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24出生的命运如何的简单介绍

老师王洪喆与00后学生在北大校园

30年前，

五线小城汉中的第一间游戏厅人气火爆，

装下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的迷惘；

20年前，

从小村庄去深圳的流水线女工，

为结交到四海好友而感到快乐……

这是一群北大00后学生记录的父辈故事。

去年开始，

300多位北京大学的00后学生，

将视角对准自己的家庭，

用口述史、媒介考古的方式，

记录下这些具体而微的父辈往事。

2021年10月，

展览《噢！孩子们，千禧一代的家庭史》

在北京举办。

00后学生丁芷宁父母的大学毕业照 1994

展览现场，具有年代感的烟标收藏品

承载着时代记忆的旧刊物

这是现实版《我和我的父辈》，

没有电影诗篇的恢弘巨制，

却有普通生命的酸甜苦辣。

父辈们在生命中经历的

勇气与无奈，取舍与决绝，

超乎了年轻一代的预料，

继而成为他们在未来路途中的供养。

编辑 钱雨朦 责编 陈子文

初秋的北大校园

“你们知道，人类是什么时候登上月球的吗？”

“老师，人类登上过月球吗？”

“老师，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60年代吗？”

这是发生在今年上半年北京大学课堂里的对话，提问者是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老师王洪喆，回答者是一群00后的北大学生。

王洪喆对一条，讲述了这样一个“荒诞”却真实发生在中国一流高等学府的故事。

王洪喆接受一条采访

为什么如今的00后，对距离人类最近的20世纪如此陌生？

作为一个80后东北人，王洪喆亲身经历改革开放、东北下岗潮、教育改变命运……他觉得自己这一代的成长自带历史感。同时作为一个学者、老师，他一直都关心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

王洪喆认为，比较之下，千禧一代年轻人，仿佛处于一个被“熨平了”的世界里，经济高速发展，所有人的生活都在变好，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最平稳的阶段。

但事实上，线性繁荣的社会并不常见。比如，眼前这两年，疫情笼罩世界，隔离成为关键词。暗流涌动之下，如何让这一代年轻人，在获得个人成长的同时，培养起历史感，更好地面对未来世界的不稳定？

接受一条采访的5位北大00后

一个可能的做法是，回到社会的最小单元——家庭，去发掘日常之下被忽略的过去。

在这项家庭史写作课程作业里，有人回顾自己所处的移民家庭的往事，有人回到母亲的前半生，去记录平凡女性的独立之路……这群00后不仅仅是客观的记录者，更是参与者与反思者。

以下是5位北大学生的讲述。

我来自普通工薪家庭，几代人按部就班地生活在陕西汉中这个五线城市里，总感觉没什么家庭史可写。

直到听闻我的任务后，一向不太擅长表达的父亲，从地下室找出超级任天堂、索尼PS1游戏机和游戏光盘，我才知道，我的父亲，一名体制内公务员，曾是小城第一家游戏厅的老板。

时间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父亲从陕西省商业学校毕业，到市物资贸易中心工作。那时的物资局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物资买卖都需经过这里，有体制内外的差价，稳赚不赔。1992年国企改革后，一切都变了，父亲响应号召，“身先士卒”下了岗。

迫于生计，父亲寻找新经济体制下的可能。从小就玩街机游戏的经历，给了他启发。他去省城西安考察，看到了日本引进的超级任天堂和索尼PS光碟游戏机。

超级任天堂、索尼PS1游戏机和光盘

当年，这类磁卡或光盘导入的游戏机价格高，家庭购买的人极少，但足够新鲜，比如超级任天堂就有一千多种游戏，可玩性高的也有一百多种。

何不开一家新型游戏厅呢？父亲花四万多元，置办了8台全新游戏机，还改装连接数据线，把操作应用到了大屏幕的街机上。

这些尝试太新了，以至于父亲找公安备案之时，对方也是第一次接触。父亲还需反复解释，即将开业的游戏厅没有赌博性质，选址会距离学校500米以上。

1995年7月，紧邻汉中最大夜市的“超人游戏厅”开业。人均月薪200元左右的当年，游戏厅每小时收费4元，并不便宜，但生意兴旺。最好的时候，从中午到晚上十点多都是满机状态，每个位置旁都有等待的人围观。

游戏厅里，从不缺年轻面孔，但熟客是“奢侈”。经济改革的大浪下，年轻人不得不面对本地急剧减少的工作机会，陷入迷茫。父亲见过不少待业青年来打游戏，情绪发泄到按键和虚拟角色中，关系好的还能帮忙看店。但他们往往今天开着玩笑，明天就此消失。

离开安逸小城，去发达的沿海地带寻求生计，这是那个年代很多人的最终选择。

而游戏厅里，新的年轻人又涌入……

甘鹏褀父亲最喜欢《街头霸王》游戏中 精通中国功夫的春丽角色 截图来自Capcom《街头霸王5》

当然，超人游戏厅的命运是可以预见的。后来，网吧普及，电脑进入千家万户，游戏机变得老旧。父亲转了行，并在2004年关闭了游戏厅。

如今想来，可能是“基因”作祟，我5岁的时候，就学会了电脑游戏，也在小学经历过因为游戏，小小耽误学习的时光。那时的父亲，早已褪去了游戏厅老板的身份，成为了一个下班回家检查电脑是否发烫的严厉中年人。

前不久，父亲翻出老游戏机时，想试着连接电源，看能不能再玩一盘《街头霸王》。屏幕亮起的那一瞬间，他迟滞的手指，一下子灵活起来。

我的老家在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灵固村。我的父辈们有着鲜明的共同点：务农与做工。对于前者，我并不陌生，但对于辗转各地的打工故事，一直了解不深。

我想讲述的是母亲人生中两段做工的经历。

1997年到2001年，母亲在熟人介绍下，到深圳一家中外合资的快餐供应链企业，做鸡肉分割工人。硕大的工作车间里，有7条流水线，母亲所在的流水线上，近30名工人整齐排列。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靴子，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负责分割鸡的不同身体部位。

我下意识会觉得这是一种高度被管理的生活，但母亲却告诉我：“二十年了，最合理的待遇居然是在深圳那个时候。”

相比较落后的皖北村庄，她去到的是改革开放下蒸蒸日上的深圳。虽然工作重复枯燥，但下了生产线，她有许多和她一样从中部地区出来的工友，母亲和她们一起参加厂庆团建，逛世界之窗。即使工资不高，还需省吃俭用寄钱回家，母亲消费不起自己参与加工的洋快餐，但公司常有鸡肉福利，让大家解馋。

上：在深圳，张懿母亲（前排中间）和女工们一起团建 下：在员工宿舍

见世面是一方面，深圳打工，更让只有高中学历的母亲，意识到提升自我的重要性。进厂培训的考试中，她得了满分。母亲还读了半年夜校，虽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考成人大专，但学习的过程，已让她收获许多。

在我的认知中，如果没有后来的返乡结婚与生育，母亲可能会一直在深圳待下去，活得更好。但她从未在我面前表露过遗憾。

回到家乡后，母亲一边照顾年幼的我与弟弟，一边寻找更多的做工机会。2010年开始，在表哥的帮助下，她尝试做起小饰品代加工。发箍、发卡、珠串等小饰品，通常需要手工来制成成品，农闲时节，母亲去义乌找单子，发动起村里的妇女老人打零工。

从义乌运来的手链半成品和村里妇女制作的发箍成品 制作过程并不复杂，但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从一开始的两三百串，到后来的十几二十万份，母亲凭借在外打工的经验和在村里的好人脉，逐渐将小事业做起来。

也许是东南亚或者更远的非洲，这些小饰品的去向，母亲没有特意去询问过。我在电商平台看到过类似的饰品，它们被标上“韩式”的字眼，价格也比村里的劳动者们所获收益高出许多。

这些仅仅是母亲前半生中的做工片段，父母漂零生活的真切感受我无法准确捕捉，但无论是一只鸡翅还是一串饰品，无论是远走他乡还是回归故土，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和才智，与这个巨大的充满变化的世界，在发生着关联。

今年，在我进入大学的第二年，母亲也在寻觅着再考成人大专的机会，她可能会为学习英语而头疼，但我相信，这一次，她一定可以完成她的目标。

北京去新疆阿克苏的飞机，需要经停乌鲁木齐，前后差不多要7个小时。

今年五月，借着放假间隙，我回了趟阿克苏。

和2021年的飞行不同，1981年的7月，来自四川省安岳县的一群人，要用脚步丈量这趟未知的长途旅程。

徒步从安岳走向成都，再买上人生的第一张火车票，去往4000公里外的南疆。他们是教科书上书写的踌躇满志、自觉投入边疆建设的有为青年，但更加是为了不挨饿与活下去的普通人。这群人中，便有着我的外公、二外公、小姨婆和二舅公。

一直以来，我都知道他们到新疆的不易，却不清楚这条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那趟火车因为四川盆地一场极为罕见的持续暴雨，而停在了陕南的荒野中。外公一行人，沿路靠着救济，睡桥下涵洞，暴走四五天，去向最近的甘肃天水站。

上：童玥外公外婆的结婚照 下：外公（前排右1）等人在四川老家时的合影

一个月后，他们抵达目的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一师十四团。

兵团，是我生长的地方，却较少被外界了解。它承担着军农合一的历史使命，有着师、团场、连队的层级划分，和省市县乡的地方体制类似。

之后的几年间，我的外婆、母亲等人陆续来到新疆。这种相聚并非是圆满的完成时，而是团结在一起，去开垦拓荒，维持生计的进行时。

在四川老家，外公外婆已育有我母亲和二姨两个女儿，计划生育的年代，他们靠着人情关系免受巨额罚款。而80年代初的新疆，因为人口不足，甚至允许生育三胎，后来，外公外婆在新疆生下了我的舅舅。

现实比我想象的更复杂。其实，哪怕新疆当年政策允许，考虑到生活的负担，外公外婆也不打算留下孩子，最后被团部医生拦住了。对方站在团场建设缺人和未来按人头分发物资的角度，劝服了外公。

回忆起当年，外公笑了。他们并不像我预设的那样，以自我怜悯的视角看待一切，抱怨运气不好或埋怨他人。取而代之，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踏实劳作，去解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让孩子吃饱饭，住进还算可以的土房子之中。

童玥外公（右1）与舅公们在新疆的合影

后来，外公取得正式职工的位置，生活也随之变得优渥。我的母亲在读高中前，已经换过三辆自行车，后来他们姐弟三人，都到内地读大学，受到好的教育。

通过这次家庭史的书写，我似乎第一次坐下来，放下年轻人自恃掌握话语权的傲气，以平视的角度来与祖辈对话。

他们用自己的踏实努力，为后代去争取了更多远行的机会，但这种主动选择的跃升与他们当年的被迫离乡，已然不同。

我出生在巴西圣保罗的一个华侨家庭，8岁那年，父母回国发展，我跟着他们的脚步，第一次回到故乡：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

那时的我，中文讲不利索，更何谈难懂的青田方言。阿太（外曾祖母，方言读作e tá，也可以用来称呼男性）就是这样一个讲着方言忽然出现在我生活中的老人。

季俊豪阿太（右）和她母亲的合影

阿太一个人住，非常节俭，她跟着天光作息，不愿意开灯，总是坐在窗户边的木椅上念着“阿弥陀佛”，给菩萨纳小小的绣花鞋。

我下意识不喜欢去阿太家，听不懂她说话，也听不懂电视上放着的越剧和收音机里播的佛经。她的房间里总有着很重的味道，也许是老式木头柜的味道，也许就是“老人味”。

上：季俊豪阿太纳的绣花鞋 下：手织的麻布

当我接到家庭史的作业之时，自觉素材颇丰。我的祖辈是中国第一代移民，家族成员遍布欧洲、南美洲各国。母亲也会在日常生活中和我聊祖辈，包括这位她成长中最亲密的阿太的故事。

“苦，她这一生太苦了。”母亲这样概况阿太的一生，这也是我想要书写她的原因。

阿太1928年生于青田县方山乡，是家中的独女，她一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阿太就与她的外婆清苦过活，抗日战争时，日军闯入家门，阿太就躲在她外婆的围裙下面，她说：“看日本军一眼就能被吓死。”

我查阅家族志，能够清晰地看到家中祖辈男性，经过长距离的跋涉抵达海外，并通过“提包挈卖”（该词也来自方言，指初代青田华侨在海外的营生：扛着中国特色的装有日用物品的大编织袋，一家一户敲门兜售）生存置业，再对故乡做出贡献的历程。

比如阿太的继父是三下南洋从事贩卖石刻生意的商人，还在菲律宾创办上海书局，编印抗日救国材料，获得政府的嘉奖。但历史文献，却对于男性出走后、留在家中的女性少有描述。

季俊豪阿太生活过的老屋

阿太在23岁那年，被迫嫁给了并不喜欢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外曾祖父。结婚生子后，受到历史风波的影响，外曾祖父成了跑路海外的一员，辗转到巴西讨生活。阿太就留在了村里，照顾老人孩子，成了顶梁柱。

后来，外曾祖父在巴西定居，并娶了新的太太，有了另一个家庭。经济上，他照应着国内的家庭，我的外公外婆也相继去到巴西发展，除了母亲在国内跟着阿太长大，我的舅舅们直接出生在海外。

阿太也曾在1994年到1998年间去巴西生活过一段时间，但对于这个守着老宅过了一辈子的老人而言，那里始终过于陌生。

季俊豪外曾祖父和阿太在巴西的合影

2011年，阿太走到了她生命的终点，弥留之际，她对我母亲说：“你们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了吧，你阿公的老房子不能丢下不管。”

如今，我和父母还有姐姐弟弟都长久在国内生活，每次踏入家门，我脱口而出的，是一句句和阿太一样的青田话。母亲叮嘱我们，回家了，就要说家乡话。

我的母亲很普通。在家里，父亲喜欢讲自己的过去，对时事侃侃而谈，她却很少谈论自己，发表观点。工作上，她是勤恳认真但有些无聊的办公室文员。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女性，成了我家庭史写作中的主角，透过泛黄的家书、老照片、日记、同学录，我第一次跳出了“女儿-母亲”的单一视角，看到了一个从家族独立出来、自由追求爱情的不平凡的女性。

母亲1973年出生于天津蓟县（如今的蓟州区）的一个干部家庭，作为家里最受疼爱的小女儿，她本可以一直在舒适圈中长大。

但母亲不想这样，她希望努力考学，离开蓟县这样一个闭塞的小县城，去到她心中真正的大城市工作生活。

这在如今看来不奇怪，但在那个子承父业，关系胜于能力的年代，多了一些叛逆与自由的色彩。

母亲是文艺青年，她爱看书写作，考到天津城市建设学院上学后，进入到一个叫“蓝宇文学社”的校园社团，还做了学院院报的编辑。

上世纪末天津村庄里，丁芷宁父母的婚礼

通过细腻的文字和表达，母亲留下了许多那个年代女性对自己人生境遇的深刻思考。

在一封母亲写给父亲（他们是大学同学）的信件中，已是父亲女友的母亲，毫不避讳地聊起自己无疾而终的高中初恋。她认为被帅气外表吸引是短暂的，真正意义上相互理解的爱情才是她想要的。而当她规划起和父亲的未来，字里行间有青涩的悸动，也有现实与理想交织矛盾的复杂情绪。

有意思的是，母亲还写下了当年风靡全国的电视剧《渴望》的观后感，她被其中人物的做法震撼，也反省自我，需要多读书，提升思想境界。

上：丁芷宁母亲中学同学录 下：详实的育儿摘抄、日记和剪报

其实一开始，姥姥姥爷并不赞成父母的婚姻，父亲来自农村，但同样独立的他也是早早离开原生家庭，跑各地闯天下，在私企拿着丰厚的待遇，见多识广。母亲努力说服老人克服门第观念，认下了这只“潜力股”。

在她看来，两个独立个体的结合，有利于实现她在城市建立自己小家庭的目标。

说白了，她不希望自己的日常生活被公婆指手画脚，或与大家族有太多牵连，她要在自己的小家说了算。2001年，父母依靠自己的积蓄加上东拼西凑的5万元付完首付，成为天津第7个贷款买房的家庭。

年轻时的丁芷宁父母

我问过母亲：“如果没有结婚，你的人生会不会有更多的可能？”母亲答：“我们当初就是很自然地想要结婚生子，觉得这是人生必经之路。”

这句话放在如今，可能一点也不“酷”。但在我看来，母亲勇敢地从县城出走，靠努力在城市扎根、建立家庭，并过上了自己想要的自由独立的生活。

这就是我心中最酷的人。

编辑后记：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始终在思考，如何建立“历史感”？

在这里，它可能是打开宏大历史的另一面，去最日常的家庭生活里，寻找更多细腻的叙事。正如王洪喆所说，“大部分人是生活在’中间’的，他们既关注时代发生了什么，也关心个体的生计，而个体与时代的牵连是复杂的。”

不善表达的甘鹏褀父亲，在儿子关于游戏厅的问题抛出后，洋洋洒洒写下了3000字的前半生总结，字里行间，道不完青年下海的豪迈，也有往事翻篇的唏嘘。

张懿记得，母亲百分之七十的照片，都摄于世纪之交的深圳。她依然惦念着合影里的那些工友，期待可以从社交媒体上找到联系方式。

回想展览一开始的介绍视频里，这群00后大学生，用五湖四海的方言说出一句：噢，孩子们。无数家庭、地域、文化交织在一起，汇成时代的声音。

这一句词“噢，孩子们”，来自NickCave的《O Children》。它曾作为配乐，出现在《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中：主人公长大成人，开始直面且改变世界，他们在摸索中奔向未知，在迷途中回望时，收音机里传来了这首歌曲。

北京大学秋景

也许能够让千禧一代真正记住的，就是父辈祖辈们在各种考验面前，所展现的勇气与无奈，取舍与决绝。

而当他们在未来的路途中，面对疑惑迷茫时，更需要回头看看，过去的人是怎样活过来的。

感谢王雅婷、申彤、薇薇安及北京大学“中国当代艺术档案”专馆对采访提供的帮助。

摄影：曹雪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