一定叫的准佛祖的名讳，却一定能叫准观音菩萨一般，只有真真能影响普罗大众的，才是最根深蒂固的。因此，虽然在目前的文化及政治语境中，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的《易经》难免有着或多或少的尴尬，但作为一个愿意终身生活于中华传统文化浸染之下的世俗中的人来说，或多或少也应该关注一些，有可能的话，做做研究就再好不过了。

说到尴尬，不得不多说一些。今天喜欢《易经》、愿意谈论《易经》的人往往会有着这么一种倾向，他们在对不熟悉或者不愿信奉这套理论的人面前会非常自信，总要长篇大论，在这本书前面加上一大堆的限定性修饰语，如我国古代圣人的智慧结晶之类的。粗看起来，这与尴尬好像沾不上什么关系，不过，仔细想想，人们在谈论常识如地球是圆的时还会加上诸如是伟大的航海先驱麦哲伦的亲身实践证明的吗？显然不会。

事实上，理直气壮是一种比较中间的状态，它虽可表明一种自信的心境，常常在其背后投射的却是自卑的影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用多说，人们往往都能抓住一些要害。只是，在看待问题的时候不可偏颇，不能光揪住一个因素就死死不放，那样的话就会被一叶障目。在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还有便是我们文化的不自信，这当然不是抨击，仅仅是阐述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所以，不管怎样，哪怕就冲着重新树立文化自信这一点出发，了解一些这本曾被抬升为中国圣经的书总是不错的。

由于时间的久远，关于《易经》的很多具体信息都已变得模糊不清、无法考证翔实了。按照现在最最通行的说法，今本《易经》之所以又被称为《周易》，是因为在夏代有《连山》，商代有《归藏》，它们都是各自王朝的官定占卜用书，也都叫做《易经》，只是后来失传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把仅存的周代的《易经》叫做《周易》了，因为它是周王朝的官定占卜用书。

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们实在不知道，有可能对，有可能不对。因为这个信息见于《周礼》的记载，而《周礼》本身也普遍被视为战国时期的辑著，与其自身所宣称的西周初年周公旦创礼的时代相差六七百年，可信度实在过于低。不过，具体信息不可考，大胆假设一下还是可以的。夏代的遗址一直发现的比较少，也有考古学家说根本就没发现过，所谓的夏代遗址就是商代前期的一些方国的遗址而已。退一步讲，哪怕那些真的是夏代的遗址，也根本就不是夏王朝的王都，也不过是附属于夏的方国的遗迹而已。因此，夏代实在是无法从考古学的角度去探寻，仅仅作为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在我国的王朝历史表中作为开头而已。既是如此，很遗憾，《连山》的问题无法考证了，姑且就当它是真实存在的吧。

埋藏大量甲骨的祭祀坑

与夏代不同，商代的遗址尤其是王都的遗址却在几十年来有着不小的发现，特别是最近几年洹北商城的发现，填补了商代中期的空缺，基本上把商早、中、晚的历史遗迹全部给补齐了。拥有着如此丰富的考古材料，很多问题就有了一些蛛丝马迹的答案。

在殷墟的祭祀坑中，发现有数量庞大的占卜用的兽骨和龟甲，它们上面都刻着商王关于一件事的占卜原因及其结果，这些文字就是甲骨文。与后代的认知明显不同的是，贞这个在《易经》中经常出现并被通常解释为正的字，在商代甲骨文中是占卜的意思。而辅佐王祭祀并从事占卜工作的巫在甲骨文中就被称为贞人。那么问题来了，王或者贞人占卜是根据什么来确定吉凶的，会以传说中的《归藏》为标准来判定吗？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但还是可以继续往深探究。今天稍微了解中国古代史的人或许会对一些商代的名字比较熟悉，比如商汤、武丁、妇好之类的，其中，前两个人是王，后一个是武丁的王妃之一。需要注意的是，和我们现在的习惯不同，王的名字是死后才有的，王生前是没有名字的。人们在王死了之后，根据天干的排列方法，将王殡天的那天的天干选做王的名字，再在前面加上一个类似于谥号之类的东西。既然这样，这个商汤的名字就和这种命名方法格格不入了，那是因为商汤在甲骨文里叫做大甲（太甲），汤是在后世典籍中才出现的。之所以会有这种习俗，是因为王在商朝是被视为神祇的存在，活着时只是半神，死了才会成为与天地日月永存的神灵，以半神形式存在的仅仅是一段短暂的时光，所以要在成为全神的时候才适合加上名讳，以便享受万世祭祀。有趣的是，在甲骨卜辞中，有着大量的祭祀先王的内容，与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祈求自己祖先保佑不同的是，祭祀中王求的却是祖先成为神之后不要来害自己。这其实也反应了商人的世界观，神人殊途，虽是自己的祖先，也要小心伺候，神不会因为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就会保护自己。

事实上，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种祭祀制度及祭祀观念就决定了，天地神灵是及其庄重严厉的，除了王和贞人以外，任何人胆敢妄揣天意，就会受到极为严酷的惩处。毕竟，殷墟祭祀坑中，被杀掉用来祭祀神灵的高级贵族数目并不少。他们不是因为触犯这条铁律而遭受不幸，却也反应出与祭祀和王权比起来，一两个乃至数十个大贵族的脑袋根本就无足轻重。掌握国家大政的贵族尚且如此，我们就很难想象会有其他的人日夜研读着那本传说中的《归藏》，就如同今日研究《周易》的盛况那般。

群体性研读占卜书的现象虽说不可信，但也不能就此否认《归藏》的存在，王和他身边辅佐他祭祀的神职人员掌握《归藏》也是合情合理的。由于考古资料的缺乏，我们已经无法再像上面那样继续推进了。

所幸，历史的车轮虽不是笔直的前行，但后来的车辙总会带着一些前代的轨迹。根据大量留存至今的先秦书籍的不经意间的描述，后人明白了卜和筮（音同“是”）是两种不同的古代猜测天意的做法。一般来说，之所以叫做卜，是因为最早就是像商代那样，在甲骨上钻一个小洞，然后放在火上烤，时间一长，骨头自然开裂，发出“卟”的一声，然后根据开裂的纹理来判断吉凶，这就叫做卜易经风水文化发展历程；而筮就是拿一定数目的蓍（音同“师”）草按照一定的规律来分，最后剩下的那些便是结果的一部分，反复多次，出来一个总体的结果。按照这个分类，虽然我们今天把《易经》称作占卜用书，但是根据大量的记载，它却是一本筮书无疑。

卜和筮都是我国古代比较常见的求问吉凶的方法，但可惜的是，卜却失传了，只有筮还存在，《易经》便是最为知名的代表。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结果，原因却很反常理，卜失传是因为卜比筮灵验，颇有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意味。

晋文公重耳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一个十分知名的君主，他早年因后母骊姬迫害，被父亲晋献公追杀，不得已在外流亡十九年，最后在秦穆公的帮助之下成功回国继承国君之位。著名的退避三舍、秦晋之好和寒食节都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

据《左传》记载，在晋献公想要娶骊姬为正妻的时候，曾经因为她低贱的出身有过犹豫，于是就命令卜官和筮官分别占问吉凶。结果，两个人给出了完全相反的回答，卜官说凶，筮官说吉。晋献公很高兴，他无视了卜，决定采纳筮。卜官在事后曾经发牢骚，筮不如卜灵验，日后晋国必将因此而遭殃。不幸，一语成谶，晋献公厚此薄彼的做法很快就在他死后得到了报应，晋国陷入了连续十数年的动荡，几近亡国的边缘。

晋文公雕像

这个故事十分著名，而且也并不是孤例。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除了某些神秘莫测、不可说的因素之外，我个人觉得卜和筮不同的占问方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卜是观察甲骨开裂之后的纹理，那就意味着任何只要稍通卜法的人都可说个一二三四——这一点在周公旦创建礼法、神职人员地位大幅下降的时代大背景下成为可能——卜官根本就没有或者说很少有作弊的可能，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而筮就完全不同了，选择的蓍草数目虽然在后来已经固定，但怎么分、分多少还是有着相当大的个人主观性。如果筮官恪尽职守就罢了，一旦筮官想要揣摩君主心思，故意得出君主想要的结果来讨得欢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晋献公的故事里，筮官的做法明显带着一种故意讨好的意味，或许是晋献公太喜欢骊姬表露于世人的眼中，筮官才得出这么一个结果。

这个可能性相当大，因为在那个时代，包括神职人员在内的各种职官都是世袭的，也就是说，卜官和筮官有极大的可能性是世交，代代为晋国占问，两人的关系肯定是十分密切的。在卜官得出了凶的结论后，筮官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主观操作去应和卜官的结果，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了另一种结果。当然只是一种猜测而已。补充一点，司马光曾经说过，君主不能像常人那样随性表露自己的喜怒，因为底下人会将君主的一些随意之举当做自身谋得功名利禄利禄的进身之阶，而这往往就成为给国家带来灾难的根源，晋献公很可能就是个例子。

或许是因为筮法的这种缺陷，它的地位在有着丰富文献遗存的春秋战国时代地位一直不如卜。在流传下来的涉及卜筮内容的文献中，卜一直被视为用来占问军国大事的，而筮的地位则明显不如。或者如晋献公的例子一样，当统治者特别想进行某一件事时，如果卜的结果为不吉，那才会进行筮，颇有种筮是卜的备胎的意思。

不过，就像流行语所说，一个人的主观努力固然重要，但终究还是要看历史的进程。卜法是比较灵验，但是随着我国历史的发展，那种以神灵为中心、重视天胜过一切的思维渐渐的被摈弃了。事实上，在周以一个偏僻小国在一个月之内灭掉统治中原长达六百多年的大商之后，这个事实在让其它部落、方国瞠目结舌，认为周有神助从而纷纷跪伏周朝统治之时，周人也对灭商大业进行的如此顺利深感震动。

经过充分总结商亡周兴的经验教训之后，周人就开始对商文化中那种极端重视神灵的主导部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周初的实际执政者周公旦在建立周礼时，就尽可能多的将神灵排除在礼法统治秩序之外，这种思想及实践后来就被孔子精准的总结为“敬鬼神而远之”。换句话说，我国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逐渐从文化上抛弃了神的统治，走向了人的时代。

时代的更替，社会的变迁，在秦亡汉兴这一历史事件中最终得以完成。以往列国纷争，无论是谁占上风，都会宣称自己是曾经君临天下的古帝王的后代，如今得以霸天下不过是在继承祖先的遗产而已。

然而，汉高祖刘邦起于布衣的事实却再清晰不过的证明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既然布衣百姓通过顺应历史、个人奋斗便可成为天子，那神灵的庇护作用到底有几何呢？随着这一思想的深入发展，首先觉醒的士人阶层就对占问吉凶的手段产生了怀疑，将其蔑称为巫术。不幸的是，卜法因为灵验，而且改造性弱，所以在掌握话语权的士人口中成为了巫术的优秀代表，从此跌落凡间，再也无缘庙堂。与此相反，筮法的代表《易经》因为其主观改造性非常强，所以在战国诸子百家纷争时被各种学说拿来注解，当做本门的学术典籍，儒家也并不例外。随着后世儒家的越发尊贵，被改造过的《易经》也随之地位得到了不断的攀升，终至于成为中国的《圣经》。

此外，卜法的失传还与另外一个历史因素相关。虽然作为筮法的《易经》因儒家的兴盛而得以尊贵，但当时儒家的地位并非如后世那般稳固，多少经历过波折。而且，民间一直比较推崇实用性较强的卜法。因此，到西汉末年王朝衰落之时，卜法的流传还是相当可观的。日本著名史学家内藤湖南在《中国史学史》中有过表述，因为《易经》这本书的功效在当时人看来和卜书相比差的太远，所以仅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中有所收藏。

然而，东汉灭亡之后，群雄纷起，天下残破，西晋艰难统一不过十数年，又迎来了五胡乱华的大动荡，北方的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随后，中国南方经历东晋、宋、齐的更替，建立数十年的梁又出了侯景之乱。梁元帝历尽波折平息内乱之后为了保存硕果仅存的文化，又将南方有价值的书籍统统收进新都江陵进行集中保护。还未来得及全部整理，又因为选择首都不当，遭致北朝的进攻，绝望至极的梁元帝一把火将内廷书籍烧了个干净，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破坏性远超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江陵焚书”。

在这些动荡中，曾经盛行一时的卜书因为未能被纳入官修正史中，在一场场烈焰中渐渐失去了踪迹。而《易经》却因为得到了士人阶层的背书，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自然远超仅流通于民间的卜书，虽历经万险仍然得以顽强流传至今，成为了中国卜筮的唯一的先秦典籍，也成为了占卜的象征。

在论述清楚了卜法和筮法的不同以及为什么《易经》由筮法之书成为了今日的占卜之书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问题，商代是否存在着以其为占问判定标准的《归藏》？根据前文的介绍，我们很容易就会知道商代的甲骨占问是卜法而不是筮法，那以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在今本《易经》系统中，被同样视为《易经》的《归藏》明显是不能拿来作为指导商王进行占卜的。不过，我们还是要多想一想，我们今天之所以能见到这么多的甲骨，是因为骨头本来就容易保留。而前面也说了，筮法是以蓍草来进行的，也可能是以别的人们认为的有灵性的植物来进行的，总之就是植物。假使商代在卜的同时也有筮，那它的材料肯定就不会像甲骨一样被保存下来，以这个来判断《归藏》不存在，略显武断。

我们再一次从考古材料出发，来看看这个问题是否存在着真正的答案。现存甲骨中有相当的比例是供刚入门的神职人员用来刻字、钻孔的练习用的，并没有经过祭祀占问的流程，这些甲骨中并未发现有关于筮法的记载。我们知道，商代除了甲骨，还有着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之上往往也会刻上一些字，说明铸造这个青铜器的理由，这些文字就被称作金文。非常幸运的是，在金文中，关于卦象，考古学家有着重大的发现。北宋时，在今天湖北孝感出土了著名的安州六器，其中一件叫做中方鼎，在这件鼎的金文中，有一些奇怪的符号，一直以来得不到解释。

到了近几十年来，随着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人们渐渐发现了它的意思，原来它表示的是一种类似于《易经》的卦象。虽然这件鼎的时代是周初，但出土的地点却不是周的核心统治区，而是方国。这就意味着，虽然商朝被推翻了，但作为方国的此地，有极大的可能仍然在祭祀、占卜方面保留了商代的做法，仅仅是在形式上服从周朝的统治罢了。不过，与今天的《易经》以八卦作为基础不同，这些金文中的卦象却是明显的六卦。这一点发现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它反映了这么一个事实，今本《易经》即《周易》在创作时并非一蹴而就的，一定会受到早已存在的卦象文化的影响。甚至，可以大胆一点说，《周易》是建立在以往卜筮文化基础上的，这也符合一般文化演进发展的规律。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周礼》中关于《易经》体系早已完备和后世其它书籍中所说的《连山》、《归藏》与《周易》成熟度相当的记载现在看来完全是一种附会之词。而今天考古发现的所谓《连山》、《归藏》的原本也存在着相当多的疑点，一般倾向于是战国秦汉时人们的伪作。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周易》的确受到了前代文化的影响，但那种文化远不如《周易》成熟，甚至于演卦的基础都不一样。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真的如后世所说的《连山》、《归藏》在夏商占卜体系中的地位极其重要的话，那为何这些卦象的铭文仅在方国地区被发现，而作为核心区且有着无数重量级青铜器的殷墟却不见踪影呢？至此，我们可以下结论，《周易》的发展以前代卦象文化为基础，但卦象文化在夏商并没有成为独立、成熟、完整的体系，在国家占卜体系中一直是卜法牢牢的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周易》的出现，相较于前代的功劳，将这种文化体系化、哲学化的周人的功劳要大得多。考虑到《周易》在后代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他们的成就可以用开天辟地的创新来形容。

之所以要用如此之多的篇幅讨论今本《易经》与传说中的《连山》、《归藏》之间的关系，正本溯源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厘清《易经》之中到底是周人得文化占据主流还是前代的文化占据主流。这个问题上文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可能性极大的答案，那么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就可以借鉴利用对周代的文化、社会心理、政治制度、传说等一系列已有的研究成果来对《易经》之中的某些佶屈聱牙的内容进行理解。毕竟，一种文化无论如何高深抽象，总是离不开形成它的土壤。

看过之前的叙述，难免会给人这么一种感觉，那就是筮法不如卜法灵，那筮法的代表《易经》作为玄学的研究价值会不会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既然如此，我们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去看它、理解它，进而去研究它呢？其实，我个人觉得，一个结果的产生往往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或者不同方面的单个的原因也会导致同一个的结果。就比如说人会感冒，有可能是这个人又累又饿又体质不太好，还碰巧亲密接触了一个重感冒患者，更有可能是只占了其中一个因素，就导致了他的感冒，这就是所谓的殊途同归。

同理，筮法在后来人们的心中不如卜法灵验可能是多种原因，但更可能的就是上文提及的筮法的主观操作性太强，如果神职人员的职业操守稍微一下降，就会立即导致占问结果的南辕北辙。我们今天走在大街上，常常会看到一些算命先生，而且价格低廉，如果易经风水文化发展历程你去找他们算，他们一定会察言观色，要不说你想听的，要不说你将要发生什么灾祸好从中牟利。相信这些人中真正懂算命的肯定是有的，但即便这些懂算命的，在利益的诱惑下，也不会按照玄学命理来给客户算，最终形成了这么一种观念，人们一提起算命，第一时间就会摇摇头，皱着眉说：“骗人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因主观操作性太强加上从业人员职业操守过低导致毁掉一个行业的鲜活例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无法证实和证伪的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僧侣们很少会迎合前来咨询的信众，给旁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样子，但就是这种独立、不依附的态度，却吸引了大批在世俗领域堪称豪杰的人物趋之若鹜，纷纷拜倒。

总之，筮法与《易经》未见得就会在玄学领域全面输于卜法，但却在实践操作中落了下风。归根结底，这是人的因素，与占问方法关系真的非常非常小。从而，我们应该明确两点认识，首先，《易经》是有着巨大的玄学、哲学、文学、历史价值的，这点不能因为以往人的利用不当而否认。从这一点来说，它是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一点一点的细致研读的。

其次，今天研究《易经》的人有着相当大的比例是去试图从中窥测天地之道，掌握自己命运或者是去替别人答疑解惑。不评论这些想法是否妥当，只是说如果要有这样的想法，一定要注意前车之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因为不喜欢或者别人不喜欢某个占问结果就去试图强行改变。这样的研究毫无意义，不仅浪费时间，长此以往，还会造成占问者一种只想听自己想听的的扭曲的人格，得不偿失。正如《周易》第4卦“蒙”的卦辞所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君子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