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长安和洛阳周围的树木都被看光,剩下了茫茫的黄土化,沙漠化,盐碱化。。。还有屁的风水啊。
长安和洛阳周围环境的破坏正是从唐朝开始的。。而五代之后的1000多年,在也没有在这里定都的了。
以西汉时期长安附近的皇家竹园司竹园为例子,西汉时期,司马迁看到的竹园有2000多亩,而到隋朝还有1000余亩,到了唐初还有600余亩,而到了武则天的时代,尽被开辟为麦田。。到唐宪宗的时代,就成了一块荒地。
长安和洛阳的衰落,正是自然环境被破坏的强有力证明。
在古代中国,决定一个都城地点的因素有很多。
包括地理位置、山川形势等自然因素,也包括经济、文化等人文因素。首先,笔者从自然条件分析长安和洛阳建都各自的优势。
长安地处偏西,位于内地和边疆的交界处,而洛阳居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在交通便利上洛阳占有优势。而长安居关中之地,东有崤函天险,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易守难攻,一旦东方出现变乱,便可以坐镇长安,进可攻,退可守。
并且,西汉、隋唐都在北方和西北方面临匈奴、突厥那样强大的草原民族的威胁,长安靠近边疆,是链接内地与西域的纽带,时经营西域、反击草原民族的重要基地。秦汉时期,观众就修建了郑国渠、白渠、六辅渠等水利设施,使该地沃野千里,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供养大批脱离生产的军队和官吏。
但关中地区人口的过度集中,造成了当地自然环境的逐步恶化,再加上政治中心在战乱之际又常常沦为主战场。最后,长安的经济优势终于一去不复返。
到了唐朝,长安城达到鼎盛,但关中却常闹饥荒,粮食已经不敷食用,皇帝常常带着大臣不远千里去东都洛阳就食。洛阳所在的伊洛谷地较为狭小,山东的经济中心并非在此,洛阳一带的农业生产并不十分发达。
但洛阳居天下之中的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成为它最大的优势。前面已经提到,隋唐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开始脱节。
当时主要粮食产区是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和江淮一带,京都的粮食严重依赖两地的转运。隋炀帝时开凿大运河,永济渠和通济渠分别以洛阳为中心分别向东北和东南延伸。
洛阳成为大运河的中枢和全国最大的粮食集散中心。隋代在洛阳建设有含嘉仓和洛口仓这两大粮仓,粮食到唐朝贞观年间都未用完。
如果把粮食从洛阳再运往长安,不仅要多走一千多里路程,而且在三门峡一带,常常出现船只倾覆的事故。解决这个困难最简便易行的方法就是迁都洛阳。
隋炀帝在位期间大多数时间都驻留在东都洛阳,洛阳取代大兴城成为实际的都城。唐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中心在长安和洛阳间频繁变迁。
但是,受到西北边患的牵制,长安作为都城的时间远远长于洛阳。洛阳控制东部,但离西北过于遥远,对突发事件无法及时反应。
并且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洛阳位于四战之地,和平年代的优势在战时反而变成劣势。所以,隋唐时期的长安和洛阳,一个以政治军事立都,山河环绕,易守难攻,向东有居高临下之势,向西可以打通西域,作为防备草原民族的缓冲区;另一个以交通经济立都,四通八达,天下之中,有漕运之利。
唐末至五代,政治中心由长安迁至洛阳,又从洛阳迁至开封,一方面反映了中原王朝边防线内收缩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权对东南财赋的依赖性大大增强。在大运河改道后,开封成了新的航运中心。
北宋初年,宋太祖曾计划先迁都洛阳,再迁至长安,但由于北宋实行强干弱枝的方针,在开封集中全国一半的禁军,全部依赖大运河转运粮草。此时长安和洛阳都已衰败,原先的优势大多荡然无存,无法容纳数量巨大的人口,迁都只好作罢。
在古代社会后期,西北边患逐渐被来自东北边患取代,中原政权的的都城开始东移,扼守由北向南的交通要道,以有利于边防,例如明朝定都于北京。这使得长安和洛阳永远失去了作为都城的资格。
除了这些因素外,王朝的政治需求也是决定定都地点的因素。西周定都镐京,关中时周族的发源地,十分适合他们的农耕经济,周成王时修筑洛邑为陪都,号成周,是为了了监视和震慑商朝的移民,控制东方领地。
秦朝统一后,沿用了原先的首都,国祚短暂,未能来得及考虑都城迁移的问题。西汉最初定都于洛阳,后娄敬进谏,力陈关中的险要和富庶。
西汉最终定都关中,除了以上原因,还因为在东方分封了大量的诸侯王国,定都长安可以随时扑灭可能的叛乱。东汉光武帝起兵于河北,南下攻取洛阳后再四面出击,平定天下,刘秀的功臣勋贵大都为南阳豪强,东汉政权依赖于豪强的支持,洛阳也位于他们的根据地。
但东汉仍把长安视作东都,大多数皇帝每年都必须渠长安拜谒祖宗陵寝。但东汉时期,长安地位的下降不可避免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对边疆的控制力减弱,羌人叛乱至东汉灭亡仍未彻底镇压下去,三辅一带成为内迁戎狄的居住地,到五胡乱华的时期,关中胡人与汉人的比例已经失衡。曹操的政治中心在控制河北和河东的要地——邺城,到曹丕即位时,选择已废弃多年的洛阳为都城,主要时因为洛阳靠近南方,便于对吴国用兵。
前秦由氐族建立,氐族长期居住于川陕陇交界一带,在关中也有相当大的人口规模,前秦定都长安也与靠近祖先所居之地有关。北魏孝文帝南迁,目的地也是有邺城改为洛阳,同样有洛阳位置靠南,便于对南朝用兵。
并且,洛阳作为传统的汉族王朝的古都,在汉人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归属感。定都洛阳,北魏既能有效拉拢汉族,又可以以中华的正统自居,显示孝文帝全面汉化的决心。
北周、隋、唐的建立者出身关陇军功贵族,关中是他们传统的根据地。唐朝建立初始,就有关陇士族、山东士族和寒门的争斗。
武则天大力任用出身山东的官吏,打压关陇士族,把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降低长安的政治地位,避免。
长安城龙首原六坡与乾坤关系示意图营建都城是国之大事,所谓“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它关系到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多重影响,也影响着都城多方面的发展。
因此,在建筑布局上总要有一些原则与方法,尤其在中国古代,精神信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追求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城市布局上往往都被赋予某些象征性意义,隋、唐都城规划布局仍然不能逃脱这种窠臼。
以都城的平面布局来看,所谓“建邦设都,必稽玄象”的象天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与阐扬。宫城、皇城、外郭平行排列,以宫城象征北极星,以为天中;以皇城百官衙署象征环绕北辰的紫微垣;外郭城象征向北环拱的群星。
因此,唐人即有诗吟“开国维东井,城池起北辰”,说的就是这种布局效应。当然,它也是封建皇帝据北而立,面南而治儒家传统思想的一种体现,它作为历代帝王治国总的指导思想,贯穿始终,也体现到都城的规划布局上,增加了皇帝君权神授思想的神秘色彩。
据宋敏求《长安志》引《隋三礼图》记载,大兴城的街数、坊数的设计也都有所依凭。皇城之南四坊,以象四时;南北九坊,取则《周礼》九逵之制;皇城两侧外城南北一十三坊,象一年有闰,无论事实是否如此,将其附会成具有象征意义的设计则是都城设计的普遍规律。
另外,随着中国古代风水思想的发展,宇文恺也将这一思想引入大兴城的规划设计当中。大兴城址选在汉长安故城之南,地势敞阔平远,有东西走向的六条土岗横贯,如果从空中俯视西安大地,就能看出这种地面形状很像《易经》上乾卦的六爻。
乾卦属阳,称九,自上而下,横贯西安地面的这六条土岗从北向南,依次称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从六坡的高度看,地势从南到北渐次降低。
那么宫城所处的位置则相对较低。不把宫城设置在最高处是另有原委。
根据天上星宿的位置,最为尊贵的紫微宫居于北天中央,它以北极为中枢,东、西两藩共有十五颗星环抱着它。紫微宫即有皇宫的意思,皇帝贵为天子,地上的君主和天上的星宿应该相对应,因此,只能把皇宫布置在北边中央位置。
而且北边有渭河相倚,从防卫的角度看,也比较安全。卦论认为初九是潜龙,勿用。
九二高坡是“见(现)龙在田”,因此只能“置宫室,以当帝王之居”。九三之坡,“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如果把百官衙署放在这里,正可以体现文武百官健强不息、忠君勤政的理念。于是宫城与皇城分别被布置在九二和九三坡地上。
九五却最尊贵,所谓“九五至尊”,属“飞龙”之位,不欲常人居之,便在这条高岗的中轴线部位,东西对称地建筑了两座规模宏伟的寺观,西面是道教的玄都观,东面是佛教的兴善寺,希望能借用神佛的力量镇压住这个地方的帝王之气。中唐宰相裴度曾因宅建在这条“九五”高坡上,被人借机诬陷为“宅据冈原,不召自来,其心可见”。
其实唐代住在这条高岗上的名臣也很不少,比如张说、韩愈、李宗闵、杨国忠、李晟、柳公权。长安城中东西、南北交错的二十五条大街,将全城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
其中以朱雀大街为界将城区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隶属万年县,本应有五十五坊,因城东南角曲江风景区占去两坊之地,故实领五十三坊;西部属于长安县,有一市五十五坊。一百零八坊排列的象征寓意:108坊恰好对应寓意108位神灵的108颗星曜(如《水浒》中的108将);南北排列十三坊,象征着一年有闰;皇城以南东西各四坊,象征着一年四季;皇城以南,南北九坊,象征着《周礼》一书中所记载的所谓“五城九逵”。
为了避免泄掉帝王之气,隋文帝政府下令宫、皇城之南的居民里坊,取消南北门而仅开东西门。汉族传统风水学在建筑上提倡子午向,即坐北朝南,这一提倡被历代帝王所推崇,唐都长安最初的宫殿建筑均为坐北朝南的子午向。
中国古代帝王的座位,身在北方,面向南方。因为帝王是一朝之长,宛如之上,所以帝王坐在北边,北就是“上”,而坐在南边的群臣则为卑下,南就成“下”了。
此外,将宫城南面之门命名为“朱雀门”,而将宫城内太极宫的北门命名为玄武门,此皆来源传统风水中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之说。有其名必有其实,太极宫的北门既然被命名为玄武门,它就必然带有与之对应的“坎”卦之象征寓意(八卦中坎象征陷)。
唐初围绕继承皇位而发生的宫廷之战──玄武门事变在这里发生,恰好与不谋而合。由此看来,城市街道、建筑的命名大有讲究。
还有,在太极宫中太极殿以北建有两仪殿,“两仪”之称谓也是出自《周易》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唐长安城-宫殿布局 太极宫复原鸟瞰图唐长安城有三座主要的宫殿,分别是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称为“三大内”。
大明宫位于太极宫东北方的龙首原高地上,是一座相对独立的城堡,可俯瞰整座长安城。宫殿建于贞观八年(634年),从唐高宗开始的历代皇帝都在这里居住和处理朝政,称为“东内”。
宫城为中轴对称格局,前部由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等组成前朝的南北中轴线,后部以太液池为中。
西安,古代称为镐京、长安,它是我国著名的古都。西周以丰、镐为都,秦以咸阳为都,均在西安附近。西汉、新、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都在西安建都。东汉、曹魏、后唐都在西安建有陪都。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看中了西安,这与西安的地理形势有关。西安地处关中平原,南阻秦岭,北滨渭河,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史记?留侯世家》记载汉代张良对西安的赞誉:“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进而,天府之国也。”
咸阳紧邻西安,秦朝建都咸阳。咸阳在九 山南、渭水北,山水俱阳,故名咸阳。秦朝修建咸阳,运用了天体观念。把渭河比作天体的银行“天汉”,以各座宫殿比作星座,四周有许多通道,咸阳宫居中,形成了众星拱辰,屏藩帝都的格局,体现了“万世一系” 的秦帝国都城的宏伟和尊严。
隋朝立国后,放弃了原来的长安城,在东南另建新城,《隋书 ?文帝纪》记载:“此城从汉以来,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于是,选择了“山川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 的龙首高原建新城。长安新城南对终南山及子午谷,北临渭水,东有 、灞二水,城西一片平原。宫城在城市中部偏北,宫殿坐北朝南,“南面称王”。当时称为大兴城。
唐代改大兴城为长安,并且增修宫殿。唐朝皇帝认为隋朝的宫城建筑所处地势偏低,便在东北龙首塬高阜上新建了大明宫,又在城内修建了兴庆宫。整个长安城布局工整,它以南北御道——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东西两边各有54个坊和一个市,表现出对称美。长安城的格局对北京城的建筑形式是有影响的。日本的奈良和京都是仿照长安城兴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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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精神信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极力追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这种思想体现到都城的规划布局上,增加了皇帝君权神授的神秘色彩。古代城市规划,深受“天人合一”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常含有“将天地自然之象转变为人心营构之象”的高远情怀。
具有“攒天地于方寸”的城市规划理念。地上的城市往往是天上的写照,从而使城市称为宇宙的象征。
“天子”居住的都城更是如此,都城长安这一人间杰作亦不例外。其实如果从六坡的高度看,地势从南到北渐次降低。
那么宫城所处的位置则相对较低。不把宫城设置在最高处是另有原委。
根据天上星宿的位置,最为尊贵的紫微宫居于北天中央,它以北极为中枢,东、西两藩(即左枢右枢)共有15颗星环抱着它。古人认为紫微宫是天皇大帝之座,紫微宫即有皇宫的意思,皇帝贵为天子,地上的君主和天上的星宿应该相对应,因此,只能把皇宫布置在北边中央位置。
而且北边有渭河相倚,从防卫的角度看,也最具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