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西周易风水师

陈晓平

《杨宜治日记》，李文杰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386页，65.00元

光绪年间总理衙门章京杨宜治的日记，共三部分，覆盖中法勘界（1885-1887）、京官生活（1887-1890）、随使俄国（1894-1895）三个时间段，经李文杰整理出版，阅读甚便。日记内容丰富，李文杰《整理说明》已有详细介绍，并在附录中对杨宜治的京官生活作粤西周易风水师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笔者在李文杰既有成果基础上，剑出偏锋，尝试抉发日记中一些隐秘，审视晚清士大夫“阳面”之外的“阴面”。

士大夫与杂学

总理衙门章京杨宜治（约1845-1898），字虞裳，四川渠县人，以举人考取内阁中书，1884年传补章京，入总理衙门，先后在司务厅、英国股工作，后升总办章京，是办理外交实务的骨干人物。1885年夏，中法两国约定共同勘定中越边界，杨宜治被勘界大臣邓承修奏调为随员，除在广西、粤西现场工作外，先后在广州盘桓颇久，经常向其师李文田请益，两人有不少共同爱好，交往极密。

李文田（1834-1895），字仲约，号若农，广东顺德人，1859年一甲三名进士（俗称“探花”），历迁各职，官至侍郎，学识渊博，官声甚好，在元史研究、西北史地、金石书法等多个方面均有成就。1882年，李氏丁忧回乡守孝三年，居广州西关。在野史笔记中，有几个作者谈到他“善风鉴”，也即精于相术，说得神乎其神。杨宜治日记披露粤西周易风水师了李文田在风水学方面的造诣，从侧面证实野史所说“善风鉴”有一定可信度。1885年10月11日，杨宜治写道：“李若农师邀游白云山麓，视太公葬地。地由白云开账，楼阁重重，脱卸秀嫩，坤艮下脉。入手起定正龙，西去三节，卸落平阳，结省城腰落，横列三台。中台另起化生脑，开小坪两台，为夹耳砂。枝脚转抱为牛角蝉翼，前唇兜起，内局紧密，外局平远，明堂收三江之水，生气远出，穴法最当。”（第16页）

笔者不懂风水之学，但也能看出杨宜治这段话外行人写不出来，他跟李文田都是同道中人。第二天，杨宜治又得读李文田精心注释的杨筠松《撼龙经》，大赞“令后来读者如夜行见烛，千古之下，独具只眼”。杨筠松，窦州人，被誉为风水学“江西派”鼻祖，《撼龙经》也是风水学最重要经典之一。李文田在序言中，考订杨筠松为五代后唐时人，并非人们热衷吹捧的“大唐”；李氏并以他渊深的学识，校正传世版本的不少错误。

帝制时代，读书人以十三经、历朝正史、诗古文辞为正统，天文地理、星象医卜、奇门六壬谓之杂学。然而，普遍的情况却是，读书人至少都熟悉一门杂学。正经正史板着脸孔说教，不免审美疲劳，反而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杂学有着特殊吸引力，还具有一定实用性。通过日记，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晚清官场的“阴阳”两面，即朝廷一面提倡正经学问，也不反对士大夫从事“杂学”，容忍他们研究堪舆、相术。

堪舆之学的消极一面是常被晚清士大夫用作阻拦改革的借口。1888年12月15日，杨宜治听到广东顺德人、同治十年状元梁耀枢在山东去世的消息，遂大发议论，说去年在广州时，跟风水师杨厚馀勘察形势，杨厚馀认为广州龙脉从西北来，张之洞办机器局，龙脉被凿伤太甚，联想到这一年有四个广东“贵人”相继病逝，即前闽浙总督何璟（香山人）、同治十三年榜眼前云南粮储道谭宗浚（南海人）、谭宗浚同科进士姚礼泰（番禺人）、翰林院编修张鼎华（番禺人）。（第201页）杨宜治觉得杨厚馀的说法似乎灵验，机器局破坏了广东龙脉，导致五个精英人物丧命，今日看来殊为可笑。

李文田与闱姓开禁

闱姓赌博对晚清政治、经济与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淮系两广总督张树声主张严禁，湘系名将彭玉麟、继任两广总督张之洞主张弛禁，朝野各方为严禁、弛禁形成生死博弈，弛禁派曾面临着极大政治风险。两广总督英翰曾拟在广东开禁闱姓以增加赌饷收入，因饱受朝野攻击而落职。闱姓弛禁可带来巨额收入，使张之洞增加了底气，在中法战争中敢于放手一搏。闱姓赌博的合法化，打破了多年来的禁忌，使其他非法赌博在广东进一步泛滥，是清末民初广东社会治安恶化的直接原因之一。

闱姓多被认为是赌博的一种，实际上应归类于彩票。据赵利峰的研究，闱姓“主要以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姓氏作为猜射投注的对象，最早出现在嘉庆年间的佛山。闱姓主要开设售卖于广州、澳门两地”。这种生意一度成为澳门的经济支柱。（《尴尬图存：澳门博彩业的建立、兴起与发展》第75页）1867年广州严厉禁赌后，闱姓生意在澳门获得迅猛发展，造成“利权外溢”。为给中法战争筹措军费，1884年底兵部尚书彭玉麟、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廷于1885年1月批准在广东开禁闱姓，由赌商集团承办。何汉威、赵利峰等学者先后对闱姓做过精湛的研究。赵利峰认为，彭玉麟是闱姓开禁的关键人物，但此前很多学者都将功劳（或者过错）算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头上。

张之洞莅粤仅及半载，在处理有关中法战争的紧急事务外，要在短时间内权衡闱姓合法化的利弊、确认闱姓赌商能够筹集巨款，并不容易，需要十分熟悉广东、澳门情形的人士提供意见。将《杨宜治日记》与李志茗对《赵凤昌藏札》的研究相结合，笔者深信：奏请闱姓开禁的前台人物是彭玉麟、张之洞，出谋划策并促使彭、张下定决心的则是居于幕后的李文田。

杨宜治此次到广州，李文田不仅带他一起勘查祖先墓地，也多次招饮，赠送珍贵碑帖拓本，两人共同语言甚多，近乎无话不谈。杨宜治在对闱姓运作条分缕析之后写道：“某先生居林下，有清望，当轴就请任团练筹饷”，趁机提出利用闱姓筹款的方案，其十分有力的论证是：“输之闾阎，不若取之闱姓，以无益为有益，款易集而民不伤。”（第18页）“居于林下”，应为退职居乡的粤籍官员；“有清望”，则不会是以敛财著称的“浊流”人物，而是清廉著称的学者型高官，这样才能得到张之洞、彭玉麟的信任。张之洞既以“清流”健将著称，彭玉麟也是名满天下的清官，他们不容易被商人买通，却容易为李文田所说服。

李志茗长年研究《赵凤昌藏札》并写成《幕僚与世变》一书。赵凤昌为张之洞核心幕僚之一，《藏札》里面收录了李文田给张之洞的不少密函。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李文田有一函复张之洞：“闱姓、禁蟹、扛鸡等票充饷出于鄙说。昨承派交郡伯核办，可谓得人。”（李志茗《幕僚与世变》第375页）

李文田在密函中自承，开禁闱姓赌博用于充饷，出自他的倡议。作为张之洞敬佩的翰林前辈，李文田的建议与其他人的建议，效力完全不同。当时，澳门赌商担心广东弛禁闱姓冲击他们的生意，花钱买通京官出奏力主严禁，挥舞道德大棒加以猛烈抨击，其真正意图是：若广东继续严禁的话，澳门闱姓生意就有了保障。另一派赌商为争夺这笔大生意，同样买通京官，向朝廷奏请弛禁。以李文田的清望，张之洞不相信他会被赌商买通，纯粹是出于公共利益作此建议。李文田的出谋划策乃是推动闱姓弛禁最为关键的一环。

李文田、张之洞均探花出身，都是科举制度最大得利者。闱姓以科举考试考中者姓氏为投注对象，消解了科举的严肃性，特别是县试、乡试环节，考官容易被赌商买通作弊，影响科举考试的公正。尽管意识到可能出现这些弊端，李文田、张之洞两个探花为解决迫在眉睫的饷需问题，仍愿意承受闱姓对科举制度的冲击。闱姓开禁，在六年内为广东贡献四百四十万两饷银（1886年广东全省岁入仅得四百五十六万两），张之洞督粤后期兴办铁厂、织布局的启动资金出自闱姓赌商的“报效”，铁厂、织布局设备后随张之洞改运武汉，成为汉阳铁厂、湖北纺织四局的最初基础。

闱姓开禁一事，彭玉麟、张之洞身在明处，因职责所在不得不挺身而出，承担政治风险；李文田以丁忧在籍绅士，藏身暗处，以精密的通盘策划说服张之洞，利用他的威望在赌商与彭玉麟张之洞之间沟通协调，终促成这一褒贬参半的重大举措。历来爱惜名声的彭玉麟为何也能下此决心，似乎是受其直接下属、会办湘军营务处郑观应影响，这在郑观应呈彭玉麟禀稿可寻得蛛丝马迹。一事之成，往往是阴阳相辅的结果。

杨宜治与潮州鸦片商

杨宜治在日记记录了十分频繁的饮宴和收藏活动。晚清京官普遍清苦，若无额外灰色收入，诗酒酬唱、书画碑帖收藏恐怕难以为继。李文杰在本书附录长文中，对杨宜治的交往活动与日常生活有深入全面的分析，唯对他与鸦片商的交往未及注意。

日记中，杨宜治多次提到与广东潮州籍商人的交往，并反复提及一家名叫“德盛”的商号。作为四川人，杨宜治与广东潮州人士并无科举、学术、文艺方面的渊源。杨氏的交往圈子极其清晰，即同乡、科举同年及前后辈、师门、同僚、其他官场人物，他跟潮州籍商人的交往活动，明显不合常规，笔者认为此中隐藏着利益输送的秘密。

“德盛号”是潮州商人在上海及各口岸设立的商号，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华人鸦片商。潮阳商人与鸦片贸易挂上钩，始于鸦片战争前后的南澳岛、汕头妈屿，两地乃是鸦片趸船的主要停泊地。潮阳商人掌握了鸦片的内地分销渠道，跟随英国人进驻上海，西进镇江，北上烟台、天津、营口，几乎垄断了沿海、沿江的鸦片贸易。

潮州商人很早就到苏州、上海经商，对外统一建潮州会馆，内部却分为三帮：海澄饶帮，潮惠帮，揭普丰帮，其中潮阳商人为后起之秀，以经营鸦片著称，尤以“德盛”为翘楚。1839年，因林则徐厉行禁烟，其他两帮对潮惠帮经营鸦片颇有微词，遂另立潮惠公所，后毁于战火，同治五年在十六铺码头附近重建“潮惠会馆”，捐资商人中，“德盛号”列第一位，捐银六千四百二十两。（《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325-326页）

1874年，合伙经营德盛号的潮阳范氏、郭氏拆伙。1874年8月底《申报》发表范德盛号声明称：“启者。德盛号向系范、郭合伙，嗣缘分创，乃于本年三月十五日凭公亲调出，议立笔据，所有上海存欠帐目各认一半，旧行基址议归范氏，住家房屋议归郭氏，各自出姓，以分界划。天津、烟台德盛字号以及帐目存欠统归范氏承管，自收自理，与郭无涉；营口德盛字号以及帐目存欠统归郭氏，自收自理。范氏在营伙友于端节一概交盘分手；并两沙逊往来帐目，已经会同过伙当面交割清楚，与范无涉。现在范氏在营另创范振记字号，精选顶庄大小洋药发客，倘蒙贵行商赐顾往来，请分别认明，庶不致误为幸。范德盛主人谨白。”

拆伙之后，范德盛、郭德盛两个商号分立。上海的资产负债两家均分；原商行建筑归范氏，住家房屋归郭氏；天津、烟台德盛号资产负债归范氏继承，营口德盛号资产负债归郭氏。两家为免日后纠纷，各自在德盛号前面冠姓，但杨宜治仍含混地叫做“德盛”。

1888年1月8日，杨宜治在北京，“晚赴德盛号便酌，同座吴君在陶（昌坤，举人），陈君明初昆弟，主人姚柳阁、姚湘舟、范炤丹、方君。湘舟明日回津。皆潮属人”。（第157页）范炤丹，本名不详，他跟两个姚姓商人既然是这次宴请的主人，可以认为代表了范德盛号。这年4月6日，北京大栅栏发生大火，杨宜治记道：“焚广德楼至鼎和居十数间，德盛几危。”（第166页）大栅栏大火，杨宜治独独关心“德盛”安危，内有深意。1895年7月7日，杨宜治跟随王之春祝贺俄皇加冕回国，路经上海，“访德盛范秉初”。（第327页）范秉初，也写作范炳初，据研究即是范德盛号东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第416页）月底，范秉初设宴为杨宜治饯行，另有一次作陪，可谓殷勤之至。（第329页）

1887年9月28日，勘界工作结束后杨宜治从广东北返抵达上海，寓外洋行街潮州会馆，会见郭子清、陈雁初等潮籍人士。（第141页）杨宜治若入住四川会馆，或上海道台安排的其他住处均属正常，入住潮州会馆则很不寻常。次年6月12日，杨宜治在京，“潮人陈雁初自沪来拜”；6月20日，又约陈雁初等人在聚宝堂饮酒。据宋钻友对上海潮州会馆档案的研究，陈雁初潮阳人，鸦片商行“聚成行”老板，也是上海潮州会馆董事。（宋钻友《广东人在上海》第72页）日记另有两处记录与“陈明初坤弟”会面，推测陈明初应为陈雁初的兄弟。从1889年8月31日《申报》“潮阳郭子清启”可知郭子清为潮阳人。至此，杨宜治与潮阳鸦片商之间的交往，可大体看出端倪。

晚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除负责官方外交外，也管理协调多种“洋务”事宜，包括解决中外商人之间的重大纠纷。1884年老沙逊洋行决定辞退买办陈荫棠，要求保人范德盛赔缴陈氏所欠洋行款项，遭到拒绝后，向上海会审公廨提起诉讼。公廨判令范德盛先缴银六千两，其余再限期缴还。范德盛不服，向上海道台邵友濂上控；上海道与两江总督支持范德盛的诉求。12月，此案上诉到北京，由总理衙门与英国驻京公使进行谈判，总理衙门支持范德盛，与英方据理力争，将案件发回上海复审。1885年4月12日邵友濂作出判决，裁定老沙逊的索赔要求应由陈荫堂的未付薪水等抵消，范德盛在此案中取得完全胜利，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巨额损失。（曹英《近代中国民间涉外债务问题研究》第238-242页）

笔者猜测，范德盛在此案发生后，认识到结好总理衙门章京的重要性，因而刻意笼络杨宜治。总理衙门堂官（大臣）均属兼职，具体事务多由章京、总办章京负责办理。1887年9月回京之后，杨宜治担任英国股章京，处理对英交涉、各国通商与征税事务，与德盛所从事的鸦片生意有密切关系。按照一般官商关系的逻辑，若杨宜治能及时提供内幕消息，或通过各口岸海关道为鸦片商提供“方便”，在与洋商发生纠纷时加以撑腰，那么鸦片商的“回报”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再三、再四宴请只是笼络感情，背后的交易内容，杨不会披露，但仍给人以想象空间。

日记的“补史”功能

内容足够详细的日记，有助于填补其他史料的“空缺”，重现事件、人物的更多细节。杨宜治在广东、广西甚至上海停留期间，接触人物众多，日记记录了从张之洞、郑观应、刘永福、冯子材、梁鼎芬到大量中低层官员的言动，足可“补史”。对晚清史研究来说，《杨宜治日记》可利用之处甚多，笔者随手撷取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邓承修曾将勘界之行写成日记，收录于199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成修勘界资料汇编》，限于当时条件，讹误颇多，不便利用。中法战争前，李鸿章派出安徽桐城人马复贲潜入越南刺探情报，绘制成《越南今地舆图》，对中方的战场指挥有较大帮助。邓承修南下经过天津时，让马复贲参与勘界。此人官职虽低，却是中法战争中不可复缺的人物。广西版《邓成修勘界日记》里面，马复贲多次以“马太史”出现，这是较严重的错误。笔者虽未见《邓成修勘界日记》原稿，但依据《杨宜治日记》，可认为这三个字应该是“马大使”，当时马复贲的职位是盐大使，属正八品“风尘俗吏”，“太史”则是对翰林的尊称，在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杨玉书原是山西候补道，张之洞抚晋时的老部下，后被张之洞调任广东。1885年杨玉书出差，在轮船遇见辜鸿铭，十分赏识他的才学，把他推荐给张之洞，辜氏得以成为入幕之宾，成就日后大名。1886-1887年间，杨玉书受命负责海南开发，功劳卓著，备尝辛苦，不幸感染“瘴气”英年早逝。此前，学界对杨玉书了解甚少，籍贯、字号均失载。朱寿朋《清代人物大事纪年》误记杨玉书为湖南湘潭人，当是因同名人物而致误。1885年10月2日，杨宜治写道：“午后访杨次麟（玉书）……诸乡人，皆不遇”，可知杨玉书为四川人，字次麟。其后两人多次见面。

笔者颇赞同戴海斌的“中等人物”说，即对晚清史的研究，不能仅仅聚焦于名气最大的几个“大人物”。大量不处于“第一线”的人物，或曾在幕后推动了重大决策，如李文田对闱姓赌博解禁的贡献，或曾在特殊时期扮演过关键角色，如八品小官马复贲充当“间谍”测绘越南地图，或实心任事英年早逝而名声不显，如为开发海南而殉职的候补道杨玉书。杨宜治与鸦片商的密切交往以及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可令人对晚清士大夫的阴阳两面加深认识。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