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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杨二仙为曾文辿与杨筠松的合称。
曾文遄，亦写作曾文辿，江西宁都崇贤里（今江西省吉安境内）人，生于唐武宗会昌三年（843），杨筠松高徒。《万姓统谱》卷五七载：“曾文辿，雩都人，天文、谶纬、黄庭、内景之书，靡所不究，而地理尤精。
梁贞明间，游至袁州府万载县，爱其县北西山之丘，谓其徒曰：‘死，葬我于此。’及卒，葬其地。
后其徒在豫章忽见之，骇然而归，启其坟墓视之，乃空棺也，人以为尸解云。”据此可知，曾文遄为后梁时人。
《通志》载有《曾杨二仙青囊经》，曾、杨为曾文辿与杨筠松的合称。曾文辿撰有《阴阳问答》、《寻龙记》等风水专著。
又，有人说他撰写了《青囊序》、《天玉经序》、《阴阳问答》、《寻龙记》、《八分歌》等著作，《四库总目提要》谈到《青囊序》时说：“其序则题筠松弟子曾文辿所作，相传文辿赣水人，其父求己，先奔江南，节制李司空辟行南康军事，文辿因得筠松之术，后传于陈抟。”如果这个说法属实，为什么《通志》会把曾文辿的名字放在老师杨筠松之前呢？又说他传述给陈抟，尚无旁征资料。
唐代形法大师杨筠松 唐代的风水大师有袁天罡、李淳风、杨筠松等，其中，最有影响的要数杨筠松。据《古今图书集成·堪舆名流列传》：据《地理正宗》：杨筠松，字叔茂，窦州人（今广东信宜）。
寓江西，好救贫先生。先生作《疑龙经》、《撼龙经》、《立锥赋》、《黑囊经》、《三十六龙》等书。
按《江西通志》：筠松，窦州人。僖宗朝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
黄巢破京城，乃断发入昆仑山步龙。一过虔州，以地理术行于世，称救贫仙人是也。
卒于虔。葬雩中药口。
明嘉靖十五年（1536），董天锡编撰的《赣州府志》称：窦州杨筠松，僖宗朝，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黄巢破京城，乃断发入昆仑山。
过虔州，以地理术授曾文遄、刘江东。卒于虔，葬雩都药口坝。
一说杨筠松葬于云中乐口（今陕西大同一带）。《唐书》无杨筠松无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筠松不见于史传，唯陈陈振孙《书录题解》载其名氏。《宋史艺文志》则称为杨救贫，亦不详其始末。
唯术家相传，以为筠松名益，窦州人，掌灵台地理事，至金紫光禄大夫。广明中，遇黄巢犯阙，窃禁中玉函秘术以逃，后往来于虔州。
无稽之谈，曾不足信也。江西省三僚村曾氏族谱有杨救贫的详细传略：杨公仙师，祖籍山东窦州府，父名淑贤，剩三子，长曰筠翌，次曰筠殡，三曰筠松。
杨公仙师名筠松，字益，号救贫，生于大唐中和甲寅三月初八戌时。幼习诗书，一览无遗，十七岁登科及第，官拜金紫光禄大夫之职，掌管琼林御库。
至四十五岁，因黄巢之乱，志欲归隐山林，偶遇九天玄女，授以天文地理之术。《葬书新注序》记载：在唐之时，杨翁筠松与仆都监，俱以能阴阳属司天监。
黄巢之乱，翁窃秘书中禁术与仆自长安来，奔至赣州宁都怀德乡，遂定居焉。后以其术传里人廖三，廖传其子瑀，瑀传其婿武功郎谢世南，世南复传其子武功大大海惠州巡检使永锡。
遂秘而不授云。可知，唐僖宗时被封为国师的杨筠松，其风水术从长安传出，后到江西传授给弟子，弟子使其风水术逐渐传播开来。
杨筠松的高徒有曾文遄、刘江东二人，嫡传徒裔有：赖文俊（亦称赖布衣）、刘谦、廖均卿（相明天寿山）、李国纪（上海古城的营造者）、陶张（福建永定著名圆形土楼即承启楼选址设计者）等，皆得杨公真传。传说杨筠松著述颇丰，《宋史•艺文志》载有“杨救贫《正龙子经》一卷”， 当为杨筠松撰。
《撼龙经》、《疑龙经》、《疑问十问》、《葬法倒杖》、《二十四砂葬法》、《青囊奥语》、《天玉经》、《天玉经外传》、《都天宝照经》、《立锥赋》、《黑囊经》、《三十六龙》等。其著作大部分被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
明代丁芮朴的《风水袪惑》一书，对杨筠松撰述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证：风水之术，大抵不出形势、方位两家。言形势者，今谓之峦体。
言方位者，今谓之理气。唐宋时人，各有宗派授受，自立门户，不相通用。
今考杨筠松书，不免有疑窦。《撼龙经》专言形势，分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九星；《疑龙经》亦然。
其所谓九星者，特取譬之假象耳。《汉书•翼奉传》有贪狼、廉贞之文，而非星名。
王逸注《楚辞》有九魁，谓北斗九星之语，而不详其名。惟道书所有，与此俱同，盖龙经所本也。
而《青囊奥语》有巨门、破军、武曲、贪狼；《天玉经》有贪、巨、武、辅；《都天宝照经》有辅星、贪狼。皆属方位，谓之挨星，又谓之元空。
《青囊序》、《都天宝照经》所称罗经，皆主方位。而《撼龙经》云‘不比寻常格地罗’，曰‘不比’，曰‘寻常’，盖轻贱之词。
高其倬曰‘杨公已明言非方位之说’，是也。《青囊序》言五行，凡四见。
《青囊奥语》言五行，凡二见。《天玉经》言五行，凡十一见。
而《撼龙经》云‘龙家不要论五行’，此皆显然舛异者也。《青囊序》云‘晋世景纯传此术’，《青囊奥语》云‘又见郭璞再出现’。
不知郭璞《葬书》晚出，非杨所及见。又云‘颠颠倒，二十四山有珠宝；顺逆行，二十四山有火坑’，此元陈致虚之语，。
泰陵七孔桥北、神道两侧安设了石像生五对。分别是“狮子、大象、骏马、文臣、武将”。雕刻拙朴，突出各自神韵。
石像生作为陵寝建筑这一大规模的纪念性建筑群的一部分，其配置并无定制。修建泰陵时，因为风水的原因而未设置。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皇帝为了表示孝心，不顾大臣的反对，强行建置了五对石像生，其间引起了他与臣工抵牾的波折。
雍正七年（1730）十二月，雍正帝曾在谕旨中明确表示，不建石像生。而乾隆登基以后，出于礼制和孝道的考虑，为泰陵建置石像生谕总理大事务大臣：“朕因泰陵前安设石像生一事，于乾隆元年降旨，令王大臣议奏，据奏称，询问原相度风水之巡抚高其倬，户部员外郎洪文澜佥称：‘泰陵甬道，系随山川之形势盘旋修理，如设立石像生，不能以其丈尺，整齐安供，而甬路转旋之处，必有向背参差之所。则风水地形，不宜安设。’是泰陵之未设石像生者，实由风水攸关，非典制之未备等语。朕思陵前石像生，系典礼一节，若因甬道前地势盘旋，难于安设，或将大红门、龙凤门、拓展向外、俾地势宽敞，位置攸宜。尔等同和亲王带领通晓风水之洪仑澜再加敬谨相度，妥协定议具奏”。
臣工们尊旨赴现场审核了原有设计后，旋即奏议：“大红门，正在蟠龙虎踞之间，护北面随龙生之旺气，纳南面特朝环抱之水，前朝后拱，天心十道，实天造地设门户，不便展拓向外，况石像生之设，古制未详 ，无大关典礼之处，似可毋庸添设”。
天津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其亨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风水”专家。我们看一下他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作为泰陵建筑总休布局的序列起点，大红门南对元宝山，元宝山东西两翼，又有东、西华盖山的耸峙，成为陵前气势雄伟的天然屏障和对景，而大红门两翼，则东有九龙山，西有九风山迤逦延展，大红门正扼于两山天然豁口中间，前后地势在聚中又呈宏廓，南易水更分岔在这山口，南北汇流，因天然水势，大红门前筑五孔白石拱桥，后修石水桥，再于门前蔬密得宜构筑了东、西、南三座五间六柱十一楼石碑坊，更增强了这陵区人口的空间界面。天工人巧完美结合，显示出非同凡响的气概。这种精心布局，如果苟且迎合皇帝旨意，展拓向外，则必成败笔。” --泰陵石像生的设置，虽未构成败笔，却也形成蛇足。~~
清世宗雍正帝 清世宗雍正帝的陵叫泰陵，建在泰宁山主峰之下，位居西陵中心，占据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像其祖父顺治皇帝、父亲康熙皇帝陵一样，也修建了大红门、更衣殿、七孔桥等，而且在大红门之外居然建了三座石牌坊，比他祖父顺治皇帝的孝陵竟多建了两座。
可见其生前的政治野心在修建陵墓上也表现的不甘示弱。 清东陵是顺治皇帝钦定的皇家陵园。
康熙二年（1663年）昌瑞山主峰南麓建起的顺治皇帝的孝陵，是陵园的第一座陵墓。十几年后，孝陵东侧又建起了第二座皇陵--康熙皇帝的景陵。
按照这个顺序，本来陵墓可以一个皇帝接着一个皇帝建下去，可是刚到第三个皇帝清世宗雍正皇帝就改弦易辙，把他自己的陵建在京西易县的泰宁山下，距离清东陵有数百里之遥，这是为什么呢？ 根据当时官方的材料记载，原来雍正皇帝的陵址是选在清东陵界内的九凤朝阳山，后来有一位好事的大臣向皇帝报告说：朝阳山万年吉地“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于是雍正皇帝废了九凤朝阳山吉地，命圣祖第十三子怡亲王允祥、云贵总督高其倬带领精通风水、善晓阴阳的术士重新相度万年吉地。
他们踏遍了领近京城省份的山山水水，终于在直隶（河北省）易县找到了一块叫泰宁山的地方。 允祥和高其倬在向皇帝报告时，说泰宁山这块地方是“乾坤聚秀之区，阴阳汇合之所。
龙穴砂石，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兼备。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是为上吉之址。”
雍正皇帝看中了泰宁山这个地方，但又怕远离孝陵和景陵，有违典制，落一个不孝无义的罪名，所以令大臣们会议具奏。 大臣们已经猜透了皇帝的心理和用意，他们旁征博引，列举历史上各朝代远离祖陵另建陵园的先例，力图为雍正皇帝远离祖陵，另辟新陵区寻找借口和理由。
他们最后说：“易州及遵化州地界与京师密迩，同居畿（ jī，意思是古代称靠近国都的地方） 有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官方记载必然要隐恶扬善，表面上要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并非如此。
雍正帝篡改了他父亲康熙帝的传位遗诏，残酷地镇压了与他争夺皇位的众家兄弟，才爬上了皇帝宝座。据野史讲述，康熙死时的遗诏上写的原文是：“传位十四阿哥胤祯。”
在康熙继承人方面，最得康熙赏识又众望所归的是皇十四子胤祯。康熙五十七年，胤祯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总领西北各路大军，代父亲征新疆和西藏。
康熙亲口夸奖胤祯有带兵才能，是良将，要部下绝对服胤祯，因此对皇十四子胤祯厚爱有加。但在康熙奄奄一息的时候，雍正买通康熙心腹大臣隆科多，将遗诏上的“十四子”改为“于四子”，将“胤祯”改为“胤禛”了，这样才顺理成章、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
所以，他心虚理亏，不敢死后葬在他父亲的身旁，只得远离景陵另辟陵区。 还有第三种说法，雍正皇帝作为一代英主，雄心勃勃，从不甘于人下。
东陵陵区幅员辽阔，吉穴佳址很多，九凤朝阳山即便真的风水不好，在陵区之内还可以再找吉址，根本没有必要远离祖陵另辟陵区。在当时规定，后代儿孙的陵寝在规制上根本不得超越祖陵。
孝陵作为开国皇帝的陵寝，又是清军入驻中原统一全国后建立的第一座陵寝，雄踞陵区至高无上的位置，规模宏大，体系完备。雍正皇帝也想把自己的陵寝修建得像孝陵一样威风，要达到这个目的，在东陵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远离景陵另辟陵区才能实现。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雍正皇帝才置东陵界内诸多吉穴于不用，在京西易县新辟陵区。这三种猜测都有自己的道理，也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所以，这件事情就成为一段扑朔迷离的清宫秘史，为后世人所不得而知了。
清朝实行的是子随父葬，而很多史学家认为雍正不与康熙葬是因为雍正自认篡改遗照夺嫡，怕死后无脸见父亲，而且以雍正的性格，虽然对吏治大刀阔斧，让清朝走向鼎盛辉煌，但古人很有因果轮回的说法，且雍正十分信佛，并在即位后对兄弟多有惩戒，所以很怕被康熙责怪，就另僻西陵而葬。
康熙病重期间，传旨召允来京，欲将大统传给十四子允，其谕旨被隆科多隐瞒起来，直到圣祖驾崩之时，允也没有回到京城，隆科多传旨给了胤禛，胤禛即位。一种说法是，圣祖在弥留之际，手中有遗诏“朕十四子缵成大统”，胤禛设法将遗诏拿到手中，私自改“十”为“第”字，而后独自一人来到康熙身边，不许任何人进来。圣祖愤然大怒，拿起枕头打向胤禛，胤禛跪地向父亲请罪，不久传出圣祖驾崩的消息，胤禛即位。
清东陵的15座陵寝是按照“居中为尊”、“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传统观念设计排列的。
入关第一帝世祖顺治皇帝的孝陵位于南起金星山，北达昌瑞山主峰的中轴线上，其位置至尊无上，其余皇帝陵寝则按辈分的高低分别在孝陵的两侧呈扇形东西排列开来。孝陵之左为圣祖康熙皇帝的景陵，次左为穆宗同治皇帝的惠陵；孝陵之右为高宗乾隆皇帝的裕陵，次右为文宗咸丰皇帝的定陵，形成儿孙陪侍父祖的格局，突现了长者为尊的伦理观念。
同时，皇后陵和妃园寝都建在本朝皇帝陵的旁边，表明了它们之间的主从、隶属关系。此外，凡皇后陵的神道都与本朝皇帝陵的神道相接，而各皇帝陵的神道又都与陵区中心轴线上的孝陵神道相接，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枝状系，其统绪嗣承关系十分明显，表达了瓜瓞绵绵、生生息息、国祚绵长、江山万代的愿望。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初七，康熙驾临京城郊外的畅春园。十三日戌刻（晚十点左右），康熙皇帝驾崩。
经过隆科多、年羹尧等文臣武将一连七天的秘密筹划与鼎力相助，皇四子正式登基坐殿，这便是历史上的雍正皇帝。 雍正登基后，尽管仍潜伏着各种威胁，但他公开要做的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对先皇葬仪的办理。
早在康熙十五年，康熙皇帝就下旨在北京以东125里处昌瑞山顺治孝东陵东南一里左右的地方兴建自己的寿寝。经过六年的紧张施工，到康熙二十年营建完成。
初葬孝诚、孝昭皇后，二十八年葬孝懿皇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康熙的梓宫被安奉在景山寿皇殿。
雍正元年二月十七日，当朝臣僚恭拟康熙皇帝的陵名九字进呈新即大位的雍正皇帝，雍正亲自刺破手指，以指血圈定“景陵”二字，于是康熙陵寝定名为景陵。至三月二十七日，康熙的梓宫由寿皇殿发引，四月初二日梓宫抵达东陵陵区，暂安放于景陵隆恩殿。
九月初一葬于景陵地宫。随康熙陪葬的还有孝恭仁皇后（雍正生母）、敬敏皇贵妃。
尽管雍正即位后实施了一系列“弑兄屠弟”、“兔死狗烹”，并把与其敌对的皇子们先后诛杀、充军、发配戍陵的行动，但反对派关于他玩弄阴谋，篡夺大位的传言，仍然此起彼伏，从未中断。在关于他阴谋篡位的众多传说中，最著名的一个是说，康熙生前留有“传位十四子”的遗诏，被雍正把“十”改成“于”，从而变成了“传位于四子”（后经史家考证，此说不太可信，因为当时遗诏要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随着这些传说的散布，在民间神秘地掀起了反清复明的暗流。
而雍正别出心裁地跑到北京以西的易县独自建造陵墓，又为他的篡逆制造了口实并罩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雍正即位后，随着政权的不断稳固，开始想起建造陵寝一事。
雍正四年（1726年），诏谕允祥、张廷玉和工部、内务府官员办理陵寝事务。允祥等臣僚率领术士们，先在归葬顺治与康熙两位皇帝的马兰峪的昌瑞山脚下选择吉地，但没有选中相宜的地方。
后来选中了九凤朝阳山，离孝陵、景陵不远，风水甚佳，得到了雍正的同意。但后来精通堪舆的臣僚术士再三相度，又认为九凤朝阳山“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
因此雍正废掉了这处陵址，让臣僚们再行勘察。但这帮臣僚不知是由于什么缘故，却久久找不到佳穴，又不知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雍正开始命怡亲王允祥和汉大臣高其倬舍弃京师以东，到京师西南一带山脉采卜。
允祥等人受命后，经过多处勘察，至易州境内的太平峪，兴隆庄一带发现了“万年吉地”，并回宫竭力向雍正荐引。按照允祥等人的说法，此处西依云蒙山，北靠泰宁山，东傍丘陵地，南临易水河，堪称：“乾坤聚秀之区，为朝阳会和之所，龙穴砂石，无美不收。
形势理气，诸吉咸备。”雍正览奏之后，也认为此处是“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
但是，若在此处选择陵址，显然违背了子随父葬的制度，雍正不便马上表态，只说那地方虽美，但距父亲的景陵和祖父的孝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
而私下却在暗示群僚们为自己寻找依据和借口。臣僚们心领神会，很快就引经据典，找出了一大堆看起来颇具情理的依据。
允祥联合大学士们奏称道：“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汉高祖、汉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却分布于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唐太宗、高宗、玄宗诸陵则分散于三原、醴泉、乾县、蒲城等地。据此典法，在易州建陵，与古礼不为不合。
且遵化与易州都属畿辅之地，离京师不远，完全可以建陵。”群臣果然不负厚望，一番引经据典，使雍正的意图得以顺利实施。
雍正八年（1730年），位于易州的泰陵开始动工兴建，至乾隆二年（1737年）宣告竣工，同年三月初二日，雍正帝的梓宫被安葬于泰陵地宫。至此，清朝入关后沿袭的“昭穆之制”的丧葬规范，被雍正轻而易举地击破，历史在这里无声地拐了弯。
那便是位于北京以东125公里的遵化县马兰峪的清东陵和位于北京以西125公里的易县境内的清西陵。清朝帝王的陵寝开始以京师为坐标，分为两大陵区，东、西二陵区相距250公里。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子夜，曾费尽心机、历尽风险得到皇位的雍正，刚刚坐了十三年皇帝，便驾崩于圆明园，后葬于易州泰陵地宫。 关于。
劳累过度病死的 和硕怡亲王胤祥之死？？？？1729年冬，和硕怡亲王胤祥病倒了。
他所居住的交晖园与圆明园邻近，雍正皇帝常派御医过来治疗，并多次打算亲登亲王府看望，都被和硕怡亲王胤祥恳辞谢绝。？？？？和硕怡亲王胤祥病中仍关心朝廷大事，隔十天半月就硬撑着入宫觐见皇上。
后病情日重，为避免雍正皇帝登府看望、增添忧伤，他特地搬到京郊西山养病。？？？？和硕怡亲王胤祥一生不居功、不自傲，谦虚谨慎贯穿始终。
临终之际，对身后之事逐一作出交待，并反复叮咛他死时殡殓“只用常服，一切金玉珠宝之属，概不可用”。他还亲手画了。
清朝入关以后，共传了十代皇帝，其中，东陵有五座帝陵，葬了五个皇帝，其余的五个皇帝，除末帝溥仪未建陵外，剩下的四个都葬在北京以西一百二十多公里处的西陵了。
中国历代实行的是“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昭穆之制”，清代十个皇帝，按理应该葬在一起，为何又分成东西两个陵区呢？原来是雍正破坏了这一制度。雍正是康熙的第四个儿子，传说他靠篡改遗诏夺得了皇位。
由于心中有鬼，从迷信出发，便不愿和康熙葬在一起。 怡亲王允祥和大臣高其倬，深知雍正之意，在易州镜内泰宁山天平峪发现了“万年吉地”，竭力向雍正推荐。
他们在奏章中称颂那块地方是：“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
雍正览奏后，认为：“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并下令在泰宁山下动工修建泰陵，首辟西陵陵区。
雍正开辟西陵的用意，除了为他自己建陵之外，还想叫嗣皇帝也追随他葬入西陵。但儿子乾隆却违背父意，以好“风水”作为选择陵地的原则，选址于东陵，并规定以后父子不葬一地，相间在东西两陵区选址建陵。
西陵有帝陵四座，后陵三座，王公、公主、妃子园寝七座，共十四座，葬七十六人。建筑面积达五万多平方米，共有陵殿千多间，石建和石雕百余座，大部都保存完好。
西陵周边共有百余公里，四周群峦叠嶂，树木茂密。西有著名的紫荆关，南有易水，隔水与狼牙山相望，东有二千三百多年前古燕国下都的遗址，风景甚为幽雅。
爱新觉罗·胤祥（1686—1730），清康熙帝第十三子（实为22子），满洲正蓝旗人，敬敏皇贵妃章佳氏所生，努尔哈赤裔孙。弟兄间，惟与雍亲王胤禛关系最密。胤禛继位，即封为和硕怡亲王，总理朝政，又出任议政大臣，处理重大政务。
胤禛念国储关系民生，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命王领户部，管理三库事。胤祥以“国家休养生息，民康物阜”为务，针对前朝财政积弊，清理天下赋税，稽核出纳，量入为出，致府库充盈，国用日裕。天下浮粮，害民甚剧，在胤禛支持下，竭力剔除，仅江南之苏、松，浙江之嘉、湖，江西之南昌，通计每年减除60多万两，直省正供蠲免多达数百万两。
三年（1725），总理京畿水利营田事务，将直隶分作四区，区设专官，负责疏浚河渠，筑堤置闸，区分疆亩，经划沟腾，千里之内，沮洳污菜，都化作良田。江南水道，多致浅塞，因其倡导兴修，数十州县，河流畅通，几千顷良田，悉获灌溉之利。因官吏征求、苛索，两淮盐政一直不振，自总理户部，便力加整饰，取消一切浮费，由此商力日苏，盐务渐见起色。
七年（1728），准噶尔部策妄阿刺布坦、噶尔丹策零父子叛清，朝廷决定对西北两路用兵，奉命参与帷幄，筹划建立军机处，出任首席军机大臣，全权筹措兵马粮草以及各类军需之转输。以所领度之储备充足，调度得宜，而屡博奖谕。
一心济人利物，为国为民。经其奏准，宽免了雍正三年以前天下“积逋”，恢复了一切“诖误”。存心忠厚，听断公明。曾奉命讯鞫大案，审讯中，不用重刑，坚持以诚感人，以理服人，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虽涉及人众，而不株连无辜，使数十件大狱，件件处理平允。
精于骑射，每发必中。诗词翰墨，皆工敏清新，可惜遗存甚少。
临危不惧，猝变不惊，曾随康熙围猎，猛虎突出林间，直面扑来，面不改色，从容操刀，一击而毙，见者无不称其“神勇”。他如汉侍卫之管理，守卫圆明园八旗禁兵之督领，养心殿用物制作，雍邸事务，诸皇子事务，雍正陵寝，凡宫中府中，事无巨细，皆其一人筹划料理，而且“无不精详妥协”，甚合皇上心意。
莅事八载，精白一心，从不居功，又极谦抑，如此事君，皇上待他也非寻常，死后令享太庙，谥号曰“贤”，以褒众美，并以“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冠於谥法之上，以示宠褒。还特於奉天、直隶、江南、浙江各建祠宇，以昭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