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的八字盲板批发的简单介绍

历经千辛万苦铸钢的八字盲板批发，锦州合成厂于1951年2月10日生产出新中国第一滴人造石油。

1948年10月15日，锦州，决定中国前途命运铸钢的八字盲板批发的首战之地。

1951年2月10日，锦州合成厂，新中国第一滴人造石油的诞生地。

70年弹指一挥。如今，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驰奔的汽车。

第一滴石油是怎样诞生的，正在启封……

接管

日本侵略中国，需要大量的石油支撑战争，所以决定要在中国建设炼油厂，经过考察和评估后把厂址定在了锦州。为什么选择在锦州建厂呢？一是因为锦州是伪满洲国辽西省省会，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二是因为锦州有水，附近的阜新有煤，原料充足；三是因为锦州地理位置重要，运输方便。

1937年7月29日，伪满政府总理大臣张景惠颁布第217号敕令，批准建厂。

1938年5月7日，伪满政府和日本三井财团合股征购常屯、双庙、西大泥洼子三个自然屯的土地总计195万平方米，由三井财团承建费-托式合成炼油厂，厂名叫“满洲合成燃料株式会社锦州工场”，1943年首次试车成功，生产轻质油100吨。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这座工厂也没有建完。1945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接管了工厂，三个月后又撤离了工厂。1945年12月，国民政府接收了工厂，更名为国民革命政府经济部锦州合成燃料厂，但是并没有恢复生产，工人也基本被遣散回家。1948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攻克锦州，又重新接管了工厂，命名为东北工业部化工局锦州合成厂，开始恢复与重建工作。

早在1939年以前，世界上仅有9座这样的合成炼油装置，总生产能力74万吨/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基本都给炸飞了，只有锦州这套合成炼油装置具备恢复生产的可能，因此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套合成炼油装置。

接管工厂的第一任厂长叫黄伟，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七分校三大队政治指导员、哈尔滨酒精厂厂长。选派黄伟来锦州接管工厂，组织上也是看中了他当过厂长的履历。

但是，日本人管理工厂的时候，中国人只能当工人，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和简单的设备操作，根本不让中国人接触管理和生产技术。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都被遣送回国之后，没有中国人会驾驭这个庞大的炼油系统。

用人

26岁的黄伟虽然年轻，但勤奋聪明，而且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经过调查研究，黄伟提出要使支离破碎的工厂早日恢复生产、早日炼出油来，第一要解决技术人员奇缺的问题，第二要尽快研制出生产所需的钴催化剂。

经过多方探寻，终于有了目标。黄伟派副厂长杨洁和东北工业部化工局的李新到天津去请留德博士、炼油专家赵宗燠先生来锦州主持大局，任命赵宗燠先生为东北工业部化工局总工程师兼锦州合成厂总工程师。赵宗燠先生又带来了程兴武、郭雨东、佟吾卫、武恒、李树楷、田忠恕等骨干技术人员。这些人都曾在国民政府的炼油厂担任技术专家等重要职务。

身在美国的炼油专家黎煜明先生在看报纸后得知新中国在锦州恢复重建合成厂的消息后，立即回国。他谢绝了湖南大学校长岗位的聘请，毛遂自荐来到锦州，被任命为副总工程师兼催化剂车间主任。林裕才先生，天津北洋大学毕业，和妻子都是台北高雄炼油厂的工程师，待遇优厚，但一听说新中国要搞炼油，爱国情怀立即被点燃，于是携妻子冒着生命危险逃离台北，来到锦州，被任命为锦州合成厂煤气车间副主任。东吴大学的陈亚、任道源，重庆大学的吴克济等也都来到这个厂。工厂还招聘了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成立技术训练班，培训了300名技术工人；任命有绝活的大工匠如刘茂丰为铆工技师、张树林为电工技师、张治民为钳工技师，处处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用人的不拘一格。

催化剂

炼制合成石油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有钴催化剂。钴催化剂哪里有？哪里都没有铸钢的八字盲板批发！

早在日本战败之时，赵宗燠先生就向蒋介石提出，把在日本九洲的催化剂厂作为“战争赔偿”迁至锦州，但未能成行。与赵宗燠先生同来的原国民政府军政部汽油厂工程师郭雨东先生提醒，早在抗战期间已经在重庆研制出生产催化剂的配方，只是没有原料硝酸钴和硝酸钍。因为当时曾进口了一批硝酸钍一直保存在重庆北碚焦油厂，所以可取回使用；至于硝酸钴，香港有卖的，可去采购，回来自己生产。黄伟采纳了郭雨东的意见，任命郭雨东为合成车间主任，到香港执行采购任务。

当时的香港鱼龙混杂，而海南岛仍然被国民党军队控制着。郭雨东先生跟国民党打过交道，也见过世面。他沉着应对，先是在香港联系美国商人，可是不久后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美商拒绝供货。他只好向德国和英国寻货，在中共驻港商业代表办事处和地下党的配合下，用3000吨大豆换回200吨硝酸钴和部分硝酸钍。但此时，还是没有生产催化剂的设备，只能自己造。因为钴、钍催化剂有挤压失水性，除了填铸成型，别无他法。技术人员设计出一种适合催化剂泥状物料成型的连续转鼓式多孔成型干燥联合装置。在决定采用铅板钻坑造粒方案后，他们很快就制成专用钻孔机11台，工人技师刘玉发用手工方式制模型，解决了铅制模板加工的问题。

经过一百多天的试验，1950年7月21日，钴催化剂终于研制出来了。催化剂厂厂长（工段长）李树楷亲手组织工人装桶，地点就在厂东门供应组的七节楼库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够生产钴催化剂的国家。

DDR炉

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同意锦州合成厂恢复生产。

恢复炼制合成石油的关键就是DDR炉的恢复。DDR炉长130米宽17.6米高28米，由96个炭化室、144个燃烧室、48个换热室组成，由中部人字砖抽出CO:H2=1:2不经变比，直接生产比例合格的合成原料气，然后经过脱硫送入恒温合成反应炉。合成炉每台容积20m³,内装600支散热管及5000m2散热片。日本人曾经有过一次点火烘炉，但失败了，又没有科学降温，骤冷停火，烧坏了硅砖。苏联红军和国民党占领工厂后，又拆走了好多重要的设备设施。好在DDR炉和合成炉的主体完好，只是工程量太多，配件又少，没有技术依靠，给修复造成巨大困难。

修复先从北部48座炉体开始。经检查炉体损坏程度并不严重，但硅砖砌缝要求<1.0mm，因此具有一定的难度。而且，机械部分生锈腐蚀严重，更是难以恢复。但是，所有技术人员和工人都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个一个地战胜困难，最终创造了奇迹。

合成炼油装置有一台950千瓦/3000转/秒脱硫鼓风机，是每次工厂开工的标志。但鼓风机的主轴长期严重震动，在日本人管理时期就频繁出故障。日本东京的专家多次来锦，也没有根除病根。中国共产党接管后，还没有回国的日籍技师也曾试图修理，却都没有成功。

要恢复煤炼油生产，必须解决主轴的震动问题。外号张大虎的钳工技师张治民主动请战。他用木棍使劲震打敲动主轴的两端，竟然解决了950千瓦/3000转/秒电动机的震动问题。张治民还用手工刮修的办法修复了被研磨坏了的轴瓦。这样大的轴瓦竟能用手工刮刀整平，张治民被称为“钳工大拿”。

在赵宗燠先生的技术指导下，装置的恢复工作非常迅速，原设置的96座煤气炉、56座合成炉、2座合成气冷却洗油塔、8个合成气吸附脱油器以及制氢、制氧及还原催化剂等设备设施都在按计划提前恢复。1950年8月，煤气装置和合成装置全部完成恢复，经国家燃料工业部审核，准予当年9月开工试运。按照这个速度，在1950年10月建国一周年之时便可实现点炉。

在DDR炉试运行过程中，炉壁掉砖现象经常发生。掉一块砖，整个炉子就要停下来，把炉内整个矽砖都拆掉重新修砌，周期为一个月。

瓦工出身的看火工佟文和提出不用停炉，顶着炉膛内1380度的辐射补炉。因病没能回国的原厂总工程师神野是章（日籍）认为不可能，筑炉工长、煤气车间主任葛伦伯（德籍）也持否定态度，但赵宗燠先生却同意。

佟文和看准掉砖形成的窟窿，用工具把耐火砖送到掉砖的部位，但是不行，工具刚离开，耐火砖就脱落。佟文和又改用矽砖，但刚送进炉膛就爆炸了。佟文和不甘心，中午吃饭的时候路过垃圾堆，发现有一块陶砖，他又动了心眼：陶砖粘性强，没准能粘上。佟文和试了三次都失败了，但还是坚持用陶砖补炉。佟文和把陶砖按照规格处理好尺寸，形成一头大、一头小的形状，工具上又多缠绕了几圈铜线，缓缓地、稳稳地把陶砖送到位置，再用铁棍铤了几下，整个过程不但没有爆炸，而且补得很结实。第二天，当炉温达到1200度时，陶砖没炸也没掉。

老问题迎刃而解，新问题也接踵而至。在试验过程中，脱硫指标达不到小于2mg/m3的要求。赵宗燠提出增加第三段活性炭脱硫装置。按照设计要求，要制造一个重15吨厚1.8cm的脱硫缶，但联系了好多制造厂家，都因为没有油压机或水压机而无法制造。正当赵宗燠先生左右为难之时，工人技师于茂丰前来应战。他采用自制吊锤的办法，以卷扬机为动力，用焦炭煨制罐头盖片，以铸铁替代封头底部铸钢的胎具，以手工方式用吊锤冲打烧红了的厚钢板，做出来的脱硫缶与机械制造的分毫不差。然后，他用吊车支柱和搅磨超重的办法把脱硫缶安装到预制框架的位置上。

这些成功的试验，让国民党培养出来的炼油专家赵宗燠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

争气

恢复设施，制造设备，检修机器，都需要动焊，因此氧气不可或缺。可当时，全国都处于“缺气”状态。

黄伟厂长得知“养成所”一期学员朱国华当过氧气充装工，还会日语，就任命他为氧气厂厂长（工段长）。1949年5月，朱国华开始对380马力的空气压缩机进行组装和维修。由于现有皮带老化打滑无法使用，原来连接电动机和压缩机的主机轮传动带也找不到了，用胶皮带替代摩擦力又不够。朱国华到处寻找皮带，终于在锦州市面粉厂找到了旧水牛皮带进行改装，这才把压缩机开了起来。

制氧机出厂已经20多年了，设备陈旧，年久失修，连续生产时间短，用于冷却的时间却相当长。朱国华通过优化操作，改进了保温材料，创造出8小时15分产一次氧气的纪录。氧气的产量由12m3/h提高到100m3/h，纯度由80%提高到88%，连续生产时间由3小时延长至18小时，冷却时间由24小时缩短为15小时。

日本人建设工厂的时候就建了氢气厂，但一天也没有开工，因为他们的催化剂是在本土制造的。现在，新中国要炼油，要为催化剂还原，也需要氢气给钴剂还原。黄伟又把朱国华调到氢气厂负责氢气的生产。因为当时原料煤气没有开工，只能用燃料煤气给氢气发生炉升温、还原。而燃料煤气中含硫较多，影响氢气质量，就得增设脱硫装置。

朱国华带领大家挖地基,打水泥基础，安装了两座脱硫塔，解决了脱硫问题。氢气炉漏气处很多，朱国华与大家研究出用水玻璃擦铅粉的办法堵住了漏气。氢气与空气混合容易爆炸，而原设计的氢气脱硫槽没有置换管路，无法置换空气，朱国华又改进了气体循环泵，使安全气体先进入缓冲罐，再用氢气排送机排入脱硫槽，解决了置换问题。因为脱硫剂是黄土、碳酸钠、氢氧化钙和锯末子组成，装脱硫剂时就怕下雨，这样本应7天干完的活，朱国华带领大家两天半就完成了。经过这些努力，氢气的产量由最小值达到了60m3/天，为全厂开工创造了条件。

二氧化碳是保护钴剂的安全气体，生产使用的是残余煤气。可处于恢复阶段的合成厂没有残余煤气，朱国华就用废锅炉做二氧化碳发生器，增加烟道排送机，提高压力和流量。二氧化碳的产量由120m3/天增加到480m3/天，当时美国的产量才445m3/天。由于贡献巨大，1950年国庆，26岁的朱国华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参加了全国第一届工农兵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DDR炉向合成炉输送原料煤气，需要抽掉炉与炉之间的盲板。每台DDR炉有4块盲板，一个看火工负责12台炉，操作时需要抽掉48块600/800毫米的盲板。他们4人一组，轮番上阵，形成合力把盲板抽掉，然后还要用石棉绳把盲板孔以最快的速度闭合，前后需要20分钟。因为在操作过程中始终伴有煤气泄出，参加操作的工人师傅随时可能被煤气熏倒，所以厂领导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每次都组建战斗队，而且亲临现场指挥，消防组、厂医务所也都派人在现场待命。

还原车间联合团支部书记冯守民上去后开始拧螺丝、抽盲板。由于冯守民置身上风口，泄漏的煤气正冲着他的面部。不到2分钟，他就被熏倒，从管架子上摔下来，脑袋磕个大口子。冯守民是锦州中学毕业生，好学习也聪明，平时师傅朱国华就教导他遇事别慌，要多动脑子。这一次，他被熏了一下，却熏出了灵感。他提出找一台功率大点的吹风机从操作点的上方往下直送风，泄漏出的煤气就会从下风口被吹走，这样就熏不倒人了。冯守民的建议得到了还原车间氧气场工程师吴克济的认可。电工技师张树林带着几个徒弟找到合适的位置，很快安好吹风机。送电风起，果然有效，既防止了煤气熏人，也为现场作业人员起到了降温的作用。

出油

1950年6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讲，石油能源更加急需。东北工业部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一定要在一年内炼制出自己的石油来。锦州合成厂提出了“后方多产一滴油，前方少流一滴血”的口号，人造石油的生产开始倒计时……

1950年9月10日，燃料煤气炉点火。煤气车间副主任党春元特意在火把上绑了个红布条，象征着喜气……

1950年10月6日，DDR炉点火烘炉，时任中共锦州市委书记林肖侠、东北工业部化工局局长张定一到场。时任锦州合成厂厂长甄树森亲自点火，开启了炼制人造石油的第一关。

1951年1月15日，烘炉结束，煤气车间向合成车间供气，先通过装有催化剂（失效的）的合成炉吸附硫醇，再进入装有催化剂（新的）合成炉炼制……

历经127天……

1951年2月10日，950千瓦/3000转/秒脱硫鼓风机启动，出合成炉的油气混合物直接进入凝缩塔，凝缩塔分离器开始油气分离。新中国第一滴人造石油就这样诞生了！当日产油2000升。

出油了！全厂振奋，奔走相告。已是还原车间工会主席的冯守民写了一首顺口溜《真牛》：真牛，真牛，人造石油。只要听毛主席的话，中国人民什么都会有。真牛，真牛，人造石油。只要跟着共产党走，中国人民干啥都有盼头……

1951年国庆，第一炉生产出的清澈的喷气燃料油被装在透明的玻璃瓶子里，系上大红绸带，大红绸带上还用毛笔写上了“锦州石油六厂全体职工敬上”几个字，作为国庆献礼送到首都北京。

如今，“一滴油和一块胶”已经成为锦州石化的企业精神，在每个炼油人的心中升腾起骄傲感和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