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读书的智残儿命运如何的简单介绍

父母精心铺就的路，智残的他们怎么走到头

转载自人间theLivings

饮食、衣着、《西游记》，这是老金父母教给他们的一切，他们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没有改变也无法作出改变。这个由三个智残者组成的家庭，他们的生活永远停滞在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配图 | 《海洋天堂》剧照

1

2020年底，新塘街道发布了一连串“拆违”公告，我家老宅所在的“文明巷”也是重点“拆违”的片区之一。

文明巷总长不过百来米，两边都是千禧年后新建的七层落地房，刚好将一片老房子夹在正中间。因为缺乏管理，巷子里到处都是居民扩建的墙根、简易棚，过道十分狭窄，算上排水沟也过不了两辆车，最窄的地方甚至挤不进一个胖子。街坊都说，文明巷是全街道最冷僻的角落，谁都想不到这儿居然还住着几户人家。

早在前几年，新塘街道辖区就被上级纳入城镇土地规划，附近商品房的价格已经超过2万，可谓寸土寸金。辖区内的那些未经改造的败落老片区，一下子就成了敏感话题。

朋友小深是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他在微信上告诉我，这个“百日攻坚”的“拆违”计划酝酿已久，如今疫情态势逐渐平稳，街道办就将它重新提上了日程。

“怎么，终于要拆自家的房子了？”我发了个坏笑的表情。小深也曾是文明巷的住户，父母留给他的那栋二层小楼，这些年一直租给外省务工人员住，他已经搬出去十多年了。

小深很快回复：“那倒不至于，现在要拆的是‘三类房’。”

新塘辖区的违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90年代之前的违章建筑，属于土地确权之前的历史遗留问题，既不会被强行拆除，将来征收时也会得到补偿；第二类是90年代兴建的违章建筑，属于可拆可不拆的变量；第三类，则是近些年偷偷新盖的。

过了一会儿，小深发来一张图片，是即将要贴出去的通告书：“你瞧，街道先定了两个目标，巷头和巷尾。”

我看了一眼通告书，眼皮不觉地跳动了一下，向他再三确认：“你们要拆老金家的棚子？”

小深说“是”，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住在文明巷巷尾的老金，是个先天性智残。

他出生于50年代，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同。同龄的孩子长到三四岁已经可以蹦蹦跳跳到处疯跑了，他却刚刚学会站立，喉咙里还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再大几岁，别的孩子可以干点农活了，老金连家门都没迈出过几趟，仍跟着母亲金婆婆“咿呀咿呀”地学说话。

他的父亲金大爷当过生产队的会计，人很精明，把家里的日子过得很兴旺。在有了老金之后，他和妻子又添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很健康。老金虽是长子，却是被弟妹们带大的。

因为有家里人的帮持，老金的生活倒也舒坦，身上干干净净，无需工作，终日在街上晃悠，饿了就吃，困了便睡，无忧无虑。就这样年复一年，眨眼老金就30多岁了，他皮肤白净，个子高，头发带点自来卷，眉目里有些少数民族的味道，心性却还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金大爷本来没打算给大儿子娶亲，毕竟智残者不是普通病人，一傻就是一辈子，哪敢祸害人家姑娘。可是，他们终究耐不住别人说和——当时，邻村有个叫阿玲的女孩，也是先天性智残，和老金年纪相当。阿玲家里很困难，父母种了几亩田勉强维持温饱，实在没有余钱养她一辈子——如果成了家，她也许能给老金留下点血脉。

于是，老金的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阿玲（后来我们这些孩子都叫她玲婶）长得不太好看，身材矮小，头发枯黄，与高大的老金很不般配。老金哪懂“结婚”是什么，只是在父母的安排下，和同龄人一样有了妻子，有了家庭。

婚后不久，老金的儿子小金呱呱坠地。有时，夫妻俩带着小金在家门口玩耍，玩腻了转身回家，独留下小金一个娃娃。幸好金婆婆身体不错，一边照顾孩童般的儿子媳妇，一边亲手教养孙子，还能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

那些年，老金的日子过得不坏。

2

随着小金慢慢长大，他智商发育迟缓的问题也渐渐显露出来。上了小学后，小金愈发呆板孤僻，连最基本的加减乘除都弄不懂。这似乎是一场早已注定的悲剧，给了金大爷老两口沉重的打击。

几年后，金大爷病故，紧接着金婆婆也中风了。那时，金家老二已经定居外地，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老三与家里关系不好，面对大哥一家如此大的负担，避之不及；唯一的女儿嫁得远，经济条件也很有限，有心无力。

这下，金婆婆的医药费、一家人吃的米面粮油以及日常生活开支，林林总总全压在了老金身上。亲友们觉得他可怜，去街道办为他争取了附近几条村道的保洁工作——老金活了40年，头一回有了正经工作。

老金一直弄不明白自己的年纪，脾气也暴躁，时不时大喊大叫，毫不顾及他人的目光。玲婶状态好一些，从外表看，她身上的衣着虽落伍，但收拾得挺干净，走路也规规矩矩的，碰见生人时必低下头，抬起眼斜斜地看，很温顺的样子。

每天早晨三四点钟，老金和玲婶骑着三轮车从家里出发，且行且停，一路清扫。到了下午，将挨家挨户收集来的垃圾运到几公里外的中转站，就算下班了。

我常听人说，智残人士对工作总是一丝不苟。可老金不那样，他爱犯懒，有时不愿出车，就让玲婶独自出门，自己躲在家里睡大觉。玲婶瘦瘦小小，哪里搞得定几条街的垃圾清运，一天下来总会留几处“盲点”，弄得街坊们很有意见。

老金外出干活的时候，只要碰见哪一户人家多倒了垃圾，或是把垃圾箱弄得乱糟糟，便骂骂咧咧。要是有人当着他的面乱丢垃圾，他直眼瞪过去，将大扫帚举过头顶，怒气冲冲，似乎马上就要冲上去动手……这样一来，邻里关系就越来越紧张。

前些年我去老宅办事，遇见老金推着金婆婆出来透风。也就只在这种时候，老金才会像个正常的儿子。他对母亲细言慢语，安分得像块石头。金婆婆瘦了很多，她的眼睛直勾勾的，眉头皱得像一把刀，布满皱纹的脸颊发灰，见到熟人也不招呼，像是心里存了莫大的仇怨。

后来，我与老街坊蔡老师说起这事儿，蔡老师叹了口气：“金婆婆时日无多，等她过身之后，谁来照看老金一家呢？”

再见小金，是在金婆婆的葬礼上。

那天阴雨绵绵，按照本地的丧葬风俗，逝者被安置于灵车之中，旁边的道士敲着锣，嘴里念念有词，既叙述逝者的生平，也夸赞后辈的孝意。金家儿孙披麻戴孝，围着灵车不停转圈，停步后开始游街。在扶灵队伍中，全是智残人士的老金一家格外显眼。

作为长子，老金身居首位，穿一件杏色麻质孝衣，头包白毛巾，一只手攥着一支缠了白布的“哭杖”，另一只手搭在灵车的边沿上。他红着眼，不住地流泪，悲伤到了极点。小金跟在后头，也是同样的打扮，但神情大不相同——他苦着脸，表情恍惚，走一会儿就停下来挠挠脸，动动脖子，在后头叔伯们的催促下，才紧赶慢赶跟上队伍。

算起来，我和小金已经有七八年没见了。我八九岁时，我们两家住对门，小伙伴们一同出去玩，小金就在后头转悠，畏畏缩缩地想同去，可金婆婆怕小金受欺侮，总拦着。小金也很顺从，不哭闹，只是不说话。到了上学的年纪，小金读书读得很艰难，小学未毕业便辍了学。他在家里瞎晃了几年，就由亲戚带到外地去做工，想让他长点见识，也许能学得聪明些——如今的小金已经长得跟他父亲一样高瘦了，他像年轻时的王志文，只是目光迟钝，少了一份书卷气。

智残程度是分轻重的。小金症状在家里是最轻微的，他生活完全能自理，与亲戚交谈也通顺，只是在待人接物和工作方面比正常人要欠缺一些。有时家里来个人，门口过个街坊，小金只用目光稍一打量便回过头，要么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要么就躲进小阁楼，从早到晚见不到人影。

金婆婆下葬后，大家从墓地回来，主人家照例要招待亲友饮食。租来的桌椅瓢盆摆在金家的院子里，厨师们吆喝着传菜，搬运酒水，一派忙碌景象。

老金缩在角落里发呆，对身旁来去的人群浑然不觉。他与母亲的关系最深厚，以他仅有的智商，想必也意识到了这场白事的涵义。而小金早早上了席，大嚼肉食，对家里的哀事置若罔闻。

不知为何，我看到这一幕，心底忽然十分悲怮。

3

老金刚辞去村里的清扫工作时，有人说是因为老金“懒性发作”，嫌这活儿太累；也有人说是因为村里改制，清洁工作被街道办打包给了第三方公司，老金夫妻不愿接受规范化管理，还闹出了不少冲突。

总之，老金失业了。他闲在家里，时不时要和玲婶吵一架，有时他抓着扫帚扫自家院子，身子扭来扭去，像在地上写大字，一笔一划，一折腾就是一下午。玲婶就坐在家门口，呆呆地看着。

这样的光景，邻居三婆都看不下去了，她介绍性格温和的玲婶到附近的服装厂做事。工厂是本村人开的，了解老金家的难处，特地安排玲婶“剪料”——革面上已经用粉笔画好了线，只要用剪刀划开就是，上手难度很低。一天只要她做6小时，开3000块的工资。

可惜没过多久，玲婶便被辞退了。三婆找工厂管理层打听情况，对方说玲婶大约是第一次进工厂，对什么都好奇，剪料剪到一半就去看车间里正在运作的压花机。压花机上的辊筒周而复始地碾来碾去，密集的齿轮组一会儿松开，一会儿又紧紧地咬合，确实有些朦胧的工业美，但其中的危险哪里是玲婶可以理解的？车间主任怕出事，就投诉到了东家那里。

玲婶只能继续做家庭主妇，她去菜市场买菜，总往虾皮摊子跑，咸腌小螃蟹几块钱能买一大堆，再买几个又扁又圆的芜菁，来来去去就这么几样。鱼贩子阿生是个善心人，他的鱼档生意不错，偶尔有缺头少尾的鲜鱼卖不上价，就一并拢在袋子里，朝玲婶招招手，一股脑儿全塞在她的菜篮子里，只象征性地收几个硬币。

玲婶有时还不领情，嘟嘟囔囔：“这鱼我不会烧，我不想要。”

玲婶的母亲大概只教过她蒸鱼：细皮嫩肉的黄梅鱼往锅里一架，水煮干了挖半勺调味素，就能下筷子了。碰到一些皮糙肉厚的海鱼，玲婶就毫无办法，她既不会控制火候，更不晓得切姜丝，只好洗一洗丢进锅里煮汤，鱼肉都煮散成糜，腥味弥漫。

到了夏天，老金照例在院子里摆一张扑克桌，边乘凉边喝萝卜稀饭。浙江台每年都要重播的86版《西游记》，算是老金夫妻少数可以理解的电视节目之一，虽然听不懂台词，但他们仍对孙猴子变的戏法拍手叫好。

饮食、衣着、《西游记》，这是老金父母教给他们的一切，他们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没有改变也无法做出改变。这个由三个智残者组成的家庭，他们的生活永远停滞在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4

小深将拆违通告贴到文明巷的时候，谁也没当回事。

这些年，时不时冒出些小道消息，今天说文明巷要整体打包拆改啦，明天说要清理违章建筑啦，但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总是不了了之。这次风风火火的“百日攻坚”，大家觉得也一样。

可是没过多久，金家的院子就率先“热闹”了起来。

老金夫妇还在干保洁的时候，在院子里搭了一个车棚，停放了两辆改装三轮车。剩余部分被捡来的塑料瓶、麻布袋、废旧金属和零零碎碎的杂家什占据着，它们垒在一起，堆得跟小山似的。

老金家后院的矮墙外，是一个本村人开的塑料小作坊，生产汽配零件，比如卡车上的门把手、油箱盖、尿素盖之类的小玩意儿。这几年消防查得严，要求这家小作坊把生产用的易燃材料独立储存。可是小作坊连车间都不够用，作坊主便想到了老金院子里的车棚——那儿正对着作坊后门，正好安置大桶大桶的胶水。

作坊主和老金的兄弟商议后，将八九平米的车棚改建成仓库，每年的租金有千把块。这个数目虽不多，但已经让老金很欢喜了。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棚子的存在，让年近古稀的老金狠狠地跌了个跟头。村委会领了拆改任务，先联系老金的弟妹，又通过街坊们递话，想让老金“自拆自改”，给出的期限是3天。后门的作坊主也配合，听到风声，早早退租，将整间棚子腾空，还多付了老金几百元租金。

可是，无论村干部、街坊、弟妹们怎么劝说，老金仍固守己见，含糊不清地重复嘟囔：“我的。”“我的房子。”“这是我的房子。”

世上唯一能说服老金的人是金婆婆，可她已经过身6年了。

3天后的清晨，保安公司的中巴开到文明巷头，老金仍在院子里扫地，丝毫没有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文明巷里人潮涌动，上百人围观这次“拆违”行动，眼看工程车推掉巷头的一间平房后，就直接转向了老金家的院子，一路轰鸣而去。

人们开始朝那儿聚拢，妇女们挤到警戒线外，头碰头地低声议论。得到街道办负责人的示意后，几个保安径直走向老金，他们配合默契，每人困住一条肢体，以抬猪的姿势将老金捞了起来。

老金吓呆了，只会“啊啊”地叫，无论他如何哀嚎，保安们都面无表情，他们穿过人群，将老金一路抬到村委会，那里已经安排了几位街坊，负责安抚老金的情绪。小金呢？他依旧躲在小阁楼里，从始至终都没有露面。

1小时后，玲婶将吓得哆哆嗦嗦的老金搀回家，昔日满满当当的院子里已经空无一物，只留下满地的残石碎瓦了。老金失去了他的简易棚，有很多真正的垃圾可扫了。

以老金的智商，他也许永远弄不明白这件事的缘由。什么是“一类房”，什么是“三类房”，什么是“街道办”？他更不会理解——为什么对门邻居的简易棚不用拆，偏要拆他家的？

5

再见小深是两个月后。他辞掉了街道办的工作，转投市区交警队做文职，工作轻松了许多，薪水也翻了番。

“早知道交警队福利这么好，鬼才想干街道。”小深一脸哀怨。

他说让自己下定决心离职的因素有很多，“老金也是其中之一”。“拆违”结束那几天，他下村核对文件，发现老金时不时尾随他，阴嗖嗖的目光看得他脊背发凉。小深撇撇嘴道：“老金可一点都不傻，我搬出去10多年了，他不仅认识我，还记得我的名字。因为那个棚子的事，甚至记恨上我了。”

这几年，小深在街道办做的工作又多又杂。上头要查违章建筑，他就开着“综治办”的电瓶车到处转悠，摸底做汇报；市里的安监部门下来查消防，他大多要跟在后头，也亲手剪过不少小作坊的供电线。

我挤兑他：“拉的仇恨太多，是该挪一挪屁股了。”

小深脸色铁青，沉默下去。

提起老金，我问小深：莫说全市，就以新塘街道来说，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里有一条“文明巷”呢？搁平日里，连本村居民也很少走这条破落的小道，“你们怎么下得去手？跟一个傻子较什么劲？”

小深摇摇头，将前缘后果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这两年的“拆违”工作与前几年大不相同。前几年，市里推行的“拆违”计划侧重闹市区和商圈，像文明巷这样的边缘地带，不过做一做动员工作而已。基层人情关系复杂，市里的布局像是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风平浪静后，“拆违”往往不了了之。如今，市里动了真章，开始使用卫星数据作比对，将疑似违章的照片下发到镇和街道，再用无人机实地考察确认。一旦辖区里的违章建筑被拍成照片，形势就陡然紧张起来，街道就像领了军令状，没有半点人情可讲。

“用卫星和无人机拍违章？”我瞪大了眼睛。

小深点点头，言语中有颇多无奈：“那可不，街道也买了好几架无人机，还找了家第三方技术公司专门培训了两个‘飞手’，每隔几周飞手们就要四处出击，做一轮详细的重点巡查。”

我忽然觉得很荒谬——老金一家大概永远也不会想到，头顶的天空之中，电子眼正在窥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无人机在文明巷的上空停留，飞手会看到什么呢？当然可以看到那些丑陋的简易棚。除此之外，大概还能看到老金的院子里的那张扑克桌，桌上那碗煮成糊糊的鱼汤、白水煮的芜菁，以及三双茫然的眼睛。

想到这里，我有些义愤填膺：“这不是区别对待吗？”

前几年我搬去市中心的小区住，顶楼业主私自封了天井改成阳光房，我投诉到城建部门，对方回复倒挺快，说那些阳光房是“既成历史问题，需要慢慢研究解决”。然而，在百度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文明巷，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简易棚，街道办却迅速推掉了。

小深摇摇头，意味深长地说：“你不懂，在文明巷这样的地方，道德通常都与法律有所冲突。这种事没有对与错，只有各自的目标和考量。”

6

今年清明刚过，又有几户老街坊从文明巷搬了出去。曾经吵闹的小巷，如今静谧极了，时代抛弃了它，只留下一个空落落的外壳。

我家老宅早已不住人了，成了放杂物的仓库，为了将有限的空间利用起来，我定做了几个存储架，准备搬进去。可是，要将宽大的仓储架搬进狭长的老宅谈何容易，不一会儿，文明巷就被堵了个严实。

这时候，老金骑着三轮车从巷口过来，我一面催促搬运师傅加快速度，一面赶紧跟老金打招呼。

听邻居说，老金最近找到个新差事，替一家胶垫厂做手工。这活儿不难，从厂里拉来的胶皮是半成品，中间留着一块压好的密封垫，只要用剪刀剪去外围废料再修整修整，就算是完成了一件。每天早晨，老金从胶垫厂拉一箩筐半成品回家，傍晚再送回去。这活儿是计件的，多劳多得，他们夫妻一个月干下来也有两三千元的收入。

老金的三轮车后面拉着一车胶皮，要往家里运，我挡了他的道，心里有点慌——几年前，我到老宅清点库存，停在巷子里的车就挡了老金的道。当时他大声嚷嚷，胡乱骂一气，我也只能忍受着。我想，老金的世界终究与我们不同，在他的认知里，可能没有“忍让”的概念。

但奇怪的是，这次老金没有骂人，还默默地站到我的身后。“那个，那个，拉开一点点就可以……”老金拍拍我的肩膀，又用手指比划，嘴唇上下翻动很快，我听了两遍才从他含糊的嗓音里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点点头，移开路旁的仓储架，顺便给老金搭了把手，将分量十足的胶皮篓子从三轮车上搬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仔细端详老金的面容。

他今年该69岁了，脸颊与眼角出现了零星的老年斑。寻常人到了这个年纪，经历了大半生风吹雨打，总会淬炼出一双睿智的眼睛，像是看透了这个世界。在我从前的印象里，智残的人大多都有一种孩童般的稚气，眼神里很难看到半点饱经风霜的沧桑感。以前的老金就是这样的，出了门便东张西望，对什么都很新鲜。可如今的老金，脸上的神色竟是我从未见过的深沉，他嘴唇紧抿，眉头微微皱起，像是在思考什么难题。

他将胶皮篓子搬到家门口，吩咐玲婶干活，又回到我的身侧。他背着手，不说话，看两位搬运师傅喊号子，将仓储架一点点往里挪。我问起那个被拆掉的车棚：“村里有没有给你一点钱补偿？”

老金摇摇头，将袖子挽起来给我看，手臂上有一块乌紫的淤青。“被打了，很痛。”老金平淡地说，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像是说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小事。

回家后，我对母亲说起老金的变化，母亲一时怔住了。她20岁嫁过来，亲眼看着老金从小伙子熬成一个老头。她闷闷地想了一会儿，片刻后才说：“老金啊，也是会长大的啊。”

老金长大是被迫的。他的父亲死了，母亲也死了，唯一对他友善的二弟一家也远在外省。我想，老金能察觉到这些变化。普通人想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可以从书本上学习知识，可以从旁人身上借鉴经验，但智残的人只能依靠自身与社会规则的碰撞，依靠吃一堑长一智的血泪经验，才能渐渐悟出生存技巧。

失去了庇护的老金只能丢掉没有用的好奇心，磨去暴躁的脾性，学会温驯与服从、妥协与沉默。他花去60余年终于长大了，可惜他在这个世界走过的路已经很长，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7

文明巷的街坊们大多已经搬离，但新家住的都不算远，仍然互通有无。没有人知道，小金是如何与玲婶沟通自己想要讨老婆的意愿的。

得知消息，退休前当过妇女主任的三婆立即发动身边的交际圈为小金物色对象，并很快有了目标。那个女孩姓林，30来岁，已经嫁过两次了。她智残程度不算太重，娘家条件也不错，给了一套房子做嫁妆。不过，这个女孩的卫生习惯不太好，又喜欢到处乱跑，总是不过半年就被夫家送回娘家。林家长辈心灰意冷，就将择婿标准一直放低。

谈起林家，三婆的眼睛都放出了光：“女孩上头有兄弟，已经成了家，父母手里有不少存款，还有好几套房子，小金这事要是成了，保管能过上好日子。”

我听了心里有些压抑：“嫁过来当然是好事。不过万一有了孩子，问题可就大了。假若小金的孩子也是智残，那该怎么办？一家子都没个正常人，谁来照顾婴儿呢？”

从小到大，我听过不少关于金家父子的“逸事”——据说，老金年轻时曾偷偷带小金去菜市场看热闹，仅百来米的路，转头就把儿子忘在了人群里。要不是金婆婆发了疯似地寻找，小金早就被弄丢了。

小金的智商状况当然要比父亲好一些，可如今“鸡娃”横行，家长们拼了命也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就算金家第三代是个智力正常的人，小金又能给他的孩子留下什么呢？

“说不定——”三婆顿了顿，有些底气不足，“能像明明的孩子一样聪明呢？”

明明也是住文明巷附近的智残人士，他同老金一样娶妻，生下一个女儿。这个女儿自小就很聪明，大学毕业后进了电商公司，30来岁就当上了经理。如今，明明一家已在杭州定居，住市区的大房子，女儿请了专职保姆照料父亲，明明的晚年生活非常安逸。

“就像摸奖一样，碰碰运气。”三婆轻声说。

我摇摇头：“这个摸奖的成本太高了。”

“谁不知道让两个傻子生孩子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可你说的是高高在上的理论，我说的则是现实问题。”三婆又将问题抛给我，“老金夫妻俩去世之后，小金该如何自处呢？”

我喉咙动了动，说不出什么反驳的话，因为这的确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老金的兄弟姐妹不少，多少还能帮衬一些，可小金是独生子，与上一辈叔伯感情疏远，更不要说同辈的表兄与堂兄了。等老金夫妇故去，谁帮小金打理财产、处理这些社会事务呢？如果他娶了林家女孩，林家多少能照顾到小金。

世界上最残忍的事，莫过于将这些只有八九岁智商的“孩子”推向复杂的社会。更残忍的是，不得不继续做下去。三婆望着老金家的小楼，忽然没来由地说：“要是老金当初不娶亲，事情就好办多了。”

金家老二这些年在外省做生意，听说效益不错。老二媳妇对老金也关心，过冬换季时总会带一些衣服鞋子回来，时不时还要给老金寄一些零食。如果老金跟随他们生活，该是最好的选择，可现如今老金成了家，老二反而难以插手。家家都有难处，老二就是再有钱，也没有精力去照料一个智残的三口之家。

过了几天，林家那边传来消息，这事儿吹了。据说，林家长辈经过多方打听，意外了解到老金和玲婶都是智残人士，于是几位牵线的大妈被狠狠地骂了一通。

三婆愁眉苦脸，只顾叹气：“倒不能怪林家的长辈，他们也是为女儿的将来考虑。”

智残人士相亲也是有鄙视链的。但凡有一方是普通人，不管家庭多困难，长相脾气多差，那也是第一等受欢迎。智残人士的父母心里明白，若是没有普通人照料，自己死后，孩子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去的几率实在渺茫得很。就拿老金来说，能像他一样活到快70岁的智残人士非常少，走丢、被拐、因无法沟通病情死亡，乃至莫名其妙的意外事故，都会让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能够安安稳稳地老死，十无一二。

如果实在没有普通人可以选择，若是父母健在且有社保，也算是相当不错的条件。再下一等，有一位智商健全的兄弟姐妹，也是可以接受的。

如此看来，老金无疑是幸运的。他的父亲精明能干，给他留下两间遮风避雨的砖瓦房，更有一位任劳任怨的母亲为他娶妻带孩子。在那个年代，同龄人的生活条件不见得比老金更优越，所以除了那个被强拆的简易棚，他不完美的人生仍算是简单、平顺的。

小金的境遇则复杂得多。他是独生子，家庭条件也不太好，父母又都是智残者。这些几乎给他的婚事判了“死刑”，没有人会愿意将女儿嫁给他。

离开金家那方小小的院子，整个新塘街道、整条文明巷都像一只快速滚动的车轮，“轰隆隆”地不断向前，高速的发展让一些普通人都难以适应：我们用着电子身份证，在互联网上分享各自的人生；我们在社交APP上谈论健身、谈论30万公里之外的“嫦娥五号”；我们喝着大洋彼岸的咖啡，神经被比特币的疯涨牵动……

老金和玲婶的时代行将谢幕，小金的路还很长。可他困在那间砖瓦房的二层阁楼里，踏不出半步。也许，他将孤独地走完这一程。

（文中人物名、地名均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