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往年一般,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副教授徐惠平,将《高等数学A》期末考试前的最后一节定为习题课。这位学生口中“睿智的帅气老哥”,一如既往,银框眼镜搭配衬衫西裤,额前垂着几缕银发,板书写得清晰又详尽。
课后,几名学生结伴走上前来请徐惠平签名。“这可是少有的待遇。”徐惠平打趣道,笔走龙蛇写下寄语。三十三年转瞬过,他执教的最后一堂课结束了。
数十载耕耘,只为上好这些课“埋头苦干,一心一意把教学做好。”在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高等数学上海市精品课程教学团队负责人金路眼中,老同事徐惠平是个不折不扣的实干者。
写板书,不抄书,是徐惠平的坚持。这来源于李大潜院士的一番话:第一堂课如果上不好,就极难纠正学生对于老师和课程的印象;上课拿着书往黑板上抄,对老师而言是最忌讳的事。
“我当时就给自己提了要求,讲课过程中不看书,所以备课的时间非常长,要在脑子里翻过来覆过去想,黑板上要写什么,讲到哪里要停顿。”徐惠平回忆道:“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可以说是战战兢兢。”
33年过去,学识和经验沉淀出自如。“没有课件,没有打印好的讲稿,除了布置作业,基本见不到徐老师翻书。”自然科学实验班2020级本科生刘思涵说:“只有一黑板一黑板的内容,接连呈现在我们面前。”
“严谨又风趣。”学生们常常这样评价徐惠平。讲完概念、定义再举例子,书上的范例讲完再进行知识延伸拓展,不同解法都兼顾到,其中还穿插着“徐氏笑点”,以调动课堂气氛。
以五六种方法求完一个级数和后说:“数学总有这种说不清的味道。”讲到圆柱螺线时类比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种种“徐言徐语”,经济学院2020级本科生韩宜展还能举出不少,与之相关的知识点也被牢牢记住。
教授知识是基本,帮助学生理解学科“潜在的、更深的东西”,也是徐惠平极为重视的一点。他希望学生,既能理解论证过程,还能探索所用方法的普遍性。
2013年,徐惠平参与的教研成果“综合性大学‘高等数学’课程研究型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获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自留校任教至今,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建已在熟悉的校园中耕耘36年。在他看来,教学是打开学生心灵之窗的艺术,而由他精心打磨的《中国法制史》课,也广受学生欢迎。
学生们记得课上那些生动鲜活的案例。讲授古代亲属法时,举的大儿子种地、小儿子外出做买卖的例子,使毕业多年的博士生,至今将中国古代家庭继承相关知识点牢记于心。
学生们也记得,由老师亲自拍摄的各大博物馆展品照片、亲手绘制的各种示意图,在课件中屡见不鲜。从铭刻裁判誓言的青铜器、规制森严的传统衙署建筑,到古罗马的渡槽,学生们欣赏着异彩纷呈的内容,在潜移默化中汲取知识和养分。
“思维之活跃和知识之渊博令人叹服”“把每一堂课都上得有意思又富有启发”“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渊博的学识与对待学术、生活的赤诚之心,赢得学生真挚的敬意。
在郭建的牵头下,复旦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制史》课程于2008年被上海市教委授予“精品课程”称号。他与主编叶孝信教授共同组织编写的复旦大学博学系列《中国法制史》,如今广泛应用于众多高校的法制史教学中。
“教学无涯。”2005年至2011年间,郭建接连主讲录制了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栏目“故事与法”“文史版”节目、上海电视台“法律文化”系列与“西方文学名著中的法文化”节目。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法制史》授课视频还登陆“学习强国”、 bilibili等新媒体平台,收获了大批90后、00后粉丝。
提起退休前的最后一课,李瑞锡回忆道:“没什么特别的,该怎么上就怎么上。”这位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2021年1月就已正式退休了。离开讲台实在“不得劲”,又得知学院有工作需要,他决定继续承担一部分系内教学工作。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解剖学老师。”李瑞锡再三说道:“只要有需要,我就来上课,这是力所能及的事情。”
2002年回国后,李瑞锡承担起《局部解剖学》的教学工作。近20年间,他坚守着两个雷打不动的“提前”铁律——每个学期前,必须提前到教室检查所有教学标本和设备条件,自己动手操作一遍;每次上课前,必须至少提前10分钟到教室,和学生交流,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近况,帮助他们调节状态。
与时俱进,是李瑞锡在教学中的一大特点。将最新的临床科研成果,从前沿学术期刊上搬过来、拆解开、讲明白,他年年都要调整教学内容,随时准备更新升级。
“解剖学是医学的地基,很多临床科研成果往往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上,我希望用临床成果来凸显解剖学的重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希望学生能对这门学科的重要性有更深的理解。”李瑞锡说。
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局部解剖学》于2005年、2007年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和国家精品课程,2016年又成为首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之一。作为编委、副主编和主编,李瑞锡先后参与四版国家统编教材《局部解剖学》的编辑工作,延续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年的传统。
用一生守护,只为桃李芬芳“如果把学校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老师只是提供养分的树叶,学生们才是树上的靓丽的果实。老师入校时没有仪式,离开的时候静静地走下讲台就好。”郭建如是说。
上课铃响起,郭建步入教室,准备继续《台港澳法》最后一课时的内容,却发现教室里多了些熟悉的面孔——30余位他曾指导过的研究生重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一起聆听“最后一课”。他们中毕业最早的,已离校20余年。
“技巧性的专识”与“浸润心灵的通识”,由课堂和言传身教中得来的这些东西,经年难以忘却,背后更是对“因材施教”的深入理解与践行。
“在学校里,教和学充分个人化,教师和学生各有特色;步入社会后,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思想,永远不要停止思考。”谈起给予青年教师和学生的寄语,郭建这样说道。
“我常跟年龄稍大一些的老师们说,解剖学成就了咱们的一生,咱们也要一起做点事情,算对得起为之奋斗大半辈子的解剖学。”秉持着这样的想法,李瑞锡积极投身于青年教师培养中。
作为中国解剖学会人体解剖与数字解剖学分会主任委员,他积极推动恢复全国统一的解剖学师资培训班。2019年,在中国解剖学会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局部解剖学和临床应用解剖学高级师资进修班在复旦大学举办。
“必须要提到的是李老师的严谨。”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副研究员袁向山,在博士阶段师从李瑞锡。由学生向教师的身份转变中,李瑞锡是他的引路人和陪伴者。
解剖学授课过程中牵扯到许多方位用词,如背侧、腹侧、远侧、近侧,李瑞锡总会向他强调用词准确的重要性。“有时候老师一含糊,学生就理解不了。只有徐氏正宗批八字软件专业版你把细节注意到了,学生跟着你才不会走岔路。”
“一定要动手去做,要做到一刀准”,这也是李瑞锡的“耳提面命”。奉行“能动手就不动嘴”的他,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执教以来,几乎年年都自己动手做标本。30余年下来,完成的标本数量早已无法估算。
耐下心去做标本,既锻炼手,又锻炼脑。“以后去上课的时候,不管学生问到你哪个结构,你都要三秒之内一刀准。”李瑞锡强调:“这是基本功的培训,也是严格的教学标准,要把书本上的东西和标本上的东西完全融合在一起。”
“解剖学老师从事人体结构教学很辛苦,被福尔马林熏得鼻子、眼睛都很难受,但我们是在带领医学生探索人体的奥秘,是在与生命对话,是在感悟生命,因此我们的事业是无比光荣的,我想让年轻的老师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我一辈子的体会。”李瑞锡感慨道。
“我们更多地是聚在一起讨论问题、解决问题。”金路介绍道。他与徐惠平所在的高等数学教学团队,迎接年轻老师的方式是一起讨论问题,并在教学中进行引领和指导。
提问,再甚者,质疑,也是徐惠平与学生交往中极为重视的一个环节。他每学期初必交代给学生的“八字箴言”中,后半部分“有难同当”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如果板书有错误,我希望你们能够立刻指出,如果发现了却不纠正的话,这个‘难’我们就得一起担了。”他打趣道。
最后一课的课间,学生请徐惠平签名时,他先是感到惊喜,有种“被肯定的开心”,又沉吟片刻,在姓名之前签上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接着转头嘱咐了学生几句。
“这八个字,不仅要用在课堂上,还要践行在复旦校园里、祖国大地上。”韩宜展觉得,自己会永远记得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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