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算命工具

流动、开放、混沌风水算命工具，是《长安十二时辰》中所描绘风水算命工具的上元佳节十二时辰中的唐代长安城给予观者与读者的最初印象。二十四小时有限的时间流将这些空间的特性通过戏剧冲突展现地张弛有度。除却常规意义上的分类，例如将这部作品解读为历史小说/影视剧、推理情节，对人物性格塑造和心理动机进行分析、是否还原历史真实度等，风水算命工具我们如何感受小说笔下、电视剧镜头中所描绘的时空在不同阶段、事件中所表达的张力与密度，例如速度与情状，质料与形式，控制与失序……？本文试图通过探讨这一作品中所描绘的长安城十二时辰的技术谱系，来勾勒作为影视剧集的作品所呈现的张力与密度界域。

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心理分析师及社会活动家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在《千高原》一书中将“机器系”这一概念定义为一种物质-流，机器并非指涉一种工具或工业时代的产物，它是社会性的，处于情境之中，因而它强调机器的配置决定机器的属性、功能、运作，进而在实际运用中生成情状、密度。机器系同时还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来展示技术的谱系。通过绘制《长安十二时辰》所描绘的时空中的技术谱系的十二个要素和维度，本文试图展现机器系如何通过配置不同的要素和维度而生成不同的强度，并逐步解析经验如何内在于技术从而构成着一种技术性的审美。

人口户籍的生命政治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构建生命政治这一概念之时，明确指出了它的治理在于对人口的规训。在剧中所呈现的唐朝，人口的流动、身份划分被详尽地记录于人口登记与户籍系统当中，从姓名、性别、身高、职业、住所、社会阶层、健康状况、婚姻状况、财产状况到生死、迁徙、逃亡等。而这一系统的机器性运作则体现于它服务于隶属中央集权的情报治安机构靖安司的办案过程当中。与其说人口登记与户籍制度以及该系统的运作体现着中央集权的主权治理，它更是一部分配权力关系的真相推理机器。人口登记与户籍制度作为一种档案文件系统在靖安司排查犯罪嫌疑、锁定危害目标中具有了一种推演性，它在推动真相的获得之中进行着一步步的排除，从而分配了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并非中央集权的自上而下的主权治理，而是一种渗透于物质层面的分配。例如在对怀远坊居民的户籍排查中，对户籍档案的索引推理牵动着对怀远坊这一地理区域及其中的民众的进一步管控，从而影响着时空中的氛围，甚至于宗教此时作为另一种机器配置于惩戒当中（如祆教大祭司前往靖安司请求将罪人交由其信众进行宗教仪式性的惩戒）。在此需要澄清的是，权力在此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当中的基于排风水算命工具他性的权利，而是一种主导与压制的力学关系，因而它存在于物质层面。晚期福柯在构建生命政治学时触及了权力分配的渗透性与物质层面，它与基于主权的自上而下治理并存，且内在于个人、机器、配置、时空的身体与实在之中。

行政系统作为图灵计算机

现代计算机的雏形图灵计算机诞生于其创造者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思考如何解决使行政工作更加有效这一问题当中。《长安十二时辰》中靖安司及其相关幕僚的行政工作系统可以看做是一台高效运转的图灵计算机。它的有效性体现于：1. 离散性；2. 形式性； 3. 算法。图灵计算机首先是一套数字符号系统，因而离散性这一特征归根结底是在表明数字符号的抽象运作机制。《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大型图灵计算机所采用的数学原理来自于《易经》。作为道家思想的起源文本，《易经》首先是一种抽象语言系统。这种抽象语言系统通过阴与阳这一二元数字单位来组构。靖安司在城中各处望楼上传递信息的加密系统基于卦象；靖安司最受重用的一员徐宾身上所佩戴的项链由各种卦象组成，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图像识别机制，不同图案得以使得人脑记忆被分为离散、有限、形式性的区块，便于基于不同目的的算法调用。

当德国数学家、哲学家戈特佛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接触到《易经》，他仿佛找到了自己所想象的一种基于符号的、形式性的普遍语言。而莱布尼茨的激进（或称为保守）则在于使得这种普遍语言流于了形而上。同理，道家思想在它的漫长发展中不免产生了形而上或实用工具化等误用，例如将其作为玄学或一种风水算命的工具。而《长安十二时辰》中为我们所展示的这种深入物质层级结构当中又不乏抽象性的道家语言系统或许更加通透，至少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数字化与计算机器条件下的物质文化。这样的解读并非是在否定道家思想的形而上维度，这里的形而上指的是一种本体存在模式，并非指涉纯粹抽象或科学性。道家思想游移于物质与形而上层面之间，这也解释了抽象唯物论的哲学立场。回到图灵计算机，道家思想的本体层面则体现于形式性与算法当中。

图灵计算机的重要意义在于使得思想得以具逻辑地被有限程序、步骤和算法所抽象并施行。而形式性则存在于决策的过程当中。作为靖安司司丞，李必这一人物在不同阶段的决策均发生于过程当中，即综合复杂环境因素而做出实时抉择。决策并非是为了控制局势，而是顺应趋势的一种借力使力。如此“无为”的背后是一种算法过程，在对阶段做出完成性决策的同时认可了变化与无限性的存在。

基础设施与精神治理

生命政治治理与图灵计算机的运作实则暗示了一种控制社会的特征。控制社会这一概念原本是德勒兹在上世纪90年代初基于福柯的规训社会而提出的，它反映了那个时代当下的阶段性特征，即借助新型数字化与计算机科技，一种内在权力运作模式渗透进了主权进行权力分配的规训社会，使得权力的分配显形于各种物质层级。这一概念在作品中虚拟的唐代社会得到了展现。德勒兹指出，控制社会并非取代了规训社会，而是运作于规训社会内部，上元节的十二时辰作为一种例外状态即展示了这种并存性。在控制社会，控制并非仅仅来自于对环境的禁闭式控制，如医院、监狱这些封闭性较高的场所，而是通过调适。最明显的例子则来自于上元节对于基础设施的管控以驱导人员物资的流动：如传递信号用的望楼地点，设定彩灯安置地点，进城货车查验点，截取危险易燃马车的临时路障……这种治理并非仅仅是针对物质层面的调适控制。在算法治理的当代，德籍韩裔思想家韩炳哲所提出的精神政治学强调了新自由主义对于大数据的滥用以及如何通过算法和数据来操纵个体行为，而基础设施层面的治理同样也可被认为一种基于无意识地改变个体行为的精神政治。

城市制图学

在靖安司的众多科技发明当中，移动地图模型算是其中最具价值的发明之一，因为它作为一个全方位监控系统，不仅囊括了长安城108街坊的明暗地形信息，作为一种治安甚至军事工具，它还能够实时追踪人员的流动，并借助想象分析实在的物质情境，从而帮助快速高效地做出实时决策。讨论地图机器并不是意在批判一种工具化思维，或重复上述关于生命政治的论述。结合图灵计算机，地图机器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机器，它的离散、有限、步骤性应用于通过算法来调适审美感受与经验，从而分配不同的情状、张力与密度？文学与移动影像这些审美媒介具备这种机器机制的运转条件，即在创作过程当中调用、分配想象以进行思维的制图学。

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思维的制图学的探讨建立于反对表征与再现之上，提倡思想在遭遇不同势力中被迫使在物质情境中发挥其自身的力量。基于此，叙事可以被看作一种思维的制图学，故事中的推理作为一种思维矢量具有一种抽象的唯物性，推理这种形式首先是思想通过抽象与具象在进行演算，每一步的演算需要落实到真实物质情境当中。主角张小敬在抽丝剥茧中也为我们勾画着长安城的另一幅地图，这里有遍布商铺酒楼的暗桩网络，藏匿于青楼深处的遍布乞丐、残废、奴役的地下城，信奉不同宗教的外国居民社区与寺庙……这种多维度的城市图景会令人感到鲜活，不仅仅是因为它不同于出于治安目的的基础设施控制网络，更是推理的那种剥离复杂性、柳暗花明却又阴晴多变的过程性所仰赖的物质想象在不断生成氛围、情状、张力、速度……从技术工具、控制网络基础设施到情状的制图学，这些物质实体一同交织丰盈着一座立体的长安城图景。

加密的知识

在构成这种复杂立体的城市制图学过程当中，知识成为了基于一种物质语言的交流系统的重要元素，而物质语言成为了信息与知识之间的转化的组织形式。信息与知识之间的差别可以理解为前者是更抽象的，而后者是更具象的。更严谨来说，在算法治理的当下时代，知识的深度正在丧失、变得愈发扁平，因而在形式上更加类似于信息；同时也因为数码与计算工具带来的传播的方便而更易与信息混淆。但也正是在数码和计算机时代，因为交流的方便，信息变得愈发与原初语境和实际情境脱离。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我们可以由抽象的级别来重新区分信息与知识。在词义上而言，知识与信息的区别也在于它需要被认知，因而它比信息更需要植根于时空经验。故此可以笼统地划分信息的抽象级别更深层。

加密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方式，它在本质上使得所传递的内容更加抽象，因为认知被局限于具有特定知识的接收者。而加密的知识实则在强调一种可通约性，即内容（无论信息抑或知识）的兼容性。这种兼容性的基础在于搭建统一的物质语言。以望楼为主体的信息传递系统属于这样一种物质语言形式。尤其是当司丞召集已遵旨下班回家的靖安司职员继续回来办案时，他所使用的更高级别的加密不仅是在传递信息，更是通过望楼网络和卦象释义这一物质语言的组构兼容性来调制知识。此外，被加密的不是信息而是知识这一特点还能够反向推测出更多信息，这即是说，知识在物质情境中的经验性给予了推演更多实际元素，从而通过更多的推演而反哺着信息及它的获得。这种内在于加密知识的信息传递，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控制论范畴，而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构造知识？这些问题涉及了对于定义“工具”的思考。

卜卦作为一种控制论？

卜卦是一种对预见性的认证机器。与其说它具有现代计算机的功能性特征，即含有对预见性的概率的计算，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开放性系统，阐释的维度使得它一方面具有纯粹开放的潜能，一方面又使得它在被作为工具时可能被转化为另一种工具性用途。在故事开始之初，靖安司创始人何监对司丞李必说，卦象显示日中时刻会有做出影响未来一系列事件走向的决策。对卦象的阐释往往是神秘、含糊其辞，因而接收者也可按其自我所处的立场、意图与倾向来做出解释，进而影响行动。不确定性成为了当即确定性的一个条件性因素，而对卦象的阐释的接收又使得卜卦工具转化为另一种接收者所欲运用的工具，如李必将这一卦象的阐释用于一种听从内心召唤的决定的心理暗示。这种工具的转化性属于一种控制论的二级秩序，即工具理性支配的控制在复杂性的开放系统中演进出了对其所在环境的适应性。在这其中，工具理性除了在第一层级秩序的封闭系统中进行递减的工具化，还在适应复杂开放的环境这一二级秩序中不断转化第一层级的工具性以适应复杂开放的系统。

在当下的数字与计算机文化之中，这种转化工具性的工具理性被称作一种自动化思想。“有用”成为了自动化的条件，它是虚构剧作中的大唐衡量人物价值的标准，人与其所处的职位、背景等都是大唐政治机器的重要因素，因为这一政治机器的运作仰赖这种基建于工具性又转化工具性的机制。而我们又如何抵制、转化这种工具理性所支配的自动化思想，是否存在一种纯粹机器的自动化思想，使得机器作为一种高效抽象系统来表达思想的维度，而不从属于配置中的另一种机器？也许一种物质语言给予了一些可能。

符号属性

物质语言的核心在于一种过程性的符号，即符号不再是结构语言学意义上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静态对应，而是能指趋于一种漂浮过程，一个能指在与其所指的关系中产生与其他能指链产生连接的算法。具体来说，一种香粉的味道作为所指指向了它的拥有者闻染，这个拥有者的能指又牵引出主人公张小敬记忆之中的一连串能指链（战友-战争-意外-嘱托），而后构成一系列主人公的思想之行动。可以看到，这种物质语言生成着自动化思想。而物质语言过程的意义生产则存在于符号属性当中。

以徐宾发现长安城中尚有三百桶伏火雷并且靖安司藏有内奸为例，破绽出现在所伪造的物品入关清单所使用的墨水香味属于高级香型，并非城中的行政机构所使用的普通墨香。此处墨迹的属性在于香味，而发现不匹配的过程则是从墨迹、香味、识别墨质、定位产地、确定用途到排除使用范围等一系列物质语言的操作，这一系列操作在过程当中决定了事件的意义。

人—机配置中的冗余关系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机器更加人化，无论从外观到智能而言。对机器取代人类的惶恐是人类对机器的认知尚停留在“模仿游戏”的人机关系当中，即机器的构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再现、还原人。而无论从古时候的人与机器的多种配置到以图灵计算机为模板的现代数码计算机器、甚至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自适应学习系统，人-机配置的多样化模态都可以视作超越模仿关系的例子。这需要我们以一种唯物视角来思考这些人-机配置，以超越一种人类中心说。德国媒介哲学家埃里克·赫尔（Erich Hörl）根据社会心理学家塞尔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的科技条件论，将感知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性的科技条件：有机态，机械态，和控制态。赫尔的论点在于，控制论关系作为一种科技物的形成过程，从最初有机态中围绕人作为中心的制造科技物的活动，转而逐渐演变为一种系统性的、主动的、智能的、可沟通的物体关系。这一论点基于一种质料与形式的视角，它有助于我们分析不同的人-机配置模态。

靖安司的报时机器可以看作一种有机的人-机配置。它的有机性表现在人（庞博士）是机器运转的一部分，人与物在运作过程中无法完全分化，因而不能说是人给予了机器某种形式。另一种人-机配置模态则是上文所述及的控制网络。它的控制操演通过转化工具性实施，使得人之势力与非人的物质势力之间趋于雷同，并统一为一种机械同质的机器配置。这种配置并非有机，它是有机与无生命物质势力的趋同协作。这种控制论的机械本性状态在遭遇信息情报的流通时便会变本加厉，演进为一种认知的、智能的、环境化、自动化的生态系统。在这种生态系统中，机器性被植根于物性当中，一种科技无意识将会支配着人类的行为与认知。

如果说从控制论状态演化而来的这种自动生态系统只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存在，倒不如说在基于控制系统的机器遭遇信息情报机器并形成配置的条件下，这种自动生态系统便会形成并运作。剧中一些不同人物所展现的不同形式的、看似属于机会主义的行动呈现了这种自动生态。旅贲军首领崔器在为实现亡兄与自己的仕途理想的鞭策下，在姚汝能的暗示下选择投靠右相一派，后又做出叛逃右骁卫回归保护靖安司的决定；这些实则是崔器寻找回归内心真实召唤的过程。大理寺评事元载将眼前的危在旦夕作为了一次能够加官进爵的可能性博弈。作为太子右卫率的姚汝能一直在派系争斗中权衡，甚至制造机会来使自己预知谁的赢面更大；此外，这一过程更多地是他怎样权衡真实血性的自我与内心的懦弱和活在旧日荣光中的包袱。如此多种形态的机会主义并不是在强调主观意志的主导性决定了成败，恰恰相反，机会主义依赖于信息环境中的刺激，才得以依据刺激来源灵活做出适应性决策。而这种灵活性与适应性是无意识的，即它并非深思熟虑、谋篇布局，而是顺水推舟、拥抱不可知、风险与开放性。而当真实自我的真面目一旦通过一种迭代式地、在经验中的“学习”而被展露，自动生态也许就成为了为遵循真实自我的规则而运转的机器。

规则的可通约性

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通过分辨计算与实验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指出了他所认为的关于图灵机器的缺陷。在他看来，计算指的是数学意义上对规则具有反思能力的一种遵循规则，而图灵机器只可被称作一种实验，即作为经验的一种计算，例如数数，它仅仅是遵循了一种机械的规则。维特根斯坦欲益强调的并非图灵机器中的人类操作者在遵循机械规则，相反，他认可人类作为一种作用因在机器中的作用，他所要强调的却是一种反思性。反思性并不是指机器必须要具备人的反思能力。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当中，反思性作用于规则的可通约性。具体来说，语言游戏是一种在构成语法规则中怎样对事物进行分类、分布并影响思想活动的过程。思维过程了解某个概念与它对这一概念的应用是一种内在必然关系。即我们不能只以某种结果形式的行为来推演出背后的思维图景，而必须通过沟通思维图景与行为的规则来理解这种思想活动。而他所认为的图灵机器的不足正是在于一种模仿游戏，即通过归纳人类行为来推演机械机制，并没有找到机器本身的计算规则。

不过，语言游戏与图灵机器在某种方法上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规则的可通约性，来理解不同的人-机配置怎样构成不同的机器经验。语言游戏与图灵机器的根本在于数学，即一种抽象方法。在语言游戏中，数学作为抽象方法存在于一个概念如何展开于一系列语法规则之中，从而与对事物的分类、分布等具象化过程产生联系。在图灵机器中，从数学角度而言，数学的抽象实际上隐藏在图灵机器有限、离散的步骤当中，抽象的程度随着机器的递归而呈现变化。但上述两者都所具有的抽象能力使得不同机器的规则具有了可通约性。

回到本文要探讨的一种机器形式产生的美学问题上，这种可通约性实际上建立起了分配、调整经验之强度的机制。剧中的主角张小敬看似不遵循规则，实际上他有着自己坚持的规则，并且深谙不同规则间的可通约性。此外，他也并没有去利用这种可通约性，因为利用意味着将自己的规则强加于他者。为什么在他拯救长安的阶段当中形成了一股对周围人所具有的凝聚力，是因为在他的规则运行的物质情境中所塑造的实在经验，通过他者的规则，在生成着效果的不同强度。

实用理性的情境主义

规则的可通约性在张小敬身上的运用可以被称作一种实用理性的情境主义。实用理性崇尚效率，它基于一种从行为到思想的归纳推演，以结果为导向来迅速判断输入与产出之间的回报。而实用理性的情境主义则将这种归纳推演运用到反思规则之上，并且在不断生成经验强度中构造着生活情态。情境主义国际作为一股思潮和一种运动，抵抗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景观性，提倡在制造具体生活情境中通过集体组织统一的时刻氛围和事件的游戏化来转化权力。情境主义运用资本主义景观社会中已有的物质元素来转化既有权力结构。借用这种唯物方式，实用理性的情境主义所要强调的也是一种对于情境的物质分配。它属于一种语言游戏，即概念或思想图景在分配物质要素中构造规则、产生情境。

节庆是一种例外状态吗？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基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提出了一种例外状态的治理，即通过悬置法律、利用不受法律约束的措施来进行治理的状态。例外状态之于常规治理，并不是非常态所创造的一系列规则凌驾于常规之上，而是在探讨非常态规则与常规怎样具有自反性地互相渗透，从而构建着新型的权力关系和主体。在调查危害长安城的恶性事件的逐步进展当中，既有法律的约束一方面变通成为了各种规则的实行，一方面它的约束边界也在逐渐模糊。右相一直在将他所秉持的法家思想与政治机器的运作相耦合，即以法制作为一种服务于党羽斗争的工具。但这并不是说法在右相的立场是僵化的，它与政治机器的耦合恰恰体现在“因时立法，因事制礼”，比如表现在特殊时刻对李必等所谓的政治敌对势力伸出援手。同样地，这种规则的约束与边界的变化也体现在作为“士兵必须听从命令”这一规则怎样作用于不同性格的人物身上。从张小敬、龙波到崔器、右骁卫等不同立场与性格的人物身上和具体境况当中，不难看出这一规则始终在嫁接与之适配的人物性格和物质境况，以形成不同的或具灵活性、或具摧毁性或具狡猾乖张等的行动配置。

节庆作为日常生活的例外状态确实为大唐现时所处的政治机器的运转提供了法外治理的条件。上元佳节长安城呈24小时完全开放态，各国使节、族群怀揣各种目的、意图纷纷涌入长安城。而节庆与日常生活的辩证性还体现在它可以看做日常生活的普通、无聊所隐含的一种强度的汇聚。24小时的突发事件实际是大唐各种社会物质条件的一个戏剧缩影，因而节庆也不能够称为日常生活的一种域外状态，它实际上内在于平庸。如同闻染这一人物的符号指涉，她是长安城中的普通百姓，而张小敬、龙波都想借由她的眼睛，去看到长安城能够更好地存在和滋长，只不过两人采取了不同方式而已。

时间作为经验之算法

节庆还浓缩了经验的强度。如果说经验集结了时间与空间交集的情状与感知，节庆在经验积累中呈现着密度与速度。时间作为贯穿叙事的重要组织结构，为经验积累中所呈现的密度与速度提供了一种技术的秩序。这里所说的技术秩序可以追溯到对道家思想的科技哲学的探讨。“道”强调内在于物的粘合、连贯、一致的运作。而时间作为经验之秩序的技术性表现在它的呈现既是线性的，又是碎片化的，它的显形渗透于空间情境当中。这种配置可以看做一种经验的抽象机器。

这种经验的抽象机器在这部作品的不同情节和细节之处，描绘出一种反溯未来主义的技术性。例如上文已分析到的唐代行政系统有着现代图灵计算机的运行模式、上世纪90年代的控制社会范式和当今大数据时代的精神政治也都适用于分析故事中虚拟的唐朝社会，右相的“依法治国”在现在看来也有着超越社会时代性的政治价值等等。这些设计固然有作者将唐代长安城投射为自己心中的理想时代布局的意图，因而将现代性想法植入到这一布局当中。但反过来讲，这又是在重塑一种历史观。如此通过抽象而运作的意识形态机器并非仅仅意在表明时间的唯物性质，它还暗含了历史观即是一种具象化了的排布时间的算法，而经验的抽象则内在于这一算法。

【作者简介】李沐杰，数字媒体学者，写作者。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哲学、数字化写作与抽象美学等。曾出版实验小说《Mirage Time》，短篇作品曾刊载于《泼先生》《热风学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