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1959特赦人员命运如何的词条

　随着海峡两岸的进一步和解，封闭多年的民间交流大门正在徐徐开启。在展望两岸关系和谐前景的今天，尘封的帷幕也为我们揭示着历史曾经有过的沉痛一页。1956年中国首次释放日本战犯和1959年第一次特赦国内战争罪犯，都已成为难忘的重要篇章。至于第七批特赦国内战犯后，十名获准赴台探亲的原国民党人员滞留香港期间发生的一切，无疑已成为沉痛的历史教训。

1956年首次释放日本战犯和1959年特赦首批国内战犯，标志着中共战犯改造政策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战争罪犯的改造和教育，从一开始就奉行“给出路”的政策。1956年，中国第一次释放的是日本战犯，共有355名战犯从天津乘客轮返回日本。

中国政府主动释放日本战争罪犯的决定，激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应。中国政府能在新中国成立七周年之际释放这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战犯，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改造战争罪犯方面采取的是开明政策。

接下来，又释放了第二批和第三批。到1964年底，在押的1062名日本战犯全部释放回国。

第二次特赦的对象是在押多年的国内战争罪犯。对于这些战犯，中国政府采取分批审理，视其改造情况，分批进行特赦。195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国政府鉴于大批在押的国民党战争罪犯和其他战争罪犯十年间改造的现状，决定在十年大庆之际对一批确实改过自新的在押战犯实施特赦。

关于战争罪犯的处理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在一份党内文件上作过重要批示：“我们把一批战争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分期释放。”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周恩来在一系列关于战犯改造的报告中作过多次相关批示和指示。他在一份关于战犯改造的报告上就曾批示：“我们还是要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

1959年9月17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特赦战争罪犯的指示》。在这份内部文件中，中央正式向全党阐明释放一批国内战犯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后作出《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战争罪犯的决定》。从此，开始了对国内战犯的审理和释放的准备工作。

12月4日，户外下着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寒风呼啸之中，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却温暖如春。这里正在隆重举行首批国内战犯的特赦释放大会，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国内战犯的首批特赦。因此，所有参加这次特赦大会的在押人员都显现出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激动。在第一批特赦的战犯之中，大多是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而作为伪满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也在这次特赦之中。当中国政府特赦首批33名国内战犯的决定公布以后，海内外的反应比三年前释放日本战犯时更加激动人心。因为当时的台湾当局仍然与大陆隔海对峙，蒋介石甚至还不时通过国际传媒叫嚷要“反攻大陆”，而中国共产党居然在此时对国民党在押战犯宽大为怀，实在令世人为之震撼。

紧接着，对第二批50名战犯实施特赦，其中国民党战犯45名，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在45名获准特赦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中，出现了范汉杰、李仙洲这些战场上的强硬人物。第三批特赦战犯68名，其中国民党战犯61名，伪满战犯7名。第三批名单中出现了廖耀湘、杜建时等战犯的名字。第四批特赦战犯35名，其中国民党战犯30名，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从1964年12月到1966年4月，又先后释放了第五批和第六批在押战犯。第五批释放53人，其中国民党战犯45名，伪满战犯7名，伪蒙战犯1名。第六批57人，其中国民党战犯52名，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共有改造好的296名国内战犯获得了新生。

第七批特赦国内战犯293人，与以前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全部释放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1966年至1971年这五年间，关押在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尚未批准释放的国民党及其他国内战争罪犯，不仅没有继续因其改造状况得到审理或释放，甚至还有一些战犯因年老体弱不幸病殁的情况发生。越来越多的《情况反映》摆放在周恩来的案头，让这位为国殚精竭虑的总理倍加焦虑。

1971年5月，周恩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呈送的《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死亡情况的报告》上批示：“抚顺战犯管理所，政治工作有成绩。改造日本战犯，尤为显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公安部工作不下达指标，也不派人下去检查，因之，许多战犯病亡，每年增长。66年1人，67年5人，68年8人，69年9人，70年10人，71年两个月死3人。证明工作水平日益下降。而辽宁省革委会人保组报告，对有重病者(13人)并无急救治疗方法，对其他130名犯人也无紧急防治，只说不让这些人过早死掉，以便挤出‘活材料’，派去的人也只为挖‘活材料’，一句话也未提到如何改造得好。应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无产阶级政策，给这些战犯以特赦的出路。否则，人家会说，大战犯特赦了，小战犯关到死，外国战犯特赦了，本国战犯关起来。这是不符合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无材料可挤，重点应是改造，给以生活出路。”

1975年3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均身染重疾，但他们仍然抱病批阅了与释放在押战犯相关的文件。这次会议公报指出：“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的建议。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在会上就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问题作了说明。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总理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和华国锋副总理所作的说明，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

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发表了讲话：“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人都给公民权。有能力的，安排适当的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向特赦战犯颁发了释放通知书。特赦仪式在抚顺、西安、济南和北京同时举行。这一天，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礼堂内人头攒动，在押多年的战犯知道，新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此时，他们端坐在各自的座位上，脸上交织着兴奋和激动的神情，聆听着法官当众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3月23日下午，叶剑英、华国锋、吴德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第七批获得特赦释放的战犯代表，他们中有黄维、李九思、王秉钺、陈士章、沈策、文强等27人。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讲了话。黄维、文强等特赦释放人员代表也当场发言，纷纷感谢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宽大处理。接见以后，所有特赦释放人员在北京进行参观访问。

十名特赦人员兴冲冲抵达香港，台湾当局却冷漠相对

在获释人员中，已有280余名战犯向政府提出留在大陆生活和安排工作的要求。党和政府很快同意了他们的申请。

要求前往台湾与亲友团聚的十名获释人员的申请也很快得到了批准。十名申请赴台人员是：原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王秉钺，此时已71岁高龄，母亲、妻子和子女多人在台湾。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时年74岁，是这一批特赦人员中年纪最大的，妻子及多名子女在台湾。原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王云沛。原国民党军统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时年69岁。他有七名子女在台湾，最小的女儿在美国读书毕业后工作。原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军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时年56岁，是当时所有释放战犯中年纪最轻的。与其他去台战犯不同的是，蔡省三的妻子曹雪霞此时生活在江西，蔡在台湾并没有亲人，他去台湾只是前去探望旧友。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有一个侄子在台湾。原国民党青年军二○四师上校团长张海商，时年68岁，妻子和儿女均在台湾。原国民党一五○师上校团长杨南村，时年70岁，妻子和子女在台湾生活。原国民党第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时年61岁，母亲、妻子和子女均在台湾。原国民党第二八一师上校团长赵一雪，时年67岁，父母早亡，妻子下落不明，其叔婶在台湾，从小由叔叔抚养成人的他急于去台湾拜见叔婶。

对于王秉钺等十名希望赴台与亲人相聚的获释人员，中央不仅给足路费，而且还在4月11日他们将要离开北京前往香港之前，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在全国政协礼堂设宴饯行。两天后，十名获释人员在首都机场登上了飞往广州的客机。抵达广州后，他们受到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再次隆重饯行。香港几家主要媒体的记者，先期到达广州，并顺利见到这些获释人员。

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王秉钺动情地谈到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的生活：“我们的食住都得到了优待，共产党做到不杀不辱。我们虽是战犯，但所居住的管理所跟普通民居差不多，吃的粮食和共产党干部一样。在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共产党干部吃的比我们还少。我长期患胃病，在扣押时曾多次复发，每次都手肿脚肿，但每次都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曾有两次送北京及沈阳医院治疗。……政府根据我们各人的情况批准回台湾，政府没有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也没有任务。我的妻子、儿女都在台湾，我怀念他们，我想尽早与他们相聚。”

4月14日上午，十名获释人员从广州乘火车前往深圳，中午时分抵达香港。不久，他们就下榻在位于九龙弥敦道上的帝国酒店和加拿芬道上的兰宫酒店。王秉钺、蔡省三、周养浩、段克文、陈士章五人住在帝国酒店，王云沛、张铁石、赵一雪、杨南村、张海商五人住在兰宫酒店。十名获释人员来到香港后，很快就成为各路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香港《快报》记者在十名获释人员赴港的列车上就采访了他们。

《快报》这样写道：“在火车厢中，这十名战犯并未拒绝记者的采访，他们口若悬河，对答纯熟，以同一语气强调中共对战俘宽大为怀，在监狱里享受优厚的待遇，营养比中共老干部还丰富。……从广州来港，他们每人获得港币2000元作为路费。同时，他们每人还得一张由昨天起生效的为期半年的进入大陆通行证。”

在记者采访周养浩时，他说：“我曾三次参观中国各地工业及建设，我对中共的建设进度甚为称赞。如不会对我不利和被怀疑，我会留台湾，否则会返回大陆。”张铁石对记者这样表示：“我此次去台湾主要是为探望母亲和妻子，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台中，纯粹是和家人团聚，没有担负任何政治使命。”王秉钺已经年过七旬，家人都在台湾。他充满深情地说：“我到台湾之后，希望给我爱妻突如其来的惊喜。”段克文的亲人在世者已经不多，他表示此次去台，主要是“探望我多年始终通信的亲侄，以享天伦之乐”。赵一雪说：“我赴台的目的是会见叔婶及弟妹，我自小即为叔父养大，他待我如同父亲，虽然20多年来完全没有通信，我知道他仍然健在。”杨南村表示：“我和妻儿断绝音讯已久，希望此行获得国民党的帮助，使我一家团聚。”

然而，当十名获释人员抵达香港以后，台湾方面对于他们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预想的友善姿态。十人在香港停留的时间只有七天，然而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台湾当局却没有任何欢迎他们回到台湾的表示。这样，兴冲冲从祖国大陆来到香港、等候赴台与亲人团聚的十名获释人员，在大失所望之余对台湾当局的冷漠做法产生深深的疑惑。他们不明白，当年在战场上为国民党卖命，被俘以后又坐了20多年监狱的他们，在得到中共的宽大处理和礼遇出境后，竟然连赶去台湾和亲人相聚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这究竟是为什么？

台湾当局的态度：如果他们想回台湾，唯一的办法就是以“难民”的身份，向“大陆难民救济总会”提出申请

就在王秉钺、蔡省三等十人准备起程经香港前往台湾之前，蒋介石于4月5日在台北病故。当十名获释人员经广东来到香港时，正是台湾为蒋介石举丧的日子。

不久，台湾领导人严家淦对记者发表谈话，把十名获释人员统统称为“中共的间谍”，称他们“回台湾并不是为了探亲，而是在为中共做统战工作。中共利用释放他们来进行统战阴谋。我们不欢迎任何间谍和统战工具”。随后，又有消息说，如果他们想回台湾，唯一的办法就是以“难民”的身份，向“大陆难民救济总会”提出申请。

十名获释人员宁死也不肯以“难民”的身份向“大陆难民救济总会”提出赴台申请。然而，他们又不能久滞香港。他们知道如继续停留在这里，就必须马上解决签证的延期事宜。在这种困难的时候，还是大陆派驻香港的中国旅行社派人把十人送到香港移民局。这样，他们的签证得以再延期十日。

4月23日，台湾主要报纸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称：“‘中华民国政府’对真正的爱国同胞，由大陆投奔自由基地的，一直采取欢迎政策，并妥善照顾其生活，这一立场早为中外所共知。但是最近共产党继其所谓释放战犯的统战政策，复于4月14日，由其统战部选派其中蔡省三等十人送抵香港，声言：即转赴台湾。连日以来，他们在香港一再发表极端荒谬的言论，已充分暴露了为共产党控制的统战工具。‘中华民国政府’指出，蒋‘总统’虽已去世，但没有任何理由要改变以前的决心。”

台湾当局的上述立场，对十名归心似箭的获释人员而言，无异是兜头泼下一盆冷水。不过，他们毕竟有亲人在台湾。为此，蔡省三向记者激愤地发表谈话：“我原来意想不到共产党会让我回台湾去的，因为特赦释放我已是最宽大了。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到台湾可能会搞一些东西，事实上，我们到台湾去只是一个个人权利的问题，是个人的决定，那些不去的也是他们个人的决定。我想台湾方面不会拒绝我们入境。我们为国民党工作数十年，如今要回台湾去，难道也不提供条件？”

实际上，就在十名获释人员留港期间，海外媒体也在抨击台湾当局在战俘问题上的迟疑不决。美国《新闻选刊》认为：“台湾显然陷入了窘境，它最初的反应，是将整个事情压下去。但是，国民党人终于要面对北京这个最新的挑战!”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的署名文章认为：“中国准许十名前国民党军官与他们在台湾的家属和朋友见面团聚，使它在与国民党人进行的持久宣传战中胜了一筹。”

张铁石突然自杀，台湾当局对特赦人员依然不闻不问，其余九人各自选择了不同归宿

十名特赦人员自4月上旬从北京起程来到香港，转眼已过去一个月时间。尽管他们一再由中国旅行社人员陪同前往香港移民局办理延期手续，尽管台湾方面不时利用报界散布近日可派人前来“甄别”的信息，但他们仍然困居在九龙的两家酒店里，度日如年地期盼台湾来人。在此期间，十名老人中已经有人与台湾家人通了电话，还有一些人的亲属悄悄来到了香港，设法与困居在兰宫、帝国两酒店内的亲人接触。

这时，也有一些行迹诡秘的人，不时接近两家酒店内的获释人员。这些人往往以“记者”身份出现，但接触起来，马上就会现出“情治人员”的本相。这就更苦了十名无家可归的老人，尽管他们竭力回避“情治人员”，可又无法排除这些陌生台湾来客的暗中插手。

5月11日，王秉钺独自离开了居住的帝国酒店，前往另一秘密地点下榻，据说是有人暗中胁迫所致。5月14日下午，张铁石也悄然离开下榻的兰宫酒店。据报界说，他是在“国府代表”的安排下，只身来到另一家富都酒店匿居的。十人之中有两人悄然离去，给本来就不顺利的赴台探亲又蒙上一层阴影。港刊报道说：“王秉钺和张铁石两人的离去，显然是台湾‘情治机关’暗中分化瓦解的结果，其目的是策划战犯们尽快脱离中共，然后再分批甄别，秘密送往台湾。”与此同时，也有港报披露说，王秉钺和张铁石离开中共安排的酒店神秘失踪之前，台湾就不断派人前来与两人单独接触，其中台湾设在香港的工商日报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台湾当局如此作为，最终只为“甄别”清楚十名赴台者的政治面目并顺利让他们前往台湾探亲，事情本来也可以有一个良好的结局。但是，王秉钺和张铁石离开十人团体后，仍然没有得到去台探亲的特许。5月5日，香港媒体刊载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张铁石自缢身亡》。消息说：“目前获中共特赦释放、自愿来港前往台湾的十名前国民党将官，因申请入台证问题滞留香港逾半个月后，其中一人突于昨午在弥敦道富都酒店房间内自缢毙命。此事发生后，在港右派人士均表震惊，而其他九人亦惊讶不已。据说他留有遗书，传其中一句是‘赴台已感绝望’。记者昨晚就此事询问警方作何种案件处理时，警方发言人称作自杀案处理。”

在中国旅行社的大力协助下，张铁石的遗体火化以后，骨灰得以运往台湾安葬。谁也不会想到，当初从大陆兴冲冲来香港期盼赴台探亲的张铁石，竟会以这种意想不到的结局回到台湾。

香港、东南亚甚至美国的中英文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指责台湾当局在处理战俘问题上的种种失误。让人遗憾的是，这些文章并未引起台湾当局的注意，他们对九位仍然滞留在香港的特赦人员不闻不问。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8月中旬，陈士章、段克文先后搭乘飞机前往美国寻求定居。

接着，王秉钺也对返回台湾探亲产生了绝望。经过思考，他于9月下旬从香港起程前往美国。继陈士章、段克文、王秉钺赴美定居之后，周养浩也于11月办好赴美定居的一切手续，并于11月12日飞往美国。

尽管面对台湾当局的冷遇，但蔡省三、王云沛两人仍然不肯放弃在有生之年前往台湾与亲友会面的愿望。经过慎重思考，两人决定暂留香港，将来在适当时候再飞往台湾。

赵一雪、张海商和杨南村则选择重新返回大陆。1975年9月12日，赵一雪、张海商和杨南村决定乘机返回大陆。行前，三人联合发表公开谈话，郑重指出：“我们是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特赦释放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的政策来到香港准备回台湾的。到现在已经在香港滞留140天了，由于台湾当局无理阻挠，至今不能回去。……我们三人过去都是为国民党卖过命的!在台亲人不断地来信和长途电话，迫切希望我们回台团聚，而台湾当局始终不让我们回去，我们非常不理解，非常不满。我们都是古稀老人，体弱多病，在港人生地疏，生活不惯，实难空等，现在只有暂时回内地去，治病疗养等候消息。我们仍极盼望有机会回台与亲人团聚，仍极盼望亲人能出来和我们相会。我们坚信终有一天能同亲人团聚。我们到港以来，承蒙香港各界和中外舆论给我们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再次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三名再返大陆的特赦人员抵达北京以后，生活和工作都得到党和国家的悉心安排。张海商被安排到故乡武汉，一度担任湖北省政协委员；赵一雪定居上海，曾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杨南村回到成都老家以后，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多年。

作者：窦应泰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