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批八字电话

在中国近代史上，张学良凭一己之力，两次改变锦州批八字电话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一次是“东北易帜”，一次是“西安事变”。也正因为如此，张学良所受到的关注度远超他的父亲张作霖。

说到张作霖，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是“大军阀”，或者是“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实际上，在张作霖身上，也发生过一件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事。只不过，这件事并不是张作霖的主动选择。

正是这件事，促成了张学良“东北易帜”。再往近了说，它加快了日本侵华的脚步。这件事就是——皇姑屯事件。

1928年4月初，“少帅”张学良行色匆匆，从河北邯郸赶至北京中南海居仁堂，专程来见父亲张作霖。

“锦州批八字电话我当了快一年的陆海军大元帅，还没统一中国，锦州批八字电话你就想撤兵不打了，存心要拆你老子的台锦州批八字电话！”老帅异常愤怒，让守在门外的副官不由得身躯一抖，忍不住担心少帅的安危。

当时，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北上讨伐张作霖，这就是历史上的“二次北伐”。从4月7日开始，北伐军势如破竹，奉军节节败退。

这一次，“三民主义”刷新了张学良的世界观，他不再口出狂言：“天下是马上打下来的，‘主义’有什么用。”他深知，和之前的段祺瑞一样，奉系统统一不了中国，当前最明智的决定就是撤军，回东北。

对于儿子的劝告，张作霖暴跳如雷，就是不同意撤兵。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打跑过冯玉祥，打败过阎老西，一辈子没打过败仗，他怕过谁？

眼见父亲不松口，张学良无奈之下使出杀手锏，劝告父亲：撤兵，只是败给自家人，地盘还是中国的。东三省要是丢了，老张家可就成千古罪人了。

虽说张作霖政治野心不小，他心里也非常清楚当前的局势，只是不想承认现实罢了。儿子这一说，他正好顺坡下驴：大总统不当了，回东北锦州批八字电话！

不论是张学良还是张作霖，当时想的无非就是回到东北的安乐窝，继续张家的风光。可惜，竹篮打水，张作霖这一撤，走上了不归路。

张学良之所以劝张作霖撤兵，一方面是看到奉军败势已定。另一方面，在东北，还有一个强敌——日本关东军。

中国人打内战，最开心的就是日本。战争一开始，日方就在奉系和北伐军之间极尽手腕，试图渔翁得利。张作霖将奉军主力派往关内，东北大本营守备空虚。日本对东三省垂涎已久，张学良担心，日本会趁奉军的颓势，一举占领东三省。

1928年5月9日，张作霖发表息兵“佳电”，宣布退出京津。日本在张作霖面前向来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得知消息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多次找张作霖谈判。

谈判的筹码就是军事援助，前提是，张作霖必须同意日本的一系列要求。

1928年6月2日深夜，芳泽谦吉再一次来到张作霖在北京的帅府。就在白天，张作霖刚刚发表出关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归沈阳。芳泽谦吉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谈判时机。

约半月前，芳泽谦吉已经找过张作霖，软硬兼施，要求张作霖同意日方在东北修筑“满蒙五路”等要求。

张作霖勃然大怒，断然拒绝，理由是“不能做这种叫子孙抬不起头的事！”这一次，张作霖一听芳泽又来了，气不打一处来，直接闭门不见，将他晾在客厅里。

在张作霖的办公厅外，芳泽谦吉坐立不安，因为张作霖的骂声穿过墙壁，不绝于耳：“妈了个巴子！日本人真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

豁出我这身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东北，免得人家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

芳泽谦吉是个中国通，听得懂中国话，顿时面红耳赤。张作霖骂完，叫翻译出来，将一沓文件交给芳泽。芳泽谦吉回到公使馆，打开文件，只见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了个“阅”字，既没有签字，也没有盖章。

芳泽知道，日本以外交手段攫取在东三省的利益，彻底宣告破产。得不到利益，日本只得痛下杀手。

时间到了1928年6月4日凌晨，载着张作霖的列车正孤独地行驶在黑夜中，下一站就要到皇姑屯站了。

此刻，在皇姑屯车站，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正紧张地注视着三洞桥四周。

这里是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线在上，京奉线在下。几个小时后，大帅张作霖乘坐的火车将经过此处。想到这儿，他的内心涌过一丝不安，不明白大帅为何依然选择走铁路。

几日前，齐恩铭敏锐地发现，日军近来加强了在此处的守备，日夜放哨，甚至禁止行人通行，似乎在构筑什么工事。他向北京发出一封密电，请张作霖多加小心。

张作霖收到密电后，考虑过乘汽车回东北，后来又放弃了。一来是因为路途遥远，汽车颠簸；二来，张作霖好面子，这一趟回去，毕竟不是荣归故里，而是被赶下台的。他不想让关东父老看到自己灰溜溜的样子，就要坐火车风风光光地回去。

虽然如此，张作霖还是做了精细的打算。他故布疑阵，将启程日期一改再改。张作霖6月2日发表完出关通电，当天下午7时，就有一列七节的专列从前门东站出发，前往奉天。然而，车上坐的并不是张作霖，而是她的五夫人和仆役等人。

张作霖最终动身，是在3日下午七时。临行前，他还特地换上了大元帅服。月台上人山人海，北京各界名流政要、各国使节都前来送行。

在苍凉的军乐声中，张作霖最后一眼回望北京的天空，依依不舍地踏上火车。张学良亲自送父亲登上列车，这也成了父子二人的最后一面。

这辆专列有20节车厢，张作霖坐在第十节车厢。这节车厢被称为“蓝钢车”，购自英国，原本是慈禧太后专用的花车，装饰华丽，设备先进。

在张作霖离京前，顾维钧拿着张作霖的八字，请人算了一卦。卜卦后，术士摇头叹息：“此人命贵，然黎明将至，灯胆将熄。”

一语成谶，这趟专列最终成了张作霖的“死亡列车”。

6月4日凌晨5时，专列到达皇姑屯车站。齐恩铭登车查看，见大帅无恙，一直悬着的心稍安。

片刻后，专列重新启程，齐恩铭目送火车缓缓启动。而同一时刻，在皇姑屯不远处的日军哨所，还有一双眼睛，也密切注视着列车的动向。

这双眼睛的主人是一个日本人，叫河本大作，当时是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

此刻，在三洞桥南侧的桥墩上方，以及中间桥洞的副桥北端，埋藏了120公斤炸药，分别装在了30个麻袋里，炸药的引爆装置被紧紧握在一个叫东宫隆吉的士兵手里。这一切，都是出自河本大作的安排。

5时23分，专列缓缓驶进三洞桥。当张作霖所在车厢驶至桥下时，东宫隆吉按下了手中的引爆装置。轰隆一声，黑烟腾空，高达200公尺。瞬时，沙石飞溅，铁轨像麦芽糖一样弯曲起来，张作霖的车厢被炸出三四丈远。

同一车厢的校尉处长温守善带伤从狼藉中爬出，四处寻找张作霖。眼前恐怖的场景令他感到恐惧：张作霖躺在三丈远的地方，一动不动，浑身是血，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

温守善急忙用一条大绸子手绢给张作霖裹了伤口，和驱车赶至的齐恩铭一道，将张作霖紧急送往沈阳大帅府。

当天上午9时，张作霖伤重不治，不幸死去，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叫小六子（张学良）快回奉天。”

张作霖死于日本人之手，这是不争的事实。很多人认为，河北大作能如此精准地炸死张作霖，必有“内应”。

其实，张作霖大张旗鼓地出关，又岂能瞒过日本人的耳目？若真有“内鬼”，也只是探查张作霖是否真的在那节车厢里。

至于这个“内鬼”是谁，说法不一。

有一种说法认为，“内鬼”是张作霖的日籍顾问町野。6月3日那天，他随张作霖从北京出发，却在天津站下了车。下车前，町野还特地对张作霖说了一句：“最好于白天到达奉天。”张作霖听了，只是点点头，并未重视。

当时在车上，还有一个日本人，是日本驻锦州的领事。张作霖出关前，他特地从锦州跑到北京，代表奉天的日本军政各界表示，欢迎张作霖回归奉天。后来，他随张作霖一同回奉天，却在锦州借故下了车。

事后大家怀疑，此人到北京的目的就是打探张的动向。因为，在锦州下车时，他鬼鬼祟祟，形迹可疑。当时，有人建议张作霖换一节车厢。张作霖与日方虚与委蛇多年，从未想到对方会痛下杀手，换车厢一事就被他拒绝了。

另一种说法认为，“内鬼”是前国务总理靳云鹏。他和张作霖一同出发，却在天津站下车。他本和张作霖定下儿女亲家，张作霖死后，他取消了婚约。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内鬼”是当时的实业总长张景惠。此人是奉系的著名将领，和张作霖是结拜兄弟。事发当天，他从皇姑屯车站上车，却未与张作霖坐同一车厢。“九·一八”事变后，他叛国投敌，当了汉奸。

另外，还有人说“内鬼”是张作霖的六夫人马月清。她有个好友，叫川岛芳子，是臭名昭著的日本间谍。

“内鬼”之说，猜测的成分居多，至今没有定论。实际上，不管有没有“内鬼”，日本人对张作霖的杀心，早已有之。

这一切，还要从张作霖的发迹史说起。

张作霖出生于1875年，13岁那年，家境破落，他被迫开始流浪，只读过三个月的私塾。后来当过兽医，又从了军，还参加过甲午战争。张作霖发家是从当土匪开始，清政府剿不灭他，就对他招安。张作霖从土匪，一跃成为朝廷官员。

日俄战争时期，张作霖帮俄国人打仗，被日军俘虏，又改帮日本人。借助日本的帮助，张作霖一步步崛起，从营长成为旅长、师长、奉天督军。最后成为东三省巡阅使，成为了“东北王”。

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日本原想通过《马关条约》获得辽东半岛，却因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未能如愿。日俄战争，沙俄战败，日本才如愿踏上觊觎已久的黑土地。

随着张作霖的崛起，日本人有了新的想法，欲通过张作霖之手，实现“满蒙独立”的目标，攫取在东北甚至整个中国的利益。

张作霖确实出让了不少东三省的利益，以换取日方的帮助，尤其是在军事上的帮助。但他有一个底线：不能做汉奸，免得死后留骂名。

对日本的要求，张作霖是“言出不行”，能拖则拖，表面答应，暗里抗拒。

当时在东北，存在两种外国势力，俄国和日本。日俄战争中，沙俄败于日本，这一直是俄国的锥心之痛。张作霖实在扛不住日方的要求，就去找俄国人告状，说日本要扩张在东北的势力，借俄国之手打击日本。

对俄国的要求，张作霖的做法也是如出一辙。

这也导致，日本方面对张作霖的态度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派。

一派以田中义一（后成为日本首相）、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奉总领事为代表，认为应该充分利用外交手段，鼓动张作霖独立，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东三省。

另一派，以日本参谋本部（二部）、日本关东都督、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川岛芳子养父）为代表，主张除掉张作霖。

在皇姑屯事件中，当时的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和河北大作，正属于这一派。

实际上，皇姑屯事件并不是日本第一次对张作霖起杀心。

1925年11月，奉系的主要将领之一——郭松龄倒戈反奉。郭松龄，外号“郭鬼子”，因特别会打仗而得此名。当时，奉军的精锐部队都在郭松龄手中，再加上他出色的指挥能力，张作霖险些被迫“下野”。

日本人借机找上门，声称愿意提供武力援助，只要张作霖同意日方的要求。山穷水尽的张作霖，最终以个人名义和日方签下“反郭密约”。

郭松龄兵败被杀后，日本人来找张作霖履约。手下人告诉他：“密约里的承认土地商租和杂居，是‘二十一条’中的第十六条，一旦承认，就等于承认‘二十一条’。”张作霖如梦初醒：这事万万不能承认。

日方以为帮张作霖解决了一场大危机，他会感激涕零，满心欢喜地拿着密约而来，没想到张作霖会赖账。日方恼羞成怒，直言：“张作霖说话，说了不算！”

新仇旧恨加在一起，三年后，日本在皇姑屯将张作霖送上了西天。

而皇姑屯的这场谋杀，并没有经过日本内阁，是关东军高层私自决定的。关东军妄图趁张作霖身亡、奉军混乱之际，一举占领东三省。然而，张学良临危不乱，稳定大局，使关东军的计划成了泡影。

事件发生后，远在东京的首相田中义一得知消息，脸色苍白，泪流满面，说了一句：“一切都完了！”

若从历史进程来说，皇姑屯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开端，更是太平洋战争的远因。

这一场爆炸，炸死了一个张作霖，改变的却是两个国家的国运。

西方研究东北亚问题的专家加文·麦柯马克，在《张作霖在东北》一书中写道：“就与日本的关系而言，张作霖比一个纯粹的傀儡还多些什么；又比一个民族主义者少些什么。”

作为大军阀，张作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五次用兵关内，使生灵涂炭。他屠杀革命党人，杀害李大钊更是他的一大罪行。

但在对日本的关系上，张作霖保住了身为中国人的底线。不管日本如何威逼利诱，在他手上，东三省没有沦丧过一分土地。

多年来，张作霖在东北大修铁路，对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形成了包围之势。在他的治理下，东北拥有全国最发达的铁路系统。他兴教育、发展地方经济、大力发展军事，为东北的近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他死后仅仅三年，这一切就毁于一旦。

1931年9月18日22点30分，又是一声爆炸，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20万东北军一枪不发，东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全部沦陷。

身为东北军的最高统帅，那一晚，张学良正在北平前门外的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

当年，为了保住东三省，张学良苦劝父亲出关。三年后，不管他是否承认，东三省还是丢在了他老张家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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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南塘旧事 】

【编辑| 丹尼尔李】

【排版 | 毛毛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