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批民国财政部长的八字,李先念在湖北省工作,主政湖北省造福一方,同时还担任中共中南局第三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在他的领导下,湖北省经过军事斗争,顺利攻克剿匪、匪患的问题,又经过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欢欣鼓舞,分得了自己的田地,湖北省经济开展地有声有色。
但少有人知的是,大将授衔方案在最初拟定中,有几位评定为大将都已到了初稿这一步,而李先念便是赫赫在列的一位;但随着进程的推进,考虑到他已经转业地方,部队已无任职,所以没有再被评定军衔。
而就是这样一个“行伍出身”的带兵将军,这时中央决定让他去担任把握“钱袋子”的官——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经过几番推辞,毛泽东最后笑谈道批民国财政部长的八字:“先念同志,批民国财政部长的八字你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喽。”
宋子文?他可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没有他,蒋家王朝难以为继;是蒋介石最不听话的部下,两人还屡次对骂、冲突;他也是旧中国的“理财专家”,更是民国的乱世豪臣。这样的人当得好财政部长才怪。李先念被主席的“天方夜谭”逗乐了、想通了,当即表态:接任财政部部长一职。
那为什么李先念会被毛主席相中成为财政部长的呢?
毛主席为红四方面军的李先念打抱不平
1937年,红军长征两万五和西路军的一路风尘还未洗净,浴血奋战后的李先念来到延安,组织上先安排他到去抗日军政大学进行深造。由于红军历史上,他担任过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在肃清“张国焘路线”余毒的工作中,李先念难免受到了波及。入学短短不到两个月,周边的气氛便让他深感压抑,于是转学来到了马列学院继续深造。
工农出身的李先念,深知自身的短板,在哲学方面刻苦用功,马列主义水平和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与日俱增。此时,中国的抗日战场鏖战,日军攻势正凶,我国处于战略防御阶段;中国广大领土正被侵吞。
我党配合国民党正面作战,发动了大范围的抗日游击战,深入敌后,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辟多个根据地;这样导致能力出众的军事干部一下子就紧缺了起来。在此条件下周恩来于1938年致电毛泽东:“想尽办法,抽调二百军事干部即来”。
随之而来,延安各军事、政治有关大学的广大学员都先后投入了抗日前线大潮,在岗位上英勇奋战。李先念受组织安排,则被组织安排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虽然革命工作不分高低,但是从军政委到营长,连降六级,这种“速降”的落差可不是一般的大。
李先念还对此爽朗地说:“只要能打鬼子,在什么岗位都一样。我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后来还是毛主席了解情况找他谈话,还为他打抱不平:“太不公平了。”这一刻,毛主席想到了是那些因“张国焘路线”受牵连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毛主席为之不平的,又何止红四方面军的李先念一个呢?
毛泽东当即要求要把红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和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区分开来,对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一视同仁,充分显示了伟大革命领袖的深刻洞察力和博大胸襟,后来组织重新安排李先念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
毛主席后来1961年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曾谈到这段历史,说:“我在延安调查了一下红一、四方面军的职务安排,结果是四方面军同志很多做起了后勤、总务工作,做政治工作没有一个,其实就是不信任他们。”
同资本家打过经济仗的李先念得到陈云的推荐
李先念建国后当时主管湖北省工作,而中南地区的财经工作也在他的职权范围。建国初期,连年征战落下帷幕,国民党给下的烂摊子留给我们百废待兴,中南地区各省的经济十分萧条,同时,一些不法商人趁经济混乱之机,囤积居奇、操纵市场、制造混乱。
老百姓生活十分困难。李先念虽然不通财经之道,但他善于研究,善于调查分析,更善于从群众中总结经验。在他的带领下中南地区各省的财经工作如雨后春笋,慢慢地焕发了新机。
陈云对李先念主管中南各省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佩服。陈云感到,自己当初在上海与资本家打经济仗时,李先念也在中南各省同资本家打经济仗,而且,两人针对资本家的打法,竟不谋而合,这不就是“英雄惜英雄”吗?
恰巧,1954年中央在急需调一批年纪轻、能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在挑选财政部长的人选时,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毫不犹豫地向毛泽东、周恩来推荐了李先念。
陈云笃定地认为: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打仗,是个好将军;在建设时期管财政,也一定能成为行家里手。不得不说,我党老一辈革命家的眼光还真是毒辣,而李先念的优势又在哪里能让他在众多将领中脱颖而出?
一个是李先念当时45岁,这个年纪,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是比较年轻的,年富力强,正是当打之年;二则李先念头脑清楚,对许多经济数字,都能印在脑子里而不忘记,用现在的话说,这位拥有纯粹的“理工科”大脑,对数字非常敏感;三是李先念很爱学习,爱钻研的那股劲,和他共事的人都有所了解;最后是李先念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特别是主政一方后的成绩,尤其经济搞得还很不错,很有开创精神。
在中央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推荐李先念后,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视。他们经过慎重考虑,并且对李先念的工作进行了解之后,拍板决定,调李先念进京工作,任国家财政部部长。
1954年5月,李先念乘坐的列车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来迎接他的是国家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金明。见到这两位共和国的“财神爷”,李先念心里没有多想,琢磨着中央调自己来中央工作,可能与财经工作有关吧;万万没想到这次他是来财政部挑大梁的;而这两位接车大员,也即将成为自己的直接下属。
新中国财政部长让国民党宋子文来干?
到北京的当天,陈云就派秘书接李先念到中南海去谈话。陈云见到李先念后,没有过多寒暄,直接说道:“中央的意见,是调你到北京来,出任国家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听陈云正式谈了中央这一打算后,诚恳地表示说:“我过去长期打仗,文化就半桶水,财经是一窍不通,财政部长这样重要的职务我恐怕是担负不了啊。”
他建议中央另外考虑人选,陈云认真听完李先念解释后,坚定地说:“这是组织经过多番研究决定的,相信你一定胜任,你就不要推辞了呀。”陈云还说,一会儿小平同志也要找你谈。
李先念和陈云谈话不久,邓小平就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秘书长,兼财政部部长。他告诉李先念:“我过去也没有学过经济,也没有当过财政部长,现在你看我,也兼顾着啊。你啊,要对自己有信心,我是信任你的。”
李先念心理忐忑不安对邓小平解释说:“我长期在军队工作,也在地方工作过,但对经济还是外行。这样重的职务,我恐怕干不了,希望小平同志理解我,同意我的意见,另外选更合适的人当财政部长。”邓小平说笑着说:“其实,我们认为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你要对自己的财经工作有信心嘛!做好上任的准备。”
陈云、邓小平和李先念谈话之后,李先念感到思想压力很大。他说自己难以胜任财政部长,倒不是畏难和谦虚,而是实实在在认为自身水平达不到这个“专业”程度。他幼年时只读过两年私塾,后面在战乱年代如饥似渴般汲取知识养分,但毕竟没有经过系统、专业、长期的专业学习,而财经是国家稳定的重要命脉,专业性非常高。
他长年带兵打仗,没有机会集中学习。在新疆他补习过;在马列学院只学了半年,当时一心一意要求到前线阵地去带兵打仗,操心的也是前方的战事;对经济方面的课程,他听不进去也弄不明白。现在马上让他当国家财政部长,不懂经济理论知识的他,一时之间都不知从何处着手,这真是水牛抓跳蚤——有劲使不上啊!
回到北京饭店,李先念给他的老同事刘建勋、王任重、刘子厚分别写了信,信中谈了自己来北京后的感受。他在信中说:自己的能力胜任不了国家财政部长,但陈云、邓小平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只能勉强工作。
李先念将信发出不久,就接到了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要他去中南海,找他谈话。原来,毛泽东听邓小平说李先念已经来北京了,非常高兴,又听邓小平介绍了李先念的想法,就想找李先念谈一谈。
1954年6月1日,李先念应邀到毛泽东的住处,毛主席见到李先念十分高兴,说道:“先念同志,我听说你不想当这个财政部长啊,是有什么要求嘛,都可以提出来嘛!”
李先念没有直接回答毛主席的问题,而是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说道:“主席,我这个能力和水平,财政部长肯定是做不了,中央再斟酌下,看看由其他同志有无更合适的?”
随后,毛泽东面带微笑,说道:“好你个李先念啊!这么久没见,一见面就给我出难题啊!”然后把为何他才是担任财政部长的最佳人选,国家目前需要振兴经济建设的大政方向,向李先念娓娓道来。最后,毛主席缓缓地说:“先念同志,你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毛泽东的这一句话,对李先念触动很大,也使得李先念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
此刻,他也想通了,当即向毛泽东表示:“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那就干,还要争取干好!”
毛主席称赞李先念是党内经济工作“四大名旦”之一
李先念就任财政部长之初,确实不熟悉财政经济工作。当时他就说过:“就我个人来说,财政工作的经验很少,可以说是个外行。”
虽说是财经门外汉,但李先念知道,财政工作是一项专业性、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财政专业知识和丰富的财政经济工作经验,可是,这些他都没有,怎么办?
他认准一个字:学。到了财政部长的任上,李先念自己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一年读遍读懂马列主义、毛泽东关于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著作和中央有关文件;再用一年时间,系统地掌握财政、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熟悉这方面的政策和法规。
仅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仔细读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关于经济方面的全部著作,并且对这些著作有了深刻而又系统的把握。当时,他已经成为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的领导人之一。
李先念在主持召开财政经济方面的会议时,总是有许多财政经济方面的专家参加。李先念把这些会议当做向这些专家学习的一个好机会,开会时,总是让这些专家把自己的意见说完说透,他在那里静静地听,认真地记,反复进行思索。听不懂时,就反复地请教。
在新中国的财政部,李先念请教的人,有司局长、有处长、有科长、也有一般干部。凡是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抓紧时间向人请教,不管对方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他都要向人家讨教明白。对于李先念的这一特点,他的老部下段云、王炳乾都回忆道:李先念真正做到了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
由于刻苦自学,虚心请教,李先念迅速成为中央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专家。在中央高层研究重大财经问题,拟定重要方针的议题上,李先念的发言总是包含着很深刻的经济理论观点;国家许多重要的财政经济方面的数字,他都能装在自己的脑子里,在会上,他能脱口说出许多重要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对比,简直就是一个移动“大数据”。
而且,他提出的意见、方案,都是站在全局的高度进行考虑的。毛主席、周总理等,都对李先念的这种迅速而巨大的进步,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毛泽东就此评价过:我们党,在经济工作方面也有“四大名旦”,周恩来算一个,陈云算一个,李先念算一个,薄一波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