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7年8月十五孙时命运如何的信息

2012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即将被遵义市中桥水库淹没的区域进行文物调查和勘探时，发现了一座大型古墓，确认为播州第二十一世土司杨铿夫妇墓。根据出土墓志中发现的重要线索，考古人员在杨铿墓的西侧又发现一座保存完好、从未被盗的大型土穴木椁墓，并确认这是南宋时期播州第十四世土司杨价及其夫人田氏之墓。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随后对杨价墓的棺椁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清理工作，从中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仅陪葬的金银器就有八十余件。在贵州发掘的历代古墓中，以杨价夫妇墓出土的金银器数量最多、制作最精美，杨氏土司家族的富庶财力可见一斑。

播州杨氏土司杨价墓中出土的螭虎金杯和金盘

根据假托明代学士宋濂所著的《杨氏家传》记载，播州杨氏土司的祖先杨端是越州（绍兴）人，祖籍为并州（山西）太原阳曲。唐僖宗乾符年间，杨端梦见一位金甲神告诉他“汝之功名在播州”，遂前往长安。当时播州地区为南诏所踞，久不能平。乾符二年（875年），唐僖宗授杨端“经武防御使、中郎将”，率领令狐、成、赵、尤、娄等八姓乡人击败南诏，收复播州，遂被朝廷封为安抚使，开创了播州杨氏土司的家业。

但是现代学者考证认为，杨端并非太原汉人，而是唐代泸、叙二州所羁緳的南广溪洞僚人（可能为苗族）。唐代宗大历五年，镇守川东的太原人罗荣率兵平息播州叛乱，成为世镇播州的土官。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南诏叛唐，播州邻近的“闽蛮”（水西罗闽）趁机攻打播州罗氏，罗荣的玄孙罗太汪逃往泸州避难，后请杨端出兵相助，收复播州。但罗太汪没料到的是，此后杨氏反而取代罗氏成为播州土官，并且连罗氏祖籍太原的家世也抄袭了过去。

杨端的后代世袭播州安抚使的职位。南宋时期的播州第十三世土司杨粲寓兵于农，拥兵两万，用武力征讨兼并邻近的珍州、南平等地，“辟地七百里”，扩大了播州土司的封疆，并获得大量属民部曲，积累下可观的家族财富。南宋开禧三年（1207年）四川军阀吴曦叛宋降金，被金朝封为“蜀国王”。杨粲闻讯向南宋朝廷献上马三百匹、金银数万两。

杨价墓的发掘现场（幻灯片）

杨粲死后被宋朝追封为威毅侯，20世纪50年代时曾对杨粲墓进行发掘，发现其墓室用巨型条石修筑，石材之间以榫卯相扣，最大的一块巨石重达一万二千余斤。虽然杨粲墓中的陪葬品早已被盗掘一空，但墓室中还有文臣武将、仙人花卉、龙床龙椅等精美的石刻浮雕。能营建如此豪华的墓茔，杨氏财力之丰厚也可见一斑。

杨粲之子杨价承袭父职之后，正值蒙古发动侵略南宋的战争。杨价率“雄威军”万余人驻防在泸州、渝州之间，使得蒙军不敢贸然进犯。淳祐三年（1243年）杨价死后，被南宋追赠为开府仪同三司、威武宁武忠正军节度使、威灵英烈侯。杨价与夫人田氏入葬时，在棺椁中陪葬了螭首金杯、螭龙金盘、金柄环首剑、象钮莲盖银执壶、菱花瓣银盏托等大量精美的金银器皿。

杨氏某土司墓中出土的金凤冠（五十年代当地农民盗掘，后追回，墓主无考）

宋代墓中殉葬的贵重物品一般多为墓主生前所用之物。根据宋朝制度，三品以下非经御赐赐不得使用金器。杨价虽然死后被赠予“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的武职散阶，但他生前的正式官阶只是武功大夫（横班散阶的第十五阶，相当于正七品）、阁门宣赞舍人（从七品）。可是杨价夫妇不仅使用金杯盏、金盘、金匙箸之类金器，而且上面还錾有螭龙、凤凰等“僭越”的装饰纹样，可见朝廷制度对这种“天高皇帝远”的土司一般是鞭长莫及的。

南宋灭亡之后，第十六代播州土司杨邦宪曾向元朝奉上版籍，被元廷封为播州宣慰使。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准备征讨四川明氏“大夏”政权时，第二十代播州土司杨铿率先降明，缴纳元朝所授的金牌、银印。朱元璋赐其衣物、币帛，并封为从三品的宣慰使。元明时期，播州杨氏位居川贵地区四大土司（播州杨氏、思州田氏、水西安氏、水东宋氏）之首，实力最强。

明代土司地区也要向中央缴纳赋税，但由于播州是西南地区最早归附明朝的土司，为表示优宠，朱元璋特地下令减轻播州地区的税额，每年仅需缴纳岁赋粮两千五百石（明朝中期增至三千四百石，万历年间五千八百石），而临近的水西土司岁赋却高达三万石。

由于播州地区赋税负担较少，历代杨氏土司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和财富。明宪宗成化年间，右副都御史何乔新在《勘处播州事情疏》中曾经列举了播州第二十四世土司杨辉名下的田产，有田庄一百四十五处、茶园二十六处、出产黄白蜡的蜡崖二十八处、猎场十一处、渔潭十三处。此外杨辉还在播州设有“机院”织布造锦，有“杉山”、“漆山”出产木材和大漆，有“管马院”、“孳牲局”饲养马匹，有经营畜牧业的“猪场”、“山羊屯”。杨氏的杉山每年出产花杉板（可做上等棺木）一万余副，一半用来送给官员，一半远贩苏州；杨氏茶园每年出产茶叶数万担，猎场捕获野猪、鹿、獐、麂、马熊万余只。此外杨氏还在播州地区开挖银铅矿，每年出产白银一万余两、黑铅万余担，并设有铁冶二十四处，开采铁矿，冶炼生熟铁。

如此庞大的经济规模给杨氏带来了巨大的收入。比如杨辉为了将爱妾所生的次子杨友继承宣慰使（土司）一职，让人携带贵重礼品赴北京行贿打点，有“黄金一百两、银二百两、金镶宝石带一条、金镶嵌青红宝石珍珠缀素草帽一顶、珊瑚树一株、素玉带一条”。此外杨氏还多次向明朝官员赠送金带、金花、银盆、银锭等礼物。然而这些比起杨氏的财产来只是九牛一毛。根据何乔新的估计，杨辉的财产有黄金五千两、银十五万两、珊瑚树十株、珍珠帘四幅、玉圭二笏、走盘珠（天然极圆的大珍珠）二枚、宝石三斗、珍珠四斗；其一百余处庄田每年可收子粒（田租）六万余石；有马五百余匹、牛二千余头，猎场、茶园、漆林、杉山、猪羊等项不计其数。

可以说，到明代中叶，播州杨氏已经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明代亲王封地称“国”，地位仅仅“亚天子一等”，可谓崇显至极，但亲王的岁禄只有一万石，仅相当于杨氏田租收入的六分之一，况且还没算上播州的茶蜡、杉漆、畜产、渔猎、银铅等收入。而且明代亲王的禄米多不能按实数发给，有相当一部分要折成大明宝钞。

《勘处播州事情疏》里面还提到了杨氏土司对其部曲属民的大量非法私刑，比如“各打大棍一百俱各身死令”、“右脚腐断”、“解到闷头铺杀死”、“密地压死、令奴收埋”、“捏事监禁、欲陷其死”等等。最令人发指的是，播州第二十五世土司杨爱试图强奸侍女宋真，对方抵抗不从，杨爱命令将其剥去衣服，绑缚在地，“将黑雄狗百般凌辱”，以致宋真自缢身死。在土司府中服侍的火者（阉人）王景德要赴京控诉杨爱的种种不法罪行，竟被捉回凌迟碎剐。

对明廷来说，比凌虐部曲性质更严重的是，何乔新在奏疏中所列举的一些僭越罪状甚至已经有了“谋反”的征兆。比如杨爱违反朝廷禁令私自使用火者、内使（宦官）；擅自将民人一百余户编为匠户，令其在机织院造龙凤蟒袍；强捉民女百余人充当彩女（宫女）、乐户；诈传圣旨擅立“金龙门”，私铸“上轻车都尉”金印，私造旗纛、金瓜、斧钺等仪仗用品；将土司府僭称“宫庭”，设嵩呼门和金水桥，其卧房有“金龙绕柱”、“珍珠帘幕”，卧床雕刻龙凤；杨爱每遇节日都穿日月星斗龙凤袍，自称“国主”、“天主”，称夫人为“地主”；请工匠打造二龙戏珠金盆，还在玄妙观擅自设立“本命金龙牌”和“万岁牌”；此外何乔新在《勘处播州事情疏》中还特地强调杨氏与河南南阳的唐王府暗通往来，言外之意，是不是想图谋不轨呀……

播州杨氏海龙囤“新王宫”复原，版权见图

明代弘治、嘉靖年间，一些亲王的“僭越”罪状远比播州杨氏为轻，都遭到了革去王爵废为庶人的命运。明廷之所以迟迟不动杨氏，一个主要原因是播州地方险峻，瘴气横行，难以用兵。而且杨氏历代寓兵于农，平时屯田，战时出征，可谓“全民皆兵”。到万历年间，播州地区土兵已经达到十万人的规模，最多时可以征调十五万人。

播州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因此从明初就被四川、贵州两省垂涎争夺。当时朝廷决定播州宣慰司隶属四川，而受制于贵州的思石兵备道，这种“两属”状态实为埋下祸患之举。此外宋元明清时期各地土司传位方式众多，除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叔侄相继外，还有妻子继承丈夫（比如明末名将秦良玉），母亲继承儿子，祖母继承孙子，妹妹继承兄长，女婿继承岳父等等，甚至小妾都可以承袭夫职。而且这些继承方式都被朝廷认可。

继承规则的不确定，导致土司职位承袭的过程中存在极大的“宫斗”操作空间。有些土司妻妾众多，子孙甚众，同室操戈互相仇杀的状况屡屡发生。比如播州二十四世土司杨辉的嫡长子杨爱和庶子杨友就为争位而爆发大战；二十七世土司杨相宠爱庶子杨煦，嫡长子杨烈与其母亲张氏起兵攻打杨相，杨相弃位出逃，死在外地。再比如播州第二十九世土司杨应龙因为爱妾田雌凤的谗言，听任田氏派人杀害嫡妻张氏及其母亲，张氏之叔父遂向贵州巡抚叶梦熊上奏称杨应龙谋反。叶梦熊请兵剿灭杨氏，成为“播州之乱”的导火索，并最终导致播州地区改土归流。

明代播州宣慰司（蓝线内）

万历十五年，贵州巡抚舒应龙上疏称杨应龙在四川奢氏土司叛乱时“贪贿助兵”，三年后贵州巡抚叶梦龙和巡按陈效又上疏弹劾杨应龙二十四大罪状，并要求将播州改土归流。万历二十年（1592年）杨永龙被逮至重庆受审，按律应当处斩，但此时正值日本入侵朝鲜，壬辰战争爆发，杨应龙请求亲率五千播州兵征倭赎罪。万历遂命四川方面释放杨应龙。

杨应龙本人生性雄猜，阴狠嗜杀，导致播州宣慰司下属的五司七姓小土司也与其交恶，争相向明朝官员奏讦杨应龙不法罪状。万历二十二年，明廷最终决定出兵征讨杨氏。杨应龙“面缚道旁，磕头流血”，最终贵州总督邢玠决定对其罚银四万两，宣慰使一职由其长子杨朝栋承袭，次子杨可栋囚于重庆当作人质。但不久之后杨可栋突然死于重庆狱中，杨应龙遂开始积极备战，并勾引苗兵，不断武装袭击川南、贵州、湖广等地的屯堡城镇，搜戮居民，奸淫掳掠。明廷因忙于朝鲜战事，一时无暇顾及。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指挥使杨国柱率三千人征缴杨应龙，惨败，杨国柱本人也战死。杨应龙随后以八万兵力进犯南川、江津，攻陷綦江。杨应龙的军师孙时泰建议他趁全国兵力尚未集结起来的时候，迅速直捣成都，抓蜀王做人质，与明朝议和，甚至可割占四川而自立。但杨应龙舍不得丢下播州“根本之地”，再加上爱妾田氏不愿让其远出，于是决定在播州地区坚守。

此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万历帝遂任命李化龙为四川巡抚兼湖广贵州总督，征讨播州。李化龙调集了来自全国十三个省的二十四万兵力，包括刘綎、陈璘等援朝诸将所率各部，以及四川、湖广、贵州、云南四省的土司兵（包括四川石砫宣抚使马千乘与其妻子秦良玉），合剿播州。

播州海龙囤平面图

万历二十八年正月，李化龙在重庆设坛誓师，二月十二日兵分八路（四川四路、贵州三路、湖广一路）进军，四月十八日在海龙囤合围。这里是南宋末年播州土司杨文修建的抗元堡垒，内外有三道防线、16处关隘、两座城池和三座屯堡，地势险要，号称“飞鸟腾猿不能逾”，在最核心的海龙囤城墙内有宫殿、金银库、兵营、校场，被杨氏视为“播州之根本”。

明军从五月十八日开始进攻海龙囤，六月初五日终于攻下其外围土城。当天夜里，杨应龙坐困穷崖，散银数千两征募勇士，但身边的土兵都四散逃去。六日清晨，明军即将攻入宫殿，杨应龙与爱妾周氏、何氏关门自缢，放火自焚，其子杨朝栋、弟杨兆龙等人被擒。当年十二月，在午门前举行献俘礼之后，杨朝栋、杨兆龙及其亲族幕僚六十九人被磔于市。不久之后，明廷对播州“改土归流”，撤销播州宣慰司，改置遵义府、平越府，分别隶属于贵州和四川。

海龙囤飞虎关“三十六级天梯”

海龙囤飞凤关遗址

海龙囤杨氏土司府署“新王宫”遗址面积1.8万平方米，相当于故宫的1/40。杨应龙统治播州时期经常来此避暑居住。有大堂、二堂、后宅、书房院、总管院子、厨房、厕所（图6）、仓库等建筑。明朝平播州之乱、攻破海龙囤时，杨应龙与妻妾在后宅放火自缢，整片建筑随后毁于兵火。之后为超度亡灵，在大堂遗址上建了海潮寺，其正殿（民国时翻建）保存至今。

海龙囤新宫殿遗址

海龙囤新宫殿遗址

平定杨应龙之乱与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平定朝鲜壬辰倭乱并称为“万历三大征”。此役耗银四百万两，加上宁夏、朝鲜之役的军费九百万两，令明朝元气大伤。过了十余年，努尔哈赤在辽东称汗建国，起兵攻明，明军已无力将其剿平了。

到天启年间，明廷征调四川永宁宣抚司的土兵赴辽东作战，永宁土司奢崇明起兵叛乱，攻占重庆，进围成都，并且建国号“大梁”，与自称“罗甸王”的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联手，动乱波及川黔两省，史称“奢安之乱”。明朝耗军费五百万两才将其平定，令本已摇摇欲坠的国势更加雪上加霜。

播州宣慰司被撤销后，虽然表面上被“改土归流”，但是实际上明廷指派播州杨氏的族人为遵义府的土知府，仍为世袭土官，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撤销土知府，改派流官。

清代贵州省，播州地区已经改为遵义府

宋元明清时期，各地土司传位方式众多，除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叔侄相继外，还有妻子继承丈夫（比如明末名将秦良玉），母亲继承儿子，祖母继承孙子，妹妹继承兄长，女婿继承岳父等等，甚至小妾都可以承袭夫职。而且这些继承方式都被朝廷认可。继承规则的不确定，导致土司职位承袭的过程中存在极大的“宫斗”操作空间。有些土司妻妾众多，子孙甚众，同室操戈互相仇杀的状况屡屡发生。比如播州二十四世土司杨辉的嫡长子杨爱和庶子杨友就为争位而爆发大战；二十七世土司杨相宠爱庶子杨煦，嫡长子杨烈与其母亲张氏起兵攻打杨相，杨相弃位出逃，死在外地。再比如末代播州土司杨应龙因为爱妾田雌凤的谗言，听任田氏派人杀害嫡妻张氏及其母亲，张氏之叔父遂向贵州巡抚叶梦熊上奏称杨应龙谋反。叶梦熊请兵剿灭杨氏，成为“播州之乱”的导火索，并最终导致播州地区改土归流。

细究起来，明清两代特别是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摧毁土司制度，并不是打击少数民族，而是恰恰相反，是让少数民族从世袭土司的沉重压迫下解放出来。此外改土归流也将大量土地、人口收归中央政权，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是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大势所趋。看待“改土归流”有另一个参照角度，即唐朝和五代的节度使。唐末的节度使虽然有沙陀、党项等民族出身的，但以汉人为多，大者跨州连郡，小者领有数城，节度使职位多为父子兄弟世袭，或传四五世，或传十余世，实与土司无二。五代时期，许多节度使甚至独立建国，除了与五代并称的前后蜀、南唐、南汉、楚、闽、吴越等“十国”以外，还有范阳节度使刘仁恭建燕国，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建岐国……

到五代时期，皇帝的大患有二，内为禁军，外为藩镇。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解除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军权，解决了禁军的问题；而节度使藩镇的问题则依靠派出通判、罢领支郡等方法解决。通判为监视牵制地方长官的外派京官，权力极大；罢领支郡是指节度使辖区内，除了其驻节直接治理之州外，其余各州郡都收归中央，直隶于京师。其他手段还有设置“转运使”将各州钱粮收揽京师，以及将各州精兵选送京师编入禁军等等。实际上这些和后世明清“改土归流”的手段大同小异。

土司制度滥觞于唐代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的羁緳机构，比如羁緳都督府、羁緳府、羁緳州、羁緳县。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内地设置三百三十一州，而羁緳州的数目达到八百余处（当然，羁緳州的人口规模远小于内地的州）。到明代，天下共设武职土司将近一千五百家，文职土官六百余家。明亡后归附清朝、仍授原职的土司有一千零七十八家，此外清廷在青海、西藏、新疆和西南诸省又新设置土司七百零一家。这与清代“改土归流”的通常印象不大一致。实际上清朝“改土归流”的方针和明朝一脉相承，多利用其叛乱、犯罪、绝嗣，或者以“土民请愿”为由改土归流。对于顺应趋势、“不复生事”的土司，清廷多给予优厚待遇，保留官衔、养赡终生。对于桀骜不驯的土司，则将其全家迁往外省安置。雍正大规模改土归流后，剩下的小土司数量虽然还很多，但逐渐徒有其名，其昔日权势也荡然无存了。

清末光绪、宣统年间，边疆地区纷纷置省，同时西南各省残存的土知州、土知县也纷纷“奏请停袭”，改土归流。到清朝灭亡时，全国仅存土司四百余家。民国时期在土司管辖地区成立“设治局”，作为废司设县的过渡机构，西北地区的土司大多被委任为“保安司令”、“保安队长”、“保长”、“甲长”等职，剩下的土司大约有三百五十余家，多集中在西南地区。到1956年民主改革时，最终彻底废除了全国的土司制度。如今除了遵义海龙囤、丽江木府这些供游客参观的文化遗产外，只有一个地方还保留了土司制度的一丝痕迹：在1984年制订的国家标准GB-T4765《家庭出身代码》中，代码58代表了“土司”。

海龙囤的入口——铁柱关

【附记】关于海龙囤的名字，历史上像《明实录》、《平播全书》、《皇明经世文编》、《蜀中广记》、《明史纪事本末》等文献都写作“囤”。现存的明代杨氏土司碑文也写作“囤”。1982年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时也叫“海龙囤”。但90年代末申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时，某些相关人士“好心”考证说囤是粮仓的意思，应该叫屯，屯才有驻军屯兵的意思嘛。于是上报国家文物局的资料，以及国家文物局的相关批复都改成了海龙屯。申遗也只得继续用“海龙屯”这个别字名。要改回来非常困难，要报请国务院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