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

【最美奋斗者】

光明日报记者 陈海波

1949年，18岁的上海交通大学大二学生胡仁宇申请换专业——从电机系转到物理系。他认为，刚刚诞生并将迎来大建设的新中国，需要更多理科方面的人才。翌年，他又转学到清华大学物理系。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每个人都想着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改造为美好的新中国。胡仁宇的想法也很简单：自己的前途始终要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52年，胡仁宇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工作。在这里，前辈科学家们为胡仁宇打开了核科学研究的大门。他们为胡仁宇这些刚入所的年轻人讲授核物理、量子力学等方面的知识，进行核物理相关的实验辅导，胡仁宇由此真正开始接触核科学。之后，胡仁宇被分到实验组，开始接触核技术研究实验工作。许多科学发现和科技发展，都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核科学与原子弹研制也是如此。

1956年8月，胡仁宇赴苏联科学院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58年7月，胡仁宇回国时，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告知他：不要再回苏联学习，马上到二机部九局报到。二机部当时负责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以研制核武器为主要任务。

胡仁宇新华社发

胡仁宇来到二机部九局，接到一个任务：和王方定一起组建中子物理与放射化学实验室。当时，苏联与中国签订协议，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然而，好景不长。1959年，苏联撕毁协议，中国只能“自己动手，从头摸起”，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

在王淦昌、朱光亚、何泽慧、刘允斌等老科学家的指导下，胡仁宇和王方定、赖祖武等同事一道，带领一批年轻大学生夜以继日地投入科研工作中，用较短的时间、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效率，建立了中子物理与放射化学实验室，完成了中子源的制备、脉冲中子的测量和临界质量的测定，圆满地完成了原子弹试验前这个领域应该承担的任务。

1963年，根据原子弹试验的实际需要，胡仁宇与众多科研人员迁往青海某核试验基地。胡仁宇与同事们研制的核心部件，被成功地装配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上，为第一颗原子弹的核爆试验提供了保障。原子弹核爆试验成功后，胡仁宇和唐孝威等人又投入到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工作中。其中，胡仁宇在核爆近区测量某高难度技术方案的审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胡仁宇参加了10多次核试验，组织领导了其中6次，根据国家需要，与同事们保质保量按进度完成，满足了理论设计对近区物理测量的要求，为确保每次试验圆满成功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和专业组一起，在核技术研究实验中积极引用新技术、新设备，开展新的测试方法，不断完善测试技术，为我国核技术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不过，胡仁宇认为，核试验是一个复杂的大科学系统工程，各方面工作都是“强耦合”的，“就像木桶，有短板不行，哪怕有缝隙也不行”。这种大科学工程，“根本不可能一个人搞成什么事儿”，而是集体奋斗、协同攻关实现的，“我只是完成了我所在岗位的工作而已”。

回顾一生，胡仁宇感到很知足。他实现了曾经的愿望，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能够参加国家这样的事业，这一生至少是没有白活。”他说。

《光明日报》（ 2019年09月27日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