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船上的人命运如何

1945年，日本战败。被从中国虏到日本当苦力的国军排长张肇国终于迎来了自由。此前差点命丧监狱的他，还接受了一个新任务，与20多名同伴被国际法庭指定为日本残害中国劳工的证人。

由于日本战犯众多，以及战后形势错综复杂，张肇国等人作证的案件，一直到1947年3月，才由国际法庭宣判完毕。

在完成出庭作证的任务后，张肇国等人被送到了中国代表团驻东京的驻地。由于这些证人大多都当过兵，对日本也相对熟悉，中国代表团遂就地聘请他们担任安保工作，负责代表团的警戒任务。

恢复自由身后，已经被迫离家三年的张肇国，十分想念家乡，于是在工作之余，经常到东京的华侨聚居区，尝尝家乡味道，听听老家方言，以解思乡之苦。

在华侨区一位叫丁旭东的餐馆老板那里，张肇国认识了经常来饭店串门的的日本女孩小岛登喜子。从丁旭东口中，张肇国得知登喜子一家对当地中国人非常谦和，反感日本发起的侵略战争。

在丁旭东的有意撮合下，在异国他乡的张肇国经常能见到19岁的登喜子，俩人也暗自互生情愫，但在张肇国看来，这是一段不会有结果的缘分——自己终究要回国，而女方当时已经在日本内阁统计局上班，所以尽管内心对这个文静端庄的女孩有意思，但嘴上却不敢提半个字。

在认识一段时间后，登喜子终于忍不住发问：“你喜欢我吗？”

当时已经26岁的张肇国，被女方问得满脸通红，只得吞吞吐吐地说：“我……当然……喜欢，但我们两国的战争刚结束不久……”

“战争不是我们能左右的，而且现在已经结束了。”登喜子打断张肇国的话说道。

张肇国想了想，缓缓说：“我参加过花冈事件，你也不介意吗？”

作为一场轰动日本的中国劳工的起义，花冈事件两年前在日本可谓人尽皆知，登喜子不可能不知道，“那你应该吃尽了苦头吧，你是受害者，我为什么会介意呢！”

爱情就是来得这么猝不及防，张肇国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日本这个让他受尽折磨和苦难的国度，他的爱情也这么悄然而至。

年轻时的小岛登喜子

在抗日战争中被俘，之后被在战俘营辗转，最终被运到日本当苦力，花冈事件失败遭遇血腥报复。张肇国的人生，本来已经跌落到谷底了，但日本战败后登喜子的出现，仿佛黑夜中突然出现的一道光，在引导着他向上攀爬，重新站起来。

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平凡的，他们跨越了国家，跨越了民族，跨越了仇恨，跨越了时代。每一次跨越，都是一次艰难的大考验。所幸，他们都坚持了下来，并且走到了最后。

1921年，张肇国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今为社旗县）的曹埠口村。虽然家里不富裕，但父母还是让他上到了初中毕业。

1942年，21岁的张肇国响应号召，参军抗日，成为了国民党第15军65师直属工兵连的一名战士。由于有初中文化，加上脑子灵活，张肇国在战场表现优异。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就被提拔为工兵排长。

1944年夏天，张肇国随军参加了洛阳保卫战。在与日军激战几十天后，洛阳最终失守。张肇国在随国军残部突围的过程中被俘。

最初，张肇国与战友被关在洛阳的战俘营，但每天面对日军的拳打脚踢以及凶残屠杀，相熟的战友越来越少。在关押了一段时间后，日军从战俘中挑选了一部分身体健康的战俘，送到了青岛。

日军进攻洛阳

7月28日，张肇国等300名中国军人和民众，被赶上了一艘叫“信浓丸”号的货船。日本兵拿着枪对他们又打又骂，300人的队伍除了中途逃离的1人外，全部被赶到了狭小的货船中。船上的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命运及货船的目的地，一无所知。

很多年后，张肇国才知道，当时日本陷入战争泥潭，男人都抽调往战场了，导致国内劳力严重不足。为了维持战争的运转，日本开始将目光放在了中国劳工头上。

根据统计，从1942年起到宣布投降时，日本总共从中国强掠了近4万人，运到日本国内充当重体力劳工。这些中国劳工，大多从战俘营的中国军人中选出，也有从街上强制抓捕的普通老百姓。

张肇国等299名中国劳工，大多都是中原地区的人，很少有坐船的经历。在海上漂了几天，加上时刻被日军折磨，三名河北农民因为饥饿和病痛，身体十分虚弱。而凶残的日军为了节省口粮，直接将三人身上绑上重物扔入大海。

最终，剩下的296名中国人到达了日本港口，又转了火车后，中国劳工被带到了秋田县花冈的中山寮做苦役。在这里，劳工们看到“鹿岛组花冈营业所”的牌子，才知道是被鹿岛组抓来了。这个公司直到今天还存在，叫鹿岛建设公司。

中国战俘

随后，又有几批从中国被虏来的劳工到达这里，总数接近千人。当时花冈的铜矿开采进入扩产阶段，中国劳工并没有成为采矿工，而是更脏更累的给矿洞挖排污下水道。

为了管理中国劳工，鹿岛组设立了日本监工，还将中国军人中有职务的挑出来，分别指定了正副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让中国人管中国人。张肇国由于担任过排长，被指定为第四中队第十二小队长。

队长并非不用干活，只要手下劳工出了错，队长也极有可能一起跟着受罚。劳工们在中山寮住在三十人一间的木屋里，没有任何铺盖，只铺了些稻草。每天要干12-16小时的重体力活，吃的却是橡子面做的窝窝头和苹果渣，偶尔能喝点稀粥。

刚到中山寮的时候，还是夏天，大家顶着大太阳干活，打不了光着膀子，但到了冬天，中国劳工依然穿着在中国战俘营中的衣服，单薄的衣服完全没法御寒。

在大雪天，劳工们穿着草鞋和单衣，在膝盖深的水沟里冻得瑟瑟发抖，但这依然不能让日本人满意，稍有不慎就会棍棒交加打过来。

由于吃不饱，又要干重体力活，还得让监工满意，中国劳工经常饿得实在没办法，只能在夜里到后山上拔草吃。而吃草也是不被允许的，要是被监工发现，又得一阵打。

每天在饥寒交迫和伤痕累累中的中国劳工，经常有人倒下就再也醒不过来。张肇国已经记不得身边有多少劳工被打死饿死了。

在花冈中山寮的中国劳工

半年多的时间，900多的劳工只剩下了700多人。剩下的人，眼看着这日子顺从也是死，反抗也是死，于是几个队长在一起商议，决定发动反抗起义。大队长耿谆做好了行动计划，让各个小队长通知到每一个中国劳工。

他们打算干掉日本监工后往北海道方向跑，如果能找到船就想办法回国，如果找不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集体投海。

1945年6月30日夜里，700多名中国劳工拿起镐头和铁锹，冲着日本监工所在的事务所奔去。在看守和监工还没反应过来之际，张肇国和同伴就用铁锹狠狠地砸下去。

平日颐指气使的日本人，从来没见过中国劳工如此凶狠，一个个跪地求饶，但中国劳工们已经杀红了眼，哪里能饶得了他们，看守一个个被结果了。

但最终还是有三名日本看守和监工，逃跑了出去。大队长耿谆当机立断，料定三人逃跑后马上会带着警察来镇压，于是对张肇国等骨干成员说：

“事到如今，马上准备下一步行动，赶快以小队为单位集合，每人带上一件工具当武器，厨房如果有干粮，大家分着吃点，轻病号随队带走……”

日本人的反扑来得比预计的还要快，中国劳工的队伍还没走出中山寮，日本军警刺耳的哨声就追随而来。

中国劳工也没能按原计划朝北海道方向跑，被迫转移到附近的狮子森山。日本派出大量的人手，经过两天的围剿，中国劳工发起的这次“花冈事件”，以失败告终。

再次被俘的中国劳工，被驱赶到花冈一座广场上，全部跪在地上三天三夜，严刑拷打，断水断粮。在这个人间地狱里，120多人死去。

经过半个月的审讯和拷打，组织这次事件的耿谆、张肇国等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但在等待执行的阶段，在监狱的张肇国等人突然在8月15日得到消息，日本宣布战败，美国盟军接管了花冈，作为盟国的中国劳工，自由了。

随后，531名中国劳工顺利回到了中国。而以张肇国、李秀绅等为首的20多名识字的中国劳工，则留下为国际法庭作证，指控日本残害中国劳工。虐待劳工和战俘的河野正敏等人也最终被判处死刑。

1947年3月，正当张肇国等人准备回国的时候，在东京的中国驻日代表团向他们发出了工作邀请，聘请这些当过兵的劳工担任代表团的警卫工作。张肇国等人欣然答应。

也就是在这里，张肇国认识了19岁的小岛登喜子，抚平了战争和苦役带给他的创伤。

在和登喜子交往之前，张肇国就明确表示，他将来要回中国。而登喜子则表示，“只要有你，去哪里我都愿意。”

两人交往后，登喜子开始努力学习汉语，还到丁旭东的饭馆学习中餐做法。1947年11月，在丁旭东的饭馆里，张肇国与小岛登喜子举行了一个中国式的婚礼，两人正式成为夫妻。

婚后，登喜子带着张肇国在日本各地游玩，虽然日子过得很开心，但登喜子知道，丈夫总有一天要回中国的。于是，登喜子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生决定：申请加入中国籍。

不久，张肇国收到国民政府通知，让他在1948年3月与同伴一道回国。当时，登喜子出入境手续还未办完，没法跟张肇国一起回来。

分别前一天，张肇国看着自幼生活在东京，衣食无忧的妻子，有些不忍地说：“登喜子，你还是留在日本吧。我老家太穷太苦了，你待不下去的，我能理解你。”

正在帮丈夫收拾东西的登喜子听了非常恼火，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说道：“我嫁给你，就不想分开，只要你在，多苦我都不怕。等我证办好了，我就去找你。”

分别之际的心痛和不舍，让张肇国紧紧抱住了妻子。在他心中，这很有可能是这辈子最后一次拥抱她了。虽然他含笑表示会在中国等她，但双方远隔重洋，未来发生什么都说不准。

乘轮船回到上海后，虽然已经脱离国军三年多，但张肇国和同伴依然被国民党视为军人，编入了过境南京的部队。而张肇国在淮海战役前夕，终于看清了国内的形势，也不想与同胞在战场兵戎相见，想伺机退伍回家。

此时，张肇国收到了登喜子的来信。她在信中告诉丈夫，已经准备好，近日将来中国，让丈夫一定要在驻地等她。虽然这几个月，张肇国也很想念妻子， 而且也给她写了信，但当看到她已经买好船票的时候，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1948年7月上旬的一天，仅仅带了身换洗衣物的登喜子，真的出现在了张肇国面前。夫妻见面后，登喜子就兴奋地说：“我已经获批加入中国籍了！”

张肇国听完更加兴奋，看着善解人意的妻子说：“你真好，登喜子！”

“以后你不要叫我登喜子，我有中国名了！叫张惠玲！”登喜子掏出入境证书，给张肇国看她的新名字。

“张惠玲，这个名字好听，谁给你取的？”面对丈夫的疑问，张惠玲说：“惠玲是在东京受理资料的中国官员帮取的，张姓是随你嘛！”

张惠玲

张肇国高兴地抱起张惠玲，转了一圈后，妻子挣脱开他，指着肚子说：“我们有孩子了，不能这样！”

张肇国当天有些幸福过头，老婆克服一切困难来到身边，还带来了两人爱情的结晶。

不久，张肇国被编入国军154师，于1949年初奉命调往惠州。在此期间，张惠玲生下了一个女婴，张肇国为她取名张广生，意为在广东出生。

有了老婆孩子在身边陪伴，已经在战俘营和劳工营多次对人生绝望的经历后，张肇国更加珍惜眼前的好日子，更加不想给蒋家王朝陪葬。

终于，他瞅准时机，带着老婆孩子逃离了国民党部队，准备回乡。由于没有盘缠，只能一路走一路帮人干活挣点钱。

当他们来到湖南衡阳的时候，张肇国为了让张惠玲的汉语更加流利一些，一家人在此住了下来，在街边做点小生意挣点小钱。

虽然日子比在东京苦得多，但张惠玲整天笑呵呵的，有时候甚至会看着睡着的张肇国傻笑，心情十分开心。

全国解放后，张肇国带着妻女终于回到了河南省唐河县的曹埠口村。家人见张肇国活着回来，并且还带来了妻子女儿，甭提多高兴了。但为了不让家人和邻居产生误会，张肇国早就和张惠玲商议好，对外都说张惠玲是广东人。毕竟在那个人员流动不频繁，大家都讲方言的年代，讲“粤语”的张惠玲，很多话还说得不利索，但大家都很有耐性等她一句一句说完，也不会有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从大城市来到中国农村，张惠玲在体验完异国他乡的别样风情后，开始尝尽人生的艰辛。住在茅屋里的一家人，还要负责照料父母。刚开始，还有些娇气的城市小姐，在经过几个月的农村生活历练后，皮肤变得黝黑粗糙，带孩子，擀面蒸馒头，喂猪喂鸡，家务活让她忙得团团转。

除此之外，张惠玲还要帮丈夫干农活，割麦、锄草、种玉米、种红薯，一年多时间，张惠玲就成了一名种庄稼的好手。村里人见了都会夸一句：“张肇国的这个广东媳妇真行！”

当时的中国农村，普遍贫穷。张惠玲在异乡最严峻的考验，就是饮食。在日本，她从小就吃大米饭，刚到中国时，她在南方也能吃到大米饭，但回到河南农村后，大米就成了稀罕物，大家一年四季都吃面食，刚收完麦的时候还能吃点小麦面，但大部分时候，吃的是红薯。虽然今天偶尔吃红薯觉得十分新鲜，但长期吃下去，一般人还真受不了。

在那个能填饱肚子都困难的年代，张惠玲看着红薯虽然难以下咽，一吃进嘴里就返酸水，但依然没有抱怨半句。张肇国看出了妻子的不适应，偷偷背上小麦到桐柏山区为她换点大米，但上有老，下有小，张惠玲没法一人独自吃白米饭，只能熬成粥全家一起吃了。

两人的苦日子熬过了一年又一年，他们的生活终于在1953年出现了转机。当时国家在发展教育的过程中发现，师资力量太薄弱，准备招收了大批知识青年扩充到教师队伍。

获得这个消息后，张肇国和张惠玲夫妇如获至宝，两人都报名参加了招考，并顺利考上了教师岗位。不过在分配前夕，曹埠口村的村干部找到张肇国，希望他能留在村里当小学民办老师，因为当时村里有文化的人不多，他是最合适代课的。在当时时代的感召下，张肇国同意了。而妻子张惠玲被分配到离家20多里的地方做小学公办老师。

工作有了着落后，两人的儿子兆湘也出生，一家人过上了村里人羡慕的生活。1957年，由于在小学教学成绩突出，张惠玲被调到李店乡中学任教。

但这个好消息没让他们开心多久，接踵而来的厄运就让他们猝不及防。1958年，张惠玲的真实身份被查出，尽管她在学校教学质量很出色，但还是被开除出了教师队伍，送到曹埠口村由生产队监督进行没有工分的劳动改造。

而张肇国同样也失去了教书的工作，两人只能从事体力劳动。不过他们依然在苦中作乐，互相勉励，只要全家在一起，什么困难都会过去的。

1963年，张惠玲的胃病又犯了。这次，经过长时间的体力劳动，她的身体已经不如年轻时那么能抗，看着妻子在床上疼得滚来滚去，用了很多土方法都不管用。张肇国实在不忍，在村里到处借钱凑够了50块后，用推车拉着张惠玲徒步走了50多公里，来到南阳专区医院。

在治完病准备回来之际，张惠玲看到南阳邮电局有开办国籍信函业务，小心翼翼地问：“信能寄到日本吗？”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张惠玲有些喜出望外。当即给阔别15年的日本父母写了封信，简单介绍了这些年的情况。这封花了8毛钱巨资的信，成为了张惠玲当时的希望。本来就家徒四壁，丈夫还为自己看病借了那么多的债，张惠玲在写信时忍不住眼泪流了出来。

日本的父母收到女儿从中国寄的信后，也十分高兴，至少还能确认女儿还活着。虽然女儿信中没有写生活多么艰难，但在字里行间还是看得出女儿一家有难处。当时中日还未建交，父母也没法到中国探望她，于是回了封信，并汇了1.5万日元给张惠玲。

1.5万日元按照当时的汇率，可以兑换成105元人民币。虽然今天看没多少，但在当时也算是巨款了，毕竟张肇国借遍全村，也才凑齐50元。在还了丈夫借的债后，还剩的一半，足够这个家庭生活好长一阵子了。

“只要全家人在一起，什么困难都能挺过去的！”张惠玲经常说的这句话，再一次得到了应验，夫妻两人抱着相拥而泣。

1965年，有关部门经过调查，为张惠玲恢复了工作，她成为社旗县青台公社熊庄小学的老师。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张惠玲对家乡的思念越来越强烈。丈夫看出了她的心思，鼓励她回国探亲。但由于工作和手续的问题，一直没能成行。

张惠玲

直到1974年下半年，张惠玲收到家人寄来的信，得知父亲已经病故，在异国他乡漂泊27年的她终于毫不掩饰对东京和母亲的思念，在向学校请好假，办好探亲手续后，张惠玲带着两个小女儿回日本开启探亲之旅。

当时张肇国身边的人都悄悄地问：“你就这么让你老婆回日本了？听说日本很富裕，她还会回来吗？”

随着张惠玲走后的时间越来越长，有人断言，张肇国的老婆不会再回来了。还有人“马后炮”地提议，“老张你当初就应该一块去，你老婆不回来你也还能把两个孩子带回来。你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

每次听到这种话，张肇国都微微一笑，不说什么，因为他知道，张惠玲一定会回来。而且在出国前，他还多次交代母女三人，好不容易回日本了，就多住些时间。

在日本的张惠玲母女，受到了母亲和姐弟的热情迎接。老母亲本来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登喜子了，没想到她还带来了两个外孙女。一家人在亲人重逢的痛哭后，其乐融融地招呼张惠玲一家在日本到处游玩，参观。

70年代的日本街头照片

在母亲身边陪伴了大半年之后，张惠玲不顾亲人们的挽留，在当年农历过年前，带着两个女儿回到张肇国身边。村里人看到张惠玲回来了，有些惊奇，但还是忍不住问：“咋还回来了呢？”

张惠玲笑着回答：“我们要不回来，家里这年咋过啊？”

回到中国过后，张惠玲继续从事教育工作，而张肇国，则继续种地当农民。1978年，社旗县一中高中部开设日语课，张惠玲被调入高中教日语。

虽然张惠玲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已经远远高于丈夫张肇国，但她对丈夫的感情，却从来没有变过。1984年，张肇国患上了偏瘫，张惠玲将丈夫接到一中的教师宿舍里，边教书边带丈夫寻医问药。这让张肇国十分过意不去，几次表示要放弃医治。而张惠玲却说：“你还记得当年你用小板车推50公里送我去医院吗？当时我胃疼得厉害，但心里却是暖的。我们俩一路走来不容易，也正因为不容易，更应该珍惜彼此。”

幸运的是，张肇国在经过半年的医治和调养后，奇迹般地康复了。

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张肇国当年参加的花冈事件，被越来越多的日本友人和旅日华侨知道后，媒体也开始关注这出惨剧。当年带领张肇国他们行动的耿谆，也派儿子找到张肇国夫妇，希望大家能团结起来，组成花冈事件受难者联谊会，一起向施暴的鹿岛建设公司提出道歉要求并索赔，为幸存者和死难者讨回一个公道。

张惠玲得知这个计划后，向组织者提议，要赶快行动起来，当年的幸存者都上了年纪，要是再拖上几年，受害者会越来越少，“幸存者亲口讲述遭遇，才能让现在的日本人去关注和反思那段历史。”

11名花冈事件的幸存者和死难者遗属决定向东京法院提起诉讼后，张惠玲为原告团翻译各种资料和文件，做起了准备工作。

张惠玲

这场索赔之旅，拉锯得十分漫长，东京地方法院虽然受理了案子，也多次开庭审理，但一直没有宣判。从1988年开始，张肇国三次赴日本讨公道无果，有些心灰意冷，但张惠玲不断鼓励丈夫，一定要为那些死去的中国劳工去争一个说法。

在官司迟迟没有进展的时候，张肇国却迎来了一个晴天霹雳。1994年，妻子张惠玲胃病再次复发，送到医院后检查出胃癌晚期。

张肇国有些慌了，他和子女们带着张惠玲在郑州、南阳等地的大医院治疗。但很遗憾，66岁的张惠玲还是在1994年8月18日在丈夫怀里病亡了。

张肇国（前排黑衣）

按照她的遗嘱，张肇国将妻子安葬在曹埠口张家的墓地里。在处理完妻子的后事后，张肇国又与耿谆一起，两次奔赴日本，提起诉讼。1997年，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中国劳工原告团的请求，引发了两国民间对此事极大的不满。

张肇国（左一）和耿谆（左二）不满法院判决

2000年，经过日本法院的调解，前后7次开庭审理后，原告律师团与鹿岛建设公司达成和解。

根据和解协议，鹿岛建设公司向红十字会信托提供亿日元，但前提是不承认当年使用中国劳工违法。换言之，这笔钱并不算赔偿，而是作为对中国劳工的捐赠。

这让耿谆和张肇国等一心想为死去的劳工讨公道的幸存者无法接受，并拒绝领鹿岛建设公司的捐赠。中国劳工与日本政府或企业的官司，到如今依然还在继续。

2002年，81岁的张肇国也与世长辞，和妻子张惠玲葬在一起。在1998年清明节时，张肇国曾经在妻子的墓前种下了一棵松树和一棵樱花树，寄托对妻子的思念。

如今，在两人墓前的这两棵树依然枝繁叶茂，像极了两人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