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
那么,何谓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
文化为什么可以自信?文化的本质内涵是什么?近代中国的落后到底是因为文化的因素吗?现代我们又该以什么的文化自信来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同学们好,从今天开始,本课程将系统简要的为大家呈现《易经》中的政治智慧的有关内容。现在我们开始第一讲:政治智慧与治国理政
从传统文化角度看政治智慧,就是治国理政智慧,也可以简称治理智慧。政治是什么呢?《尚书·毕命》指出:“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周礼·地官·遂人》上说“掌其政治禁令”,在这里“政”代表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治”代表的则是现代意义上的行政,其实就是治国理政的意思。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是一种共同体生活的实践智慧,政治是自由公民彼此之间通过理性的言说在城邦之内追求充满德性的幸福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必然需要治理。吕思勉认为:“所谓政治,就是国家所做的事情”。孙中山先生明确提出:“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列宁说:“政治就是参预国事,指导国家,确定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马克思指出:“政治,指的是特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围绕国家政权所进行的全部活动”,马克斯·韦伯在分析什么是政治时,也是直接从国家来入手,提出“我们打算只从一个政治团体——也就是今天的国家——的领导权、或该领导权的影响力这个角度,来理解政治。”这可以说明政治就是治理主体为了治国理政而开展的各种活动。
而作为传统文化主要代表的六家学派: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其主要人物首先是政治哲学家或者政治思想家,其思想都是指向当时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活动的,是为了解决当时治国理政问题而提出的思想主张。比如胡适认为,研究社会、国家如何管理、如何组织的学问,可以归入政治哲学。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孔子认为,六经其目标都是为了治国理政的需要而产生的,不过是在论述治国理政问题时有所侧重。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意思就是六家思想的主旨都是致力于通过治国理政来追求太平治世的。
《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从中可知,在当时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之时,当时的思想家便怀揣自己的学说,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直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大概这些思想学说的主张都是为了当时的经世致用,治国理政,也可以说,当时诸子百家的著作大概都不是为了取得学位和评职称而作的。这正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入世和实践精神,后来张载在“横渠四句”中将中国文化的精神总结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出一个人的人生价值乃是对国家,对社会的担当和使命。从政治角度讲,那就是要去为治国理政或提供思想,或躬身入局,而不是置身事外,体现了积极入世的精神。所以孔子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晚唐的罗隐在《馋书》中指出:“君子有其位,则执大炳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以此警当世而诫将来”。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 ,也十分激赏宋代士大夫所体现出来的秩序重建的抱负以及公共担当的境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说过:“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智慧首要的是政治智慧,是治国理政的智慧,而不仅仅是狭义的个人修身和处世智慧。个人修身在传统文化中属于“内圣”的层面,而治国理政是“外王”的层面,内圣是为了外王,外王才是君子的追求和最终责任,而外王必须通过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才能实现,正如孔子所言:“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这些对建立美好世界的治世追求思想其实都源自于《易经》哲学,据《汉书·艺文志》载:“‘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
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易为五经之原”的说法,这是说五经从不同的方面促进国家社会治理,而《易经》是五经之源头。因为易经是与天地相终始的,《易经》是宇宙秩序的模拟,是天人合一之道的体现,就像陈鼓应说的,其主旨是要解决中国古代哲学的中心议题:天人关系问题,由此衍生出了中国文化中所讨论的天道和人道关系、衍生出了政治上的道统和政统关系、衍生出了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知行合一关系等。由此我们可以大胆界定《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总源头,清华大学教授任剑涛认为,从政治哲学角度,《易经》是一种对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历史建构,为政治的正当性、政治共同体的内容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正当性提供了基础。也就是说易经哲学首先是政治哲学,易经智慧首要是政治智慧。
之所以说《易经》智慧首要是政治智慧,是因为人的时空就是政治的时空,或者说,人就是政治。正如我们经常听到的,说你要讲政治,其实质就是你要注意你所在时空的人际关系。所以亚里士多德就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用易经的话就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这句话后来演化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马克思也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易经》设卦取象,基于天道规律,昭示君子要效法天道。天道的逻辑就是通过在宇宙这个大时空里普遍利他而展示自己的存在价值。所以君子的首要任务是基于天道为人类的政治秩序设立目标,这就是《易经》提出的“时空”;君子设立的政治目标必须是利民的,因为权力是来自于人民赋予,这就是《易经》提出的“利他”;而要促进所有人都能普遍利他,最简化的办法就是明定制度,加强教化,这就是《易经》提出的“简化”,这正是《易经》天道智慧的逻辑:时空、利他、简化,我们称为理解《易经》政治智慧的三把钥匙,也是本课程展开的逻辑主线。
因此本课程的逻辑结构是:我们提出文化自信,因为传统文化的总源头是《易经》,而《易经》作为群经之首,其智慧就是政治智慧,政治智慧要求人们效法天道制度化利他,普遍利他的制度自然“以人民为中心”,自然可以自信,而《易经》正是提供了这样的逻辑。因此《易经》才能成为群经之首,成为了诸子百家政治哲学思想的总源头,为我们提供了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
所以本课程将从分析《易经》政治智慧和治国理政的关系出发,通过明确“文化”的本质内涵和“文明”的关系,通过分析《易经》政治智慧的逻辑:时空、利他、简化,并用这个逻辑来验证周公、管子、商鞅、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的政治哲学、政治方略或政治实践的智慧所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增加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深刻理解和认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