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铁军
一、
公元1994年8月27日,是我生命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我要去辽源师范学校报到。
这一天清早,父亲带着我从家里步行3公里走到了梅河口火车站,然后坐上了开往辽源的列车。虽是上个世纪末,可是交通还很落后,记得上了那绿皮火车后,车厢里早已人满为患,根本没有座位了,找了几节车厢也没有宽松一点儿的落脚地,巧的是还碰到了一位班级里和我一同考上师范的女同学张晓燕,就这样一路站到了辽源。
下车后听到了师范学校的接站车售票员的吆喝声,于是我们又急匆匆地坐上了7路小客,没想到小客里更拥挤,而且车身还矮,我们都抬不起头,只能弯着身子,一路颠簸着奔向目的地。
不曾想在以后的日子里,这列火车,这7路小客,竟然陪伴了我四年,一样的匆忙,一样的拥挤。
下车后发现这学校原来是座落在一个远离市区的山坳里,不是想象中的在繁华的市区。看到外面的农田、村舍、炊烟,不免无限失落。
但当天还来不及有太多这样的情绪,因为还要忙着去报到、交费、领取被褥、收拾寝室、购买生活用品和饭票等。
安排好这一切后已临近中午,父亲带我去学校外面的小吃部吃午饭。我记得很清楚,要了两碗米饭,一盘尖椒干豆腐,父亲还让我多吃点儿,可我当时真的是吃不下。
邻桌也有一对儿父子和我们一样也在吃饭。那个高个子的男孩儿却吃得很香,他看上去憨厚淳朴。
下午在班级里又看见他了,他叫高翔海,来自邻乡南屯基镇,他的学号是5号,我的是6号,紧挨着。后来,他跟我说在中考前的体育加试时他就看见过我了。
吃过午饭后,父亲就和同来的那位初中同学的家长还有其他的一些送孩子报到的家长坐上7路小客去车站返乡了,留下我独自在校园里,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完全陌生的人,望着天空和远方,我内心一片茫然,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以后的日子。
二、
头一个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里却听得“咕咚”一声巨响,全寝室的同学都醒了,打开灯后才知道是一个睡在上铺的同学因为不习惯睡床在翻身时掉了下来,庆幸的是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他竟然毫发无损,也真是个奇迹,这位幸运儿叫李福生,后来成了我最好的哥们儿。
而当时他的下铺睡着一对父子。那位父亲可能因为家离学校太远了,没有返乡的车了,又舍不得去城里住旅店,所以,陪着孩子在寝室里将就着住一晚,准备第二天再回去。
他给掉下床铺的同学提了一个建议,找一根绳子把床头和床尾连起来,能起到一个栏杆的作用,那样就不会掉下来了。这个办法还真是有用,那个同学用了一段时间以后适应了。后来把绳子撤掉了,就再也没有掉下来过。
噢,对了,躺在这位父亲身边的孩子叫刘鹏飞。
三、
第二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全新的开始,我们初步走入了中师生活。上课、下课、早饭、午饭、晚饭,比之中学时多了早自习和晚自习。还有早晚要刷牙,之所以要说这个,是因为这是以前没做过的。
我刷牙的历史要从师范算起。刚开始还不是很习惯,刷着刷着恶心得直呕,很长一段时间才适应,这个习惯直到现在。
大约过了几天,又有一位女同学来班里报到。她叫张十,姗姗来迟的她后来成了我们班的班花。至此,班上16位男同学,35位女同学全部到位。
但这时,大家还不是很熟悉。班级里有两名男同学,一个叫裴军,一个叫苏海峰,可能是长的连相吧,我好长时间才分得清他俩谁是谁。
四、
第一个星期是在煎熬中度过的,想家啊!
我天生内向,不善言谈,属于大人说的不闯荡的那种,比较卑微怯懦,加之家里是1993年初才从辽宁省锦州市义县搬迁到吉林省来的,这一年半我基本上是局囿在家和学校之间的一小方天地,就是东丰县城也只是在体育加试和中考时去过两次,对于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而现在,刚刚有点儿适应原来的环境,转眼又到了离家100余里的另一个地方。本乡本土的同学还好些,可能从小对这一片区域熟悉一些吧。
而我犹如外来人闯关东一样,人生地不熟,其中心境可想而知。即使学校给我们举行了一场欢迎晚会,却依然无法冲淡对家的想念。
听说还有些女同学因为不适应,想家都想哭了,毕竟都是第一次离开家。
所以第一周周末,我们新生中大多数同学都挤上拥挤的客车回家了,那种情景依然记忆如昨。
这样的状况直到一个学期后才有所改变。慢慢地适应了,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而后来看到学弟学妹们依然重复着我们的故事。
五、
又过了大约一个星期吧,发生了一件大事,所有女同学的头发都要剪成荷叶头,俗称叫“板凳头”,以露出耳朵为标准。
此令一出,大有清 廷入关时颁布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意味。从学校的角度出发,可能是有些半军事化管理的意思吧,包括我们的作息、早操,乃至寝室的内务管理,被子要叠得豆腐块似的,物品摆放整齐划一。
可怜了那些女孩子,刚刚有所适应,又要遭此劫数,看着从小陪伴自己到大的青丝被一剪一剪地剪下来,她们中的很多人都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是啊,哪个爱美的女孩子不想拥有一头乌黑飘逸的长发呢?然而现实是无情的,真是“一剪毁所有”啊!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剪刀下去 ,以至于后来在毕业前的疯狂恋爱季仅有很少数的男女同学能够出双入对,否则在师范学校这种狼多肉少的环境中怎么可能大多数还形单影只——“从此萧郎是路人”了。
但其中唯有一学姐例外,她飘飘秀发的身影成了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令多少女生羡慕嫉妒恨呀!这其中是否有别的隐情,亦或是学校制度向权贵折腰,始终不得而知。
六、
紧接着,我们又进行了入学后的体检。在抽血化验的时候,班上有个男同学因为晕针的缘故吧,特别紧张,肌肉紧绷,以至于把针头都折弯了。
害得医生直冒冷汗,又换了一根针头才勉强完成抽血。这名学生叫吴俊功,和我有着共同的文学爱好。
真正感受师范氛围的应该是在一个月后。
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正式紧箍在我们头上了。各种检查、评比、扣分随之而来。
学校里的学生科、教务科、保卫处等机构犹如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组织,而其下成员则如身穿飞鱼服,腰系绣春刀的爪牙,让我们感到有些窒息。
正是这种缺乏自由、平等、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所以注定了她不可能成为像北大、清华、北师大那样的名校,只能是前有因体制需要而生,后来随时代发展而去的命运。
只是遗憾这几批从各个乡镇拔上来的好苗子,虽然含着包分配的金钥匙,与国家社会来说,奠定了宏基伟业的根石,与个人发展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目光短浅的终生遗憾呢!
七、
适应了学校的生活之后,大家都有所改变了,最明显的是服装和发型上。
在平常不要求穿校服的时候,大家就都穿上了自己的衣服,而且经常擦拭,生怕有一丁点儿污渍。
鞋子刷得锃亮。头发不定时就理一次,而且有了偏分中分等造型。木梳、小镜子人手必备。
哪个时候也追星,仿照明星的穿着打扮,耍帅装酷,当然不及现在一代人的疯狂了。
女同学也开始买化妆品和好看的衣服包装自己。每个人较之中学时都洋气了起来。都把自己打扮得干净立整。
当然,这些主要是源于学长学姐的影响和传承。
除此之外,大家还依着年龄的大小排起了兄弟姐妹,这样叫开以后,一直也没改变过。
顺便要说的是,从地缘角度来分,我们又分为东丰、东辽、市区三部分。
东丰,东辽的同学还差不多,而市区的同学就明显与我们有着一种无形的隔阂。这种城乡差别,至始至终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从未消弭。
八、
师范学校学生很多,教师很多,学科设置很多 ,与高中强调专业知识的学习不同,而是更侧重于打造教师必备的基本功。
琴棋书画、体音美劳,我们是普师班,学的样样通,样样松。
无论是篮球场上的奋力拼抢,还是书法绘画的多彩展示,我们与学长学姐们都有着不小的差距,至于后面的学弟学妹们更是江河日下,一蟹不如一蟹了。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此言非虚也。除学习外,对其他艺术特长毫无天赋的我来说,不啻于“虎落平阳,龙游浅水。”
在中考时能以本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师范,可到了这里却毫无用武之地。
心中始终压抑着,学习积极性遭受重创,再者自身外貌上鼻子突兀,也就是大鼻子。说话时带有声母L的字音都发不准,也就是大舌头,这两样儿缺陷,也常常成为同学们的笑料。
虽然他们是无意而为之的,可对于我脆弱的内心却是一种无形的伤害,这是天生的,我也努力尝试过用手术、矫正等方式改变,结果都是徒劳的。
对于报考师范,这是家长的选择,若是报考高中,还要上大学, 那样的负担对于一无房屋二无土地 ,仅靠父亲一人打零工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说,无疑是沉重的。
对此,我也埋怨过父母。但又有什么用呢?
1996年,父亲又遭遇了车祸,双腿粉碎性骨折,肇事司机又逃逸了,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家里经济更加窘迫,我萌生了退学的念头,父母没有同意,于是坚持了下来,而小弟却在此时退学了,开始打工分担家庭的重担。
可以说这四年的学业,我都是在消极的应付,在煎熬中度过来的。
正是由于这种心境,所以我常常上火,每年都会感冒发烧,咽喉肿痛。大哥冯建金每次都会陪着我去学校外面的诊所打吊针。魏雅丽同学还把她的热水袋借给我用。
正是同学间的这种关怀,给了我在冰冷黑暗中以温暖的慰藉。
九、
当时在师范流行这样一句 顺口溜“60分万岁!61分浪费,59分遭罪”。
每到期末前几天,大家都挑灯夜战,围绕学科划出的范围、题型,以“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进行背诵,考完之后则忘得一干二净。
为此有的同学累出了黑眼圈儿。
每当此时,我基本上是照常休息,最后的分数出来也能勉强过关,但综合成绩定是不好的。每次奖学金都是末等。
最难的是基本功过关,别的还好些,尤以弹琴和朗读最为头疼。
弹琴是在最后一次机会中老师走过场似的给通过了。其实我知道自己弹得根本不合格。
对于朗读,我是下了比别人多得多的功夫的。本以为老师能在同情之下让我通过。不料竟在这一项上卡住了我。
致使在最后毕业的时候,我和仅有的几位同学未能领到毕业证,延迟了一年之后补考才给发的。
对此,我始终不能释怀。当然,一年之后也没有真正地补考。
当时已经到教务科任职的钟桂秋老师直接把毕业证给了我,我想这应该是我个人的痛,对于其他同学来说,师范生活应该是快乐幸福的。
十一、
学校里的一些老师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高明老师和杨桂芝老师都是从事语文教学的,课堂上总是十分活跃,旁征博引,针砭时弊,把文人骨子里的“傲”体现得淋漓尽致。
关晓丽老师是我们的第二位班主任。她教的是哲学,在这样一门枯燥的学科中,我学到了“一分为二”“全面、片面”“主观客观”等知识。
教书法的是一位民盟的老头叫古俊儒,对字的结构、笔画颇有造诣。
心理学老师教会了我们儿童认知规律。教我们写黑体字、宋体字。
语基老师教我们普通话,至今我也觉得不如称“国语”更好些,普通话三个字听起来太俗气。
音乐老师教我们简谱,五线谱。说也奇怪,那视唱我都是做了特殊标注,每次都是在别的同学发出半拍音之后我才发声,那些谱子都是死记硬背下来的。
可是每次大合唱组队时,老师都把我的名字圈进去,真是怪哉!
听说还有一门数训学科,任教的老师处事十分乖张,但到了我们这一届,那一科砍掉了,大家庆幸不已!
十二、
学校的伙食非常差,米饭像黏团子一样,馒头像发糕,菜是白菜汤、菠菜汤之类。
炒的菜也难吃,给的分量还少,可是价格却很贵,大多数同学都从家带些咸菜来,一则省些菜金,二则便于下饭。
真不知道这食堂黑了学生们多少钱?
对于饮食不甚挑剔的我,面对那饭菜也难以下咽,唯有老五高翔海能把那馒头吃上四五个,还津津有味,真不知道他的胃口为什么那么好?难怪他长得那么结实,干活有把子力气。
偶尔食堂改善伙食做包子。四角钱一个,我一顿能吃下16个,吃完后又心疼那6元多钱啊!
即使这样,每到饭口时大家都趋之若鹜,把食堂大门围得水泄不通。只为了能在站排时靠前些。有时把食堂大门都挤坏了。
糟糕的伙食自然引起同学们的不满,几年中虽也有几次罢餐的抗议,但都不了了之。
而那不堪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改观。
还有一些同学在自愿的基础上结成了饭伴,分工合作,一人打饭,一人打菜,节省了时间。
我和同乡升有就是饭伴,只是后来他进了学生会,分管食堂工作,这时,学校外面也有了个人家的包饭,我就到外面去吃了。
那个时候无论是谁回家,若是带些吃的来都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的。
记得有一次升有的父亲来学校看他,带来了自制的牛肉香肠和萝卜条咸菜。
升有把它拿出来放在餐桌上,转眼间就被一扫而光,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香肠和萝卜条咸菜了,以后再也没有过。
十八九岁正是长身体的年纪呀!对食物有着更深刻的期望。
家里条件好的同学大多能买一些小食品之类的零食,一般的偶尔会去买两袋方便面或买一盒盒饭,这在当时也算是极致美味了。
再后来到了高年级,若是赶上哪位同学过生日,大家还会凑钱去外面吃一顿,打打牙祭,甚至小酌一下,当然还得小心谨慎,不然被学校抓到了会受处分的。
十三、
除了学业之外,学校里也是有课余生活的。
那个时候正是港台乐坛和大陆乐坛交相辉映的时候,学校广播里总播放着各种流行乐曲。
四大天王、周华健、郭峰、老狼等人的歌大家都耳熟能详,也会跟着哼唱。学校有时还搞个文艺汇演。
记得有一年班级里刘鹏飞和张十合唱了一首《圆梦》,气场不逊于电视里的明星表演,好听极了!
教室里也有了电视机,偶尔也能看一会儿。有的同学还学习了吉他,玩起了相机。箫声笛鸣,此起彼伏。
不知何时,很多男同学偷偷学会了吸烟。后来大家也认识到了吸烟有害健康。
一次晓明召集大家说:“咱们大家都把烟戒了吧,伤身体还费钱,在正式戒烟之前咱们大抽三天。”
闻此消息,对于不会吸烟的我来说暗自窃喜,寝室之前还如西游仙境,三天之内却似火灾现场。可谁知三天之后,晓明忽然宣布戒烟失败了。
大家继续为中国的烟草工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这丫的,把我骗得够惨。
另外,他还跟大家说算命先生给他算过命,此生要外出乞讨三年,来还前世的一个愿。
大家都为他担忧,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小子,烟照抽,酒照喝。娶妻生子,啥也没耽误。
臭小子,原来我们都被他忽悠了!
小柱子是我们当中较小的一个。
一次周末上街回来直揉眼睛说疼,我们问他何故?答曰:累眼睛。又问为何?答曰:美女太多。众人皆大笑。
小裴特别搞怪,某傍晚时分一时兴起,穿着短裤,光着膀子,戴着链子,模仿一位领导说话的腔调,走路的姿势.
正从窗台边手舞足蹈走至门口处时,那位被他模仿的领导,隔着门玻璃与他四目相对,小裴的面容瞬时僵住了,那个情景尴尬至极,现在想来依旧让人忍俊不禁。
二哥宋红兵特别健谈,总是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些有荤有素的段子,正是这些段子在那个没有手机、平板、网络的日子陪伴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难眠的夜晚。
当然,他也没有白讲,正是有了这番磨练,他泡到了二嫂郑远春,大家都戏谑说“一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
二哥却不恼,独自偷着乐,都美出大鼻涕泡了。
十四、
那个时候学校外面还有租书的。
男同学主要以金庸、古龙的武侠著作为主。女同学则以琼瑶,席娟的言情小说为主,算是两大派系吧!
除了租书,还可以读写信件,那还是书信较为发达的时期,传递的是一份份思念与牵挂。
我们九四级二班是一个团结的班级。
班风积极向上,因为大家主要来自农村,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背景。
所以都比较朴实,听话。学习都很努力,刻苦。虽然在专业上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但是班级的成绩始终在同年组前列。
即使第一任班主任陈玉宁因家庭变故请假很长时间,班级依然能够在班干部的带领下正常运转。
在体育运动会上,大家顽强拼搏,尤其是女同学撑起了我班的大半边天。
像魏雅丽、宗春杰、蔡晓菊、张玲玲等,上场比赛一项又一项,我们这些男生都为之汗颜、自愧不如,真不知道他们瘦小的身体里怎会蕴含着如此强大的爆发力和耐力。
我想更多的是她们对集体荣誉的那份珍爱。
正是有了大家的努力,使我班在非优势的体育场上常能屹立不倒。
从表面上看,大家都很平庸。只是在后期苏海峰、屈艳丽、李春红等同学表现得如锥在囊,其他同学也呈卧虎藏龙之势,显露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十五、
到了四年级的时候,主要的学业都结束了,只剩些试讲、实习了,相对轻松了一些,一些同学射出了蓄势已久的丘比特之箭。
老贝就是其中的一个,别看他平时有些木讷,在追女孩子的问题上绝不含糊,李春红就是它窥伺已久的猎物。
其实最开始感觉李春红并未喜欢他,但架不住老贝穷追不舍,越挫越勇,几番挣扎纠葛之后,老贝成功了,这就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吧。
老贝无疑是幸运的,确切的说是走了狗屎运。
而我那可怜的兄弟却没有那么好运了。福生也喜欢上班里的一位女孩子。
为了给兄弟创造条件,为此,我还跟那个女孩临时交换了座位。这样我就有了一生当中唯一的一位女同桌。
福生对那个女孩子是动了真情的。极力地讨好她,可不知为什么却终未能俘获她的芳心。
那段日子,福生特别消沉,整日弹着那把吉他,有时还醉酒来宣泄心中的郁闷,作为无话不说的朋友,我没有问他为什么,只是为之惋惜。
那个昔日意气风发放歌《小白杨》、挂六科而无惧、800米跑到一半甩掉鞋子依然赤脚跑完全程的少年,在爱情打击面前,脆弱得像个无助的孩子。
也许正是因为爱过方知情重,醉过才晓酒浓吧!
但我相信没有人会嘲笑他,在那样的青春里,轰轰烈烈地爱过一回,无憾无悔!
而我和这位女同桌虽然相处时间不长,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常去阅览室读书,做一些摘抄,因时间匆忙,本就书写不好的我把那字写成了医院大夫的病历体,有时自己都认不出来了,他居然能认出九成以上,真乃神人也!
最重要的是她能包容我偏执不羁的性格。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也是令我最为感动的。
她真的是很好。但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心口不一地在言语上攻讦她,令她伤心……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对那个女孩儿说声“对不起”,但世事不能重来,正所谓是“当时只道是寻常,感动却在多年后”。
十六、
在最后的日子里,同学们纷纷照相,签名,留言,互赠礼物,短暂而漫长的四年中师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大家收拾好自己的行囊,大多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只有鹏飞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保送的资格,听说他的父母为此还卖掉了家中的住房来供他继续深造。
他的成长每一步都离不开家长的长远规划。所以他最该感谢的人就是他的父母。能够为他如此的付出,实属难能可贵。
如果要我对中师四年的生活作一个注脚,那就是“东辽河畔初相遇,一入师范误一生”,中师四年给了我认识外界的平台,给了我安身立命的技能。
但我过得真的是不开心,没有一点儿存在感,极度边缘化。
也许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选择决定人生吧!
军,一介书生,三尺微命,少年时曾梦想仗剑天涯,快意江湖。
亦或投身军旅,血染沙场。甚或是能够立言、立德、立功,“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然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一事无成,空负韶华。
中师毕业至今已20载。
沉思往事,有些已经忘记,有些依然清晰。
同袍之情,没有被岁月的风吹散,反而更加历久弥新,历久弥深,历久弥坚。
就算是曾经有些误会,矛盾,那也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巍巍龙首山,滔滔辽河水。
校园大门上那“学高为师,身正是范”是否安在?
车库墙壁上那“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否尚存?
中师四年,有喜有忧,有苦有乐,如果把它拍成电影,其情节更胜于《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有人说它是一幅画,有人说它是一首诗,有人说它是一坛酒,我更觉得它是一首歌,听说毕业20周年之际,要有个聚会,不知是否能有机会参加?
我想好了几首歌,也想好了演唱者,刘鹏飞《笑看风云》,张十《匆匆那年》,李福生《珍惜》,刘怀影《千千阙歌》……
或许多年以后,我们都已遍布大江南北,世界各地 ,但无论何时何地,希望大家都能记得:
在世界的东方有个中国,
在中国的东北有一座小城辽源,
在辽源有一个山湾,
那里有一座师范学校,
我们51个兄弟姐妹在那里度过了四年激情燃烧的岁月。
言有穷而意不尽,谨以点滴文字追忆我的心路历程,感怀一起走过的日子。
远在梅河口遥祝各位尊敬的师长,亲爱的同学们一切安好!
作者学号:辽师九四级二班6号
工作单位:吉林省辽源市丰县三合满族朝鲜族乡五道岗小学
(文章选自刘鹏飞编著《我们曾是中师生》一书,题目为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