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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是干什么的？这好象是我们导游比较关心的内容哦！历代皇陵选址风水考 2006-03-01 15:32:49 来源：中国易经风水网 编辑：王丽霞《易经·系辞》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
远古时代殡葬极为简易，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死者的埋葬问题，逐渐发展成为一件大事。今日保存下来的许多重要文物古迹，不少就是坟墓的遗迹遗物，如著名的埃及金字塔，就是四五千年前埃及法老的陵墓。
中国至春秋时代时，孔子大力提倡“孝道”，厚葬之风日盛，历代不衰，并逐渐形成一套隆重复杂的祭祀礼仪制度和墓葬制度，以及种种讲究。于是，坟墓被认为是安葬祖宗及父母之首邱，上可尽送终之孝，下以为启后之谋。
所以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对坟墓的安置均格外重视。而作为为人择地卜葬的堪舆家（风水师），更以阴宅为先务之急。
风水理论认为，祖墓的风水，会影响后人的命运；而一国之君陵墓的风水，则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历代的皇家陵寝都十分重视选择陵穴，以图皇权永固。
皇陵一般都位于京师附近，如西周、秦、汉、隋唐均以长安为京师，故此这五个朝代的皇陵大多集中于长安附近；而元、明、清三代均以北京为京师，所以这三代的皇陵皆位于北京附近。 唐朝帝王陵墓区，分布于关中盆地北部，陕西渭水北岸之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一带山地，东西绵延三百余里。
唐陵的特点是“依山为陵”，不象秦汉陵墓那样采取人工夯筑的封土高坟，而开“山陵”之先河。十八座唐陵中，仅献陵、庄陵、端陵位于平原，余均利用天然山丘，建筑在山岭顶峰之下，居高临下，形成“南面为立，北面为朝”的形势。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22公里的九峻山主峰，九峻山山势突兀，海拔1888米，南隔关中平原，与太白、终南诸峰遥相对峙。东西两侧，层峦起伏，沟壑纵横，愈加衬托出陵山主峰的险峻雄伟。
除了四周山峦的护卫之外，更有泾水环绕其后，渭水萦带其前，山水具佳，愈加显得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由昭陵主峰迤逦而南，有167座功臣贵戚陪葬墓，占地约30万亩。
李世民的玄宫居高临下，陪葬墓列置两旁，衬托出昭陵至高无上的气概。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坐落在乾县西北的梁山上。
据《新唐书？高宗本纪》记载，李治于光宅元年（684年）葬于乾陵，神龙二年（706年）重启乾陵墓道，将武则天合葬于墓中。梁山海拔1049米，呈圆锥形，山巅三峰耸立，北峰居中最高，即乾陵地宫所在，为陵之主体，与九峻山遥相比峻。
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而形体相仿，犹如天然门阙华表捍陵。上面各有土阙，望之似乳头，俗称“奶头山”。
梁山东有豹谷，西有漠谷，整个地势似一个头北脚南仰卧在大地上的人体。乾陵因山为陵，以山为阙，气势雄伟，规模宏大，陵园有内城外成之分。
内城的南、北、东、西城垣基址程度分别为1450米、1450米、1582米和1482米，城垣均为夯筑而成。内城四面各开一门。
陵园内有石刻群，除内城四门各有一对石狮，北门立六石马（今存一对）外，其余石像均集中排列在南面第二、三道门之间……从南至北，计有华表、翼兽、鸵鸟各一对，石马及牵马人五对；石人十对，还有无字碑、述圣碑和六十一个“蕃酋”像，丝毫不减皇宫之气派。 北宋帝王陵墓，从宋太祖赵匡胤父亲的永安陵起，至哲宗赵煦的永泰陵止，共计八陵，集中于河南巩县境内洛河南岸的台地上。
陵区以芝田镇为中心，在相距不过十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一个相当大的陵区。 北宋王朝建都开封，陵区却设在巩县，远离京师汴京，其主要原因是这里山水秀丽，土质优良，水位低下，适合挖墓穴和丰殓厚葬。
陵区南有嵩岳少室，北有黄河天险，可谓“头枕黄河，足蹬嵩岳”，是被风水家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 宋代帝陵在地形选择上与别代迥异。
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依山面河，而宋陵则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原来，在宋代盛行与汉代图宅术有关的“五音姓利”风水术，该风水术把姓氏按五行分归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
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壬丙方位，必须“东南地穹，西北地垂”。因此宋代各陵地形皆东南高而西北低。
明代以后，风水学特别重视关于山川形胜的形法，因而明清两代的帝陵风水格外讲究，加之建筑的配合，皇陵的选择与规划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西郊昌平县北十里处，自公元1409年开始修建长陵，至1644年明朝灭亡，十三陵的营造工程历经二百余年，未曾间断。
燕王朱棣在南京登上帝位以后，即打算迁都北京。永乐五年（1407年），皇后许氏死，朱棣没有在南京建陵，而是派礼部尚书赵江和江西风水名师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
朱棣派出的人马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几处可供选择的地方。据说，最初选在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与“猪”同音，猪要进了屠家定要被宰杀，犯地讳不能用。
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因后面有村叫“狼口峪”，猪旁狼则更危险，也不能用。也曾选过京西的“燕家台”，可“燕家”与“晏驾”谐音，不吉。
风水宝地十三陵 朱棣为什么选定黄土山为陵址，按封建迷信的“风水”讲，这里的山脉是太行余脉的延续。
黄土山挺拔于正北，左有蟒山，右有虎峪山；前有凤凰山，后有黄花城。四面群山环绕，若封似闭。
中间为周长二十公里的山间盆地。盆地中间有一条河水呈东西向横贯全境。
盆地南端偏西开口处又有两座小山，东面小山山石纹横色青称龙山，西面小山山石纹竖色白称虎山。 传说，当年军师姚广孝陪成祖看过这里后，形容黄土山上承紫微、星垣笼罩、王气云集；下布祖陵龙穴、天赐福祚；陵域左有青龙（蟒山），右有白虎（虎峪山），前有朱雀（凤凰山），后有玄武（黄花城），南有龙虎（指东、西两座山）二将守门；三道龙砂（石牌坊、大宫门、龙凤门三处东西横向的土岗），封闭三气以遏外泄；中间明堂广阔，有寿山（又称大宝山）象征帝王长寿，有福海（宝山下面河水漫溢地带），预兆大明鸿业绵长。
尤以祖陵建在康家庄，龙穴旁有康老坟，康家庄前有干水河。地势得天独厚，朱（猪）有康（糠）吃，又有干（泔）水喝，真可谓朱氏王朝的好寿域。
朱棣听了军师这番话，心中大喜。又问他：“照你这么说我子孙的帝陵将由哪里建起，建到哪才算到头。
大明江山能有多少年的气数？”姚广孝听后答道：“由于龙穴集结北方，以祖陵展列，可自山东葬到山西，自河北葬到河南。大明天祚可逾万年之久。
但因孽龙为祟作怪，万岁可斩其一永镇其余。” 姚广孝当时被看作有“姬旦演易之才，孔明决断之智”的人，他的这段双关隐语所指：山东是黄土山以东，山西是黄土山以西。
并非指山东、山西两省域。所谓河北、河南只不过是陵区内天寿山水南北而已，也不是指河北、河南两省域。
然而这隐语却从后来明陵的演变中得到了附会与巧合。比如十三座帝陵，其中十二座都建在天寿山水以北，只末帝崇祯葬在河的南边。
天寿山的风水形胜，是明人按照风水理论而选定和建造的帝王陵寝，它是自<<葬书>>刊行以来最符合书中所描绘的风水地理，其最基本的框架如一马蹄形，就是一个封闭的地形空间，这个空间里的山川必须符合如下的法则： 坐于北的山峰要高大，因为它是整个空间的主峰，但要呈降势，并向两翼张开，如玄武坐镇.主峰不能突兀，坚硬，呈绝壁状.东西两旁的砂山相对低矮，呈向南逐渐降低的走势，但东边的砂山与西边的砂山其形式不能相同.西边的砂山要呈白虎蹲伏状，东边的砂山要呈青龙蜿蜒状.位于南的山峰要与主峰相对，比主峰矮小，山体要圆润，如朱雀朝揖状.这样的地形风水名"四象完备"如四神守护，把持东南西北四方，形成一个相对封闭，安全的空间.位于中间的区域要腹部广阔，众水缠绕，但水的来向与去向不能乱了方向.水必须是从西北放而来，因为西北方是天门，水在经过主峰时，要呈朝拱状，即形成一个回水湾，形状呈反弓形，风水称为"金城环抱"这样的水也称朝水，然后再从东南流过，因东南方为地户.水从天门进，则是把天上的元气带了进来，水到了东南方即地户时，必须要有山峰把持，形成水口，这样才不至于元气随水流而被带出，水口的关锁是风水地形中的最后关子，水口地形的完美直接影响到生气是否留于这个空间内. 在主峰与朝水之间的区域，便是明堂所在之处，明堂所在的地方既称为穴位，它是整个空间的中心，这一点如天上的北辰星，众山川所形成的合抱形势，都是绕着这一点而分布的. 《葬书》对自然山川的选择，产生着十分强烈的影响，它把山川赋予宇宙之道，使它所定下的这种地理，便成为万世无法更改的地理标准. 尽管风水的内容越来越复杂，其中不乏荒诞无稽的说教和蛊惑人心的骗局，但在它的合理思想指导下，在中国历史上确曾出现过许多优秀的建筑作品。北京昌平明十三陵和皖南徽州地区的村镇就是其中的典范。
十三陵始建于永乐七年（1409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
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在具体确定他们的墓址时，都有风水师参与其间。 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
陵前6公里处神道两侧有两座小山，东为“龙山”，西为“虎山”，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无疑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壤。
人们由大红门一路向内，可以领略到各陵建筑和雄伟山势和谐统一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感人效果。
风水理论认为，祖墓的风水，会影响后人的命运；而一国之君陵墓的风水，则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
历代的皇家陵寝都十分重视选择陵穴，以图皇权永固。皇陵一般都位于京师附近，如西周、秦、汉、隋唐均以长安为京师，故此这五个朝代的皇陵大多集中于长安附近；而元、明、清三代均以北京为京师，所以这三代的皇陵皆位于北京附近。
唐朝帝王陵墓区，分布于关中盆地北部，陕西渭水北岸之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一带山地，东西绵延三百余里。唐陵的特点是“依山为陵”，不象秦汉陵墓那样采取人工夯筑的封土高坟，而开“山陵”之先河。
十八座唐陵中，仅献陵、庄陵、端陵位于平原，余均利用天然山丘，建筑在山岭顶峰之下，居高临下，形成“南面为立，北面为朝”的形势。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22公里的九峻山主峰，九峻山山势突兀，海拔1888米，南隔关中平原，与太白、终南诸峰遥相对峙。
东西两侧，层峦起伏，沟壑纵横，愈加衬托出陵山主峰的险峻雄伟。除了四周山峦的护卫之外，更有泾水环绕其后，渭水萦带其前，山水具佳，愈加显得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由昭陵主峰迤逦而南，有167座功臣贵戚陪葬墓，占地约30万亩。李世民的玄宫居高临下，陪葬墓列置两旁，衬托出昭陵至高无上的气概。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坐落在乾县西北的梁山上。据《新唐书？高宗本纪》记载，李治于光宅元年（684年）葬于乾陵，神龙二年（706年）重启乾陵墓道，将武则天合葬于墓中。
梁山海拔1049米，呈圆锥形，山巅三峰耸立，北峰居中最高，即乾陵地宫所在，为陵之主体，与九峻山遥相比峻。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而形体相仿，犹如天然门阙华表捍陵。
上面各有土阙，望之似乳头，俗称“奶头山”。梁山东有豹谷，西有漠谷，整个地势似一个头北脚南仰卧在大地上的人体。
乾陵因山为陵，以山为阙，气势雄伟，规模宏大，陵园有内城外成之分。内城的南、北、东、西城垣基址程度分别为1450米、1450米、1582米和1482米，城垣均为夯筑而成。
内城四面各开一门。陵园内有石刻群，除内城四门各有一对石狮，北门立六石马（今存一对）外，其余石像均集中排列在南面第二、三道门之间……从南至北，计有华表、翼兽、鸵鸟各一对，石马及牵马人五对；石人十对，还有无字碑、述圣碑和六十一个“蕃酋”像，丝毫不减皇宫之气派。
北宋帝王陵墓，从宋太祖赵匡胤父亲的永安陵起，至哲宗赵煦的永泰陵止，共计八陵，集中于河南巩县境内洛河南岸的台地上。陵区以芝田镇为中心，在相距不过十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一个相当大的陵区。
北宋王朝建都开封，陵区却设在巩县，远离京师汴京，其主要原因是这里山水秀丽，土质优良，水位低下，适合挖墓穴和丰殓厚葬。陵区南有嵩岳少室，北有黄河天险，可谓“头枕黄河，足蹬嵩岳”，是被风水家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
宋代帝陵在地形选择上与别代迥异。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依山面河，而宋陵则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
原来，在宋代盛行与汉代图宅术有关的“五音姓利”风水术，该风水术把姓氏按五行分归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壬丙方位，必须“东南地穹，西北地垂”。
因此宋代各陵地形皆东南高而西北低。 明代以后，风水学特别重视关于山川形胜的形法，因而明清两代的帝陵风水格外讲究，加之建筑的配合，皇陵的选择与规划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西郊昌平县北十里处，自公元1409年开始修建长陵，至1644年明朝灭亡，十三陵的营造工程历经二百余年，未曾间断。燕王朱棣在南京登上帝位以后，即打算迁都北京。
永乐五年（1407年），皇后许氏死，朱棣没有在南京建陵，而是派礼部尚书赵江和江西风水名师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 朱棣派出的人马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几处可供选择的地方。
据说，最初选在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与“猪”同音，猪要进了屠家定要被宰杀，犯地讳不能用。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因后面有村叫“狼口峪”，猪旁狼则更危险，也不能用。
也曾选过京西的“燕家台”，可“燕家”与“晏驾”谐音，不吉利。京西的潭柘寺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的余地，也未能当选。
到永乐七年，最终选定了由江西风水师廖均卿等人选定的现在这片陵区。 清东陵位于京东燕山南麓的遵化马兰关附近，它北依昌瑞山，南屏金星山，东傍鲇鱼关，西依黄花山，共有陵墓14处，葬150多人。
关于东陵的选址，流传着一段顺治帝亲自卜地的故事。自从顺治皇帝进了关，在北京立都坐殿后，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和叔父多尔衮就派人四处选陵地，先后有两批钦天监大臣和风水名师来过京东一带，他们均看中了这块宝地，回京禀报皇帝后，顺治帝非常高兴，表示要亲自前往审视。
时隔不久，顺治皇帝由众多侍卫大臣和八旗健儿簇拥着出外狩猎，他们一路纵马扬鞭来到了京东的燕山山脉，跃上了凤台岭之巅。顺治帝登高远眺，向南望，平川似毯，尽收眼底。
朝北。
在明代帝陵中，其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主要建筑走向就呈“北斗七星”布局。“明孝陵”反映的是陵寝地面布局，已发掘的明定陵地宫的布局即是仿生前皇宫模式，也是源于天象。
除此之外，在陵墓选址上也与天象有关，陵址的前后左右要有山，象征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以山象征天上的星座，而皇帝的陵则位于星座之间，自然皇帝也置于天宫之上了。
从古代风水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北斗七星”式的“S”形葬式最能够“聚气”。
王秀玲说，古人对天体有一种神秘感，认为“北斗七星”具有避邪功效。如河南西水坡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就发现墓主人东西两侧和脚下分别塑龙、虎和北斗天象图。古人还把它刻在避邪剑上。其奥秘在于“北斗七星”的形状恰为一个巨大的聚气的“S”形。
皇帝选陵址，要选能“聚气藏风”的地方，选择标准是山环水抱，因山环水抱必有“气”。在风水学中，用“曲则有情”来形容水和路的吉祥。山脉的起伏呈“S”形，河流则更明显，总是蜿蜒曲折。明孝陵和明十三陵的选址及设计是与古代的风水理论相合的。
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去分析，皇帝死后，也需要生气，“北斗七星”式这种“S”形葬式能够“聚气”，有了生气，就有了万物，预示着子孙万代繁衍旺盛。如果依此而论，帝、后的葬式源于天象是有一定道理的。
朱元璋采用天象来设计皇宫、帝陵。他的思想肯定要影响到他的子孙后代。明十三陵所葬都是朱元璋后代，在陵墓选址和规制上均效仿明孝陵。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子孙，又身为皇帝的朱翊钧的葬式“源于天象”也就不奇怪了。
王秀玲最终推断，从朱元璋开始，明代的帝王都可能沿袭采取“北斗七星”葬式。
那么，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什么极大推崇“北斗七星”呢，这应和朱元璋的身世有着密切的关系。
朱元璋自幼贫寒，父母兄长均死于瘟疫，在孤苦无依之下，其早年出家为僧及后来加入“白莲教”、“弥勒教”、“明教” 共同组织的起义军，并在被拥戴为“大明王”的过程中，同时受到宗教思想的熏陶有着极大的内在影响。
由于朱元璋终其一生都与道教有着不解之缘。因此，朱元璋在感情上崇道，并利用道教在他执掌政权期间和死后继续为他服务也是很自然而然的。而明代的帝王自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及以后的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孝宗—朱佑樘等对道教都以尊崇为主。至世宗朱厚熜更是把政治权利与宗教高度联合起来，并以宗教为其治理朝政的中心。
所以，从这样一种历史渊源的视角来探明，为什么明朝自朱元璋以后的历代皇帝的陵墓都尊崇被视为至高无上象征的“北斗七星”葬式的原因之一。
明“十三陵”中有三座陵墓最有名：一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二是世宗皇帝朱 厚熄的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定陵。
定陵位于昭陵东北大峪山下，掩埋着明代第十三代帝王万历帝朱翊钧和孝瑞、孝敬两位皇后。1966年8月24日定陵三百余年后遭掘，据说当年择地建陵之初， 就发现了不吉之兆，预示以后要出大祸。
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二十一岁的朱翊钧借去天寿山春祭之机，动起了 择选万年吉壤的念头。当时钦天监经过四处遍阅实地比较之后，以为形龙山、小峪 山、石门沟山三处“最吉”，朱翊钧在当年九月九日借秋祭之名，亲身去看了形龙山 和小峪山两地，现场初定小峪山。
第二年九月奉两宫皇太后之命，朱翊钧再借秋祭 之机，正式定下了小峪山，即如今的定陵陵址，并易小峪山为现名大峪山。大峪山 被明神宗以为是“万年吉壤”，但在开工过程中却呈现了不祥的预兆。
定陵自1584 年10月6日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两三万人。 经过 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规模。
但此时，风水师定下的未来置放棺椁的 中央地带却挖出一块大石头，宝床下无土，这犯了风水大忌。有大臣提出重新择定 陵寝的地址，但让人不解的是，当时一心事佛、非常迷信的朱翊钧一如既往，称祖 宗山陵既然位于天寿山，后代子孙皆当归葬于此山。
并下诏，劝大臣不要再争论了， 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虽说如此，朱翊钧曾带人悄然看过几处中央，仍不是很理想， 于是彻底死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
但在六年的建陵过程中，官场和民间关于定陵风 水不吉利的争论不断，一直没有停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