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州风水留题(罗定连州风水留题)

岭南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版图上，被视作“蛮夷”之地，这里山重水复，密林深谷，瘴气弥漫，被巍巍五岭山脉所阻隔，故而地旷人稀，比黄河流域开发晚了几百年。粤北连阳一带，起初归楚湘管辖的时间较长，基本属于荆楚文化范畴；南（雄）、韶（州）则为古代南北通道，与中原接触较多；南雄、始兴二县，地临赣南边境，并受江西文化风情的影响。因此，相对于粤东、粤西、南路及广西而言，这些地方的开发，自然要更早一些。

粤北经济在岭南捷足先登，打开了文化交流的瓶颈，人才涌现，星辉熠熠。在古代，汉语文化的表征就是诗歌，而“岭南诗祖”张九龄就诞生在粤北韶关，这位唐朝宰相用惊艳世界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成为了《全唐诗》之首，也证明了岭南诗歌在华夏文学宝殿中的重要位置。

张九龄：江山为事，独领风骚

可以说，粤北诗坛的辉煌惊艳于唐代。

明丘浚《张文献公集·序》说：“盖自三代以至唐，人才之生，盛于江北。”清李玉鸣《泷涯集·序》也云：“岭南诗学最盛，自张曲江文献之宋，扬风扢雅，历宋、元、明，代不乏人。”

据有关史籍记载，在唐代之前，粤北就有著名的文士涌现。西汉浈阳（今英德）人何丹，乡里举茂才；东汉桂阳（今连州）人唐珍，自幼被称为神童，官至司空；而与唐珍同时代的曲江人郭苍，精诗文；东晋曲江人张鲂，广涉经传；南朝梁连州人廖冲，博学能文，兼通经史；南朝陈曲江人侯安都，虽是著名战将，却满腹经纶。

在张九龄前后，粤北还有一些以诗文著称的名人。张九龄的伯父张宏雅，比张九龄早半个世纪，首得进士及第，开粤北科举风气之先。比张九龄晚一个半世纪的连州人刘瞻，也两度入相，名震天下。可惜，上述这些人的诗作都已失传，他们的创作风貌无从可见。

大唐帝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的世界。5万首唐诗，登上了我国古典诗歌繁荣的“珠穆朗玛峰”。而唐诗百花盛开结出的累累硕果，芳菲千年，历久弥香。这种繁花似锦、天才争锋的局面，有赖于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的潜然孕育和有力助推，更是数以千计唐代诗人创造性地总结与运用前代诗歌创作的经验，以推陈出新的姿态催生的智慧结晶。

事实上，唐代以诗赋取士，而诗学为一切举子的必修课。爱好诗文，竞相唱和，上行下效，蔚为大观。在唐代300余年的历史里，没有一个仕人不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而诗歌则是仕人才情的表征。

纵观岭南的文化发展史，有赖于边将、谪宦以及僧侣南行时的文化传播。据考，张九龄、刘瞻的先人都不是岭南土著，是因战事或任职的需要，辗转居留于粤北；韩愈、刘禹锡在中唐被贬至阳山、连州，谪居较长时间。惠能在曹溪弘扬佛法，成为佛界的“南禅”之祖。由此可见，他们对粤北及岭南中古封建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唐、五代是粤北诗学的鼎盛时期，其时的粤北开发虽处于肇始阶段，可是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岭南占有领先地位。据考，有作品传世的13位唐、五代粤北籍诗人，大多崛起于科举、混迹于仕途，并经受过底层生活的摸爬滚打。他们的作品，绝大部分收录在彭定求等编辑的《全唐诗》。

张九龄（678—740年），是盛唐杰出的政治家和著名诗人。在古代，有人把张九龄的诗尊称为发“张曲江体”；有人说张九龄“首创清澹之派”；有人说张九龄的律体诗“相与继述，此体始盛”；还有人说，张九龄为“后出词人之冠”；“超出一格，为李（白）杜（甫）开先”。这些评价，无不首肯了张九龄在诗坛的至尊地位及诗艺造诣。

数十年来，张九龄在初、盛唐诗风转变中的助推作用，为一些研究者普遍认可。其实，张九龄有一代贤相的制高点，加上他那势成风范的道德与文章，人们承认他为“盛唐文人所敬仰的时哲和文宗”，也认可他是“岭南最杰出的诗人”，“开创了盛唐的诗风”，进而确立了张九龄“在文坛上的领袖地位”。

张九龄的诗作虽仅存210多首，四言、杂音、五言古体、乐府及五、七言律、绝与排律，各体大备，尤其五古、五律的成就更为出众。他提出了赋诗“志善”、赋诗“光烈”、赋诗“扬美”的理论纲领。特别是在晚年，他被贬之后，写了《登荆州城楼》、《荆州作》、《杂诗五首》及《照镜见白发》等一批具有切肤之痛的作品，并有堪与陈子昂共相媲美的12首《感遇》诗，把张九龄称为“有真才实学、身体力行的文坛领袖”、“唐诗革新运动的有理论、有实践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并非过誉之词。

在诗论方面，张九龄也有独到高见。他的《陪王司马宴王少府东阁序》一文，可以说是岭南文人最早的一篇有关诗论的文章。张九龄指出：“夫道行与废，命也，非谋之不臧；命通与塞，时也，岂力之为弊？古之君子推分，养其和，仲尼得之以弦歌，傅说因之以版筑。”

张九龄主张：“以风月为怀，江山为事”，“歌《沧浪》以放言，咏《蟋蟀》而伤俭，盖古人之作者，岂异于斯？盍赋诗以扬其美。”把这篇序结合张氏《晚登王六阁》、《晚憩王少府东阁》等诗来看，这些“雅正冲澹”的诗歌，正是其诗论的实践。

在《益州长史叔置酒宴别序》一文中，张九龄指出诗人赋诗时所遇的情境：“声欲成文，发中堂之弦管；志在击节，感四座之衣冠。必名义而为言，虽聚散而何有。酒酣相顾，骊歌及作。白日西下，缺壮士之翻车；青山难登，忠臣之叱驭。凡我明懿，赋诗饯行。”

在张九龄的家族中，张随（族侄）、张仲方（族孙）、张偁（从侄曾孙）等人，继承其家学渊源，也有一些诗作传世。虽然数量不多，也能反映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某些侧面，让人看到世风变化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中唐时期的曲江人刘轲，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一生著述甚丰，人称其“文章与韩（愈）、柳（宗元）齐名”。只是他的著作几乎全数亡佚，无法窥其全豹。今存遗文14篇，《牛羊日历》一卷。诗仅存《玉声如乐》一首，可见刘轲对诗歌创作也有较高造诣。

晚唐前期桂阳（今连州）人刘蜕，著述、诗作颇多。传下来的《文泉子集》一卷，能坚持韩、柳领导的古文运动的宗旨，反对文坛上“纂组俳俪”的不良风气。其中《文冢铭》一篇，最为世人传诵。所作《览〈陈拾遗集〉》诗一首，也能继韩、柳之后，对陈子昂予以高度评价。

在晚唐的粤北诗人中，要数翁源人邵谒的成就较高。《唐才子传》：“苦吟，工古调”。其诗学孟郊，今存32首，其作大多针砭时弊，题材多样，思想深邃，风格沉雄，是大唐帝国行将没落的真实写照。明黄佐《邵谒传》说：“谒以晚唐一介士，获其永名，与诸名家并行，其诗当不下人矣。”

翻开每位晚唐代诗人的集子，常可发现，不少诗人在考取科举之前，大多过着贫困苦寒的日子。“伤贫”自然成为惯见的题材。邵谒出身贫寒，却励志向学。史传称他“性刚躁，诗多刺时事”。邵谒诗集中最有价值的是他那些同情民间的疾苦，表露封建社会底层人物不满情绪的诗篇。如《岁丰》诗：“皇天降丰年，本忧贫士食。贫士无良畴，安能得稼穑？工佣输富家，日落长太息。为供豪者粮，役尽匹夫力。天地莫施恩，施恩强者得。”此诗别出机抒，从岁丰着笔，写出没有土地的雇农怨愤的心情，用意更为深刻。邵谒还关心劳动妇女的命运，如《寒女吟》，描述一位贫家女子，终年辛苦劳作，养蚕织素，仍过着困穷生活，年纪大了也无人聘娶：“家贫人不聘，一身无所归。养蚕徒苦心，茧熟他人衣。”诗中还揭露军富家女子却不用劳动，身穿绫罗绸缎，尽享人间富贵。最后，诗人借女子之口向最高统治者责问：“他人如何欢，我意又何苦？所以问皇天，皇天竟无语。”这些诗歌与同时代诗人聂夷中、于濆、杜荀鹤的作品颇有相类之处。

在晚唐五代时期，连州接连出现了一批著名诗人，包括黄匪躬、吴霭、张鸿、陈拙、石文德、黄损、李廷珙、邓洵美、胡君防、孟宾于、孟嘏等，其中以南汉的黄损及南唐的孟宾于创作成就最高。

据《唐子才传》载，黄损早年曾与著名诗人郑谷、齐已（僧）等人“共定用韵，为葫芦、辘轳、进退等格”，为湖海骚人所宗，今存诗4首，兼有咏史、咏怀和纪事各种题材，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孟宾于青少年时期力学不倦，成名甚早；但屡试不第，后因仕途坎坷，饱经忧患；孟宾于的《公子行》：“锦衣红夺彩霞明，侵晓春游向野庭。不识农夫辛苦力，骄骢踏烂麦青青。” 此诗写王孙公子春日野游时糟蹋庄稼的恶行，这在祸患频仍、人民生活困苦的五代，有其深刻意义。他至今存下来的诗有10首，大多反映了较为丰富的社会内容，艺术风格也呈多样化。陈尧佐序其诗集说：“如百丈悬流，洒落苍以己度人翠间，清雄奔放”。在那个政权更替、世俗败坏和诗风庸俗的时代，能有此脱俗之作是十分难得的。

晚唐诗人如聂中、贯休、黄损也有同题之作，内容多是描述贵家子弟的生活状况，讽刺他们的骄奢与愚眛。黄损也写过一首《公子行》，揭露唐五代时贵族公子的骄纵淫佚，讽刺颇为深刻：“春草绿绵绵，骄骖骤暖烟。微风飘乐韵，半日醉花边。打鹊抛金盏，招人举玉鞭。田翁与蚕妇，平地看神仙。”末两句以普通劳动者与之对照，“神仙”二字甚为辛辣，鞭辟入里。

据考，唐、五代粤北诗人有13位，诗280首，虽人数及诗作均未及全国的百分之一，但初唐、盛唐和中晚唐、五代等时期，粤北都有知名度较高的诗人面世，尤其张九龄、邵谒、孟宾于等 3人，却以优质、唯美的诗篇跻身于唐诗宝典，令世人侧目。

余靖：诗文骨格，发于胸臆

宋代初期的诗歌承继晚唐、五代的余韵遗风，崇尚典丽、玩弄词章之作。后经几十年的繁复演进，在一片奢华绚丽的景象中，出现了宫庭贵族的“西昆诗派”。

到北宋中叶，在“刘（筠）、杨（亿）风采，耸动天下”的逆流冲刷之下，欧阳修等人高举反时文、反“西昆”和“变化复古”的大旗，倡导了诗文革新运动，掀起了宋代文学的繁荣鼎盛高潮，使诗歌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日益丰富多彩，贴近时下。

靖康之变（1127年）和南宋末年，面对刀光剑影和民族危亡之际，陆游、文天祥等大家，自觉地以诗歌作为手中武器，积极投入抗敌救国的洪流之中，创作了大量的爱国主义诗篇，使宋诗撞击成响遏行云的洪钟大吕。

宋初的粤北诗人，有连州人周渭、邵奕、吴世范、欧阳经等，均是五代入宋的遗民。他们亲身经历过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饱受颠沛流离的苦楚，因而深受道家思想的熏陶，从现传的多首诗作中，让后人看到了北宋初年社会动乱的呐喊和狼烟。

余靖（1000－1064年），曲江人，北宋中叶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也是著名的学者与诗人。他起初以学者身份晋升为朝官，文名早著。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他是核心人物之一，又是欧阳修开展诗文革新运动的同盟者和支持者。余靖极为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主张“有美必宣，无愤不写”。即使是唱和或题咏、宴游之作，也都是有所为而为，极少吟风弄月或茶余饭后的“闲散”笔墨。

余靖的诗颇重骨格，在理论上亦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要“褒善刺过，与政相通”，做到“有美必宜，无愤不写”。诗歌亦用以宣泄个人的感情，“导和畅，泄愤怒”；在艺术手法上，主张直抒胸臆：“取臂引类，发于胸臆，不从经史之所牵，不为文字之所局，如良工饰材，手习规矩，但见方圆成器，不睹斧斤之迹。”反对“摩曼之作”，这些观点是与欧阳修所提出的诗文革新运动“变体复古”的理论同频共振。《宋诗钞》称余靖“为文不为曼辞”、“诗亦坚炼有法”；《粤东诗海》赞余靖的诗“骨格清苍，吾粤宋诗无出其右”。

余靖在《送陈京廷评》诗中，描写矿工生活：“扇橐大野烘，凿矿重崖断。闽吴荆广人，奔走通昏旦。千夫即山铸，毕给未酬半。三监居江湄，僦辇日充羡。”在李白《秋浦歌》之后，像这样写采矿和炼矿的诗歌尚不多见。此外，余靖在诗中吟咏“五方纯色俨衣冠”的罗浮五色雀；赞美“气禀南方秀，生当火旺时”的“果中奇”——荔枝以及“素艳南方独出群”的茉莉花，也是精彩之笔。南方的山光水色、花前月下、迷人风貌不时出现在他的笔端上，又让人看到余靖在愤世嫉俗的另一面。

与余靖同年登进士第的，有曲江人王式、黄仲通，翁源人梅鼎臣，始兴人许光、许致。比余靖稍早的有连州人唐静，相传十岁能文，为晏殊、范仲淹所重，可惜未留下诗文。与余靖相去不远的粤北诗人，还有曲江人谭掞，始兴人谭粹，乐昌人李渤、李岩兄弟，南雄人张渐，英德人郑敦义，长宁（今新丰）人古成之。他们的存诗，大部分是记游、题咏等“陈词艳句”。当然，这些诗歌都有寓情于景，且不乏寄情道别之作。

自北宋中叶起，由于中原人源源不断涌入，粤北战事频仍，加上中外交流的影响，广东的经济、文化重心渐次南移。这时，粤北涌现的知名诗人甚少，也鲜有佳作问世。北宋后期，连州人严武、英德人石汝砺、冯安上、冯晦等，他们的诗歌在地方志中偶有选载，仍处“孤芳自赏”之状。此际，除了严武一首从正面揭露官场腐败之风诗作外，其余都是寄情山水的留题诗；南宋前期的连州人廖颙、乐昌人宋时彦，南宋后期的英德人郑玢、郑康佐父子，在地方志中也收录了一些记游之作，无非是“蜻蜓点水般的小玩意”。

在整个宋代，粤北的众多诗人，除余靖之外，其他人无法进入全省、全国名家的行列，当代知名学者陈永正所著的《岭南诗歌研究》，也没有提及宋代粤北诗人的名字，这无疑是一件文坛憾事。

廖燕：“文真妙文”，愤激之气

我国自元代以后，通俗文学戏曲、小说蓬勃发展，传统诗文脱离大众，逐渐走向衰落。明、清时期，转以八股文取士，且等级森严。许多知识分子既没有必要精研诗学，更不愿由此惹来祸端。有些人偶尔为之，也不过逢场作戏。诗人们一般都远离敏感的政治问题，步入了萎靡不振、曲意逢迎的窘困之境。

然而，就在我国古典诗歌呈现一落千丈之际，广东诗坛曾一度异军突起，如春雷震响南粤大地。在明代，不但有孙蕡（南海）为首的“南园五子”和欧大任（顺德）、梁有誉（顺德）为首的“南园后五子”；在明末清初，更出现了屈大均（番禺）、陈恭尹（顺德）、梁佩兰（南海）三位蜚声全国的诗人，号称“岭南三大家”。从此，岭南诗派初露锋芒，成为我国诗歌百花园中的一丛奇葩。与此恰恰相反，粤北诗坛早已相形见绌，日见衰落。这种变化，除了后继乏人外，也与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

明代粤北诗坛异常沉寂，犹如一潭死水，没有半点触底反弹的迹象。据考，今有诗传世的，仅明初南雄人陈德文、陈进，明中叶翁源人黄器先、陈璘，南雄人谭大初、连州人李邦义、乳源人刘毅、邓如昌，明末连州人莫与齐、仁化人刘献臣、凌云等。他们的诗作大都收录于明清时期的县志里，多是“不关痛痒”的纪游诗，飘散着的是没有季节之分的“风花雪月”，以及没有切肤之痛的“无病呻吟”。

在“万马齐瘖”的氛围里，政声昭著的明臣谭大初，有如一匹扬蹄嘶鸣的黑马，不但敢于同严嵩的邪恶势力作拼死之争，还写下一首《吊邱忠臣》，通过凭吊宋末本乡守节尽忠的烈士，抒发爱国之情和民族大义，歌颂为国捐躯的献身精神。李邦义生活在严嵩专政的黑暗时代，他的七绝《谢朝贵》，大胆申明自己的政治觉醒，公开表白不事权贵的决裂态度。这种“猩猩惜猩猩”的“同病相怜”，如同长夜中的沉雷，震人发聩。

廖燕（1644－1705年）是清初大思想家、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和诗人。他出生那年，清兵入关，可是兵荒马乱的切身体验，令他积聚起强烈的民族恩怨。顺治七年（1650年）他七岁时，清军攻下韶州。顺治九年正月，清军攻克琼州，广东全境才初获平定。但为时不久，南明永历政权又再入广东，粤北南（雄）、韶（州）、连（州）等地的抗清义军乘势出击。直至顺治十八年，广东的南明势力才被完全肃清。廖燕由于好学锐进，十八九岁便补为秀才。然而他不趋炎附势，也不坠青云之志，以致毕生不为官场所重用。他谒力主张读“无字之书”，见识卓著，敢于离经叛道。廖燕著有《二十七松堂集》，编入诗歌549首。其文辞犀利，意蕴丰厚，论诗主“性情”之说，反对“袭人”、“牵强凑拍”及“无端之歌哭”其形象鲜明，直抒胸臆，独行特立。

廖燕诗文兼备，也是清初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他主张文学创作应自抒性灵，表达个人的愤懑之情：“从来著书人，类皆自抒愤懑，方将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以为快。”山水“为天地愤气之所结撰而成”；而写诗，也应发泄这种义愤之气：“故知愤气者，又天地之才也。非才无以成其才。”由此可见，廖燕的诗作也充满这种路见不平的愤激之气。

廖燕强调写诗要有真性情，这与“岭南三大家”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说：“性情真而文自至”，在《题籁呜集》中更指出：“诗尤为性情之物，故古诗三百篇，多出于不识字人之口，然又非识字人所能措一词。”他将诗三百篇作为不识字人的创作，实是一大翻案文章，令世人惊出一身冷汗。

廖燕《二十七松堂集》有《与陈元孝（恭尹）书》，陈恭尹的《独漉堂集》亦有对廖燕的评论。陈称廖为“人真妙人，文真妙文，虽欲不推为古文中第一手不可”。但因廖燕终身布衣，在世时传名未远。去世之后，他的著作不仅流传于国内，其文集还一再刊于日本，风行一时，被誉为“明代文坛的大殿”，“几乎介甫（王安石）”，获得甚高的评价。

在清代，粤北诗人除廖燕之外，欧堪善有《泷涯集》；赵希璜有《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诗抄》；杨模有《文泽堂诗集》；张惟勤有古今体诗五百余首，诗歌数量堪称洋洋大观。由于欧堪善与胡定曾同时在刑科、兵科担任给事中，政声尚可，只是存诗较少触及现实矛盾，似有点避实变虚、避重就轻之意；林明伦的代表作虽仅有《吊五人墓》一首，但所写是明末苏州市民反抗魏忠贤阉党的重大主题，表现了反抗暴政的坚定立场，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杨模的诗，语言明快，构思新巧，有些反映了封建社会下层官吏离乡别井、混迹仕途的艰难困境，表达了清廉自重、勤政爱民的气节，具有一定的思想性。

纵观粤北古代诗歌的演进，或升腾，或沉潜，或激越，或萎靡，构成了一条曲折迂廻的千里河流，让古老的苍天录下了纷纷扬扬的泡沫和声如惊涛的咆哮。其轨迹是：以唐、五代为惊涛拍岸的张扬和鼎盛，北宋次之，南宋及元、明清转入了死水微澜般的沉寂，清代又略有起色，荡起了“静水流深”的漪涟。这一切，犹如全国诗歌长廊投下的缩影，变幻出奇异的光束和深浅无序的色彩。可幸的是，在南国文学的天空中，唐代的张九龄、宋代的余靖、清代的廖燕，出现了三颗耀目的星星，他们以“自带的光芒和流量”跻身于中国诗坛，开辟出云涌星驰、明月生辉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