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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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2018年第3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双月刊），原标题为《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对话》。采访人是该刊记者古明明。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外交思想，随后又将其写入新党章和新宪法，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又在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明确概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对于这个当今国际关系学界和实务界都十分关注的外交新理念而言，它提出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和价值何在?它对未来的中国又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本刊特邀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讨。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背景与意义

问

古：自从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这一概念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您是如何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的?

答

王：从人类历史上看，大国崛起一定会提出引领世界未来的合作倡议和价值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及其背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承载着这一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彻底告别了近代以来中体西用、赶超西方的思维逻辑，成为世界上少数的领导型国家，不再纠缠于“哪个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而是强调“其实我们共一个月亮”，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后，国际社会不只是抽象地谈论中国崛起，而是具象化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这就一下子把国际话语体系从近代几百年拉长到2000多年，超越了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之争，倡导人类的共同价值，解构了西方中心论，也体现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

“‘一带一路’让我们的合作有了抓手和平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让我们的合作有了方向和理念。”这是笔者在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听到最多的表态。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主旨讲话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首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联合国决议。9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决议，把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纳入其中。11月，第72届联大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的第一委员会再次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载入联合国决议。这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正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词有三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人类”超越国家身份，体现天下担当;“命运”升级合作共赢，体现命运与共;“共同体”超越地球村，树立大家庭意识，塑造共同认同。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维度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

一是历史维度。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今天的“合”，就是超越国家的狭隘、国际差异，树立人类整体意识。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传统，并将之在21世纪进行升华。

二是现实维度。(1)政治上的伙伴关系。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国家之间要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

(2)安全上的相互依赖。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

(3)经济上的共同发展。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命运共同体源于相互依存又超越相互依存，以积极相互依存超越消极相互依存，推动国际均衡、协调发展。

(4)文化上的多元共生。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5)环境上的可持续发展。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命运共同体”强调“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共同景象，共同应对共同的危机、共同的挑战。各国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才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这五位一体，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与国内倡导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一脉相承。其中，永久和平是目标，普遍安全是诉求，共同繁荣是机制，开放包容是路径，美丽清洁是环境。

三是未来维度。命运共同体思想也是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宣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更长远的意义则是告别普世价值的虚伪，追求人类共同价值观。命运共同体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推动建立文明秩序，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树立人类整体观。超越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差异，寻求人类最大公约数，塑造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汲取了中华文明灵感，承载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梦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境界，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人类”是中国传统人本主义思想和天下观的时代升华。近代以来，欧洲开创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际体系滥觞于世，既稳定了国际秩序也带来诸多不公平，许多国家仍然是部落制，现代国家能力建设滞后于时代，且强者逻辑、先发逻辑一直在拷问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以“人类”为单元的世界观，超越了国家、民族的分野，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系统论以及民本思想和天下情怀。

“命运”源于近代180余年来中国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独立自主，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秉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理念，鼓励各国自己掌握命运、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可以说是以中华国运带动人类命运，树立了超越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整体身份和未来认同，体现了中国世俗文明的时代魅力和天下担当。“共同体”超越民族作为想象共同体、中华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层次，追求人类共同体的大同，实现全球化时代的天下一家梦想，超越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的矛盾，是对近代以来中心—边缘全球化体系的超越，希望实现一体化地理、政治、文化的合一，成就全人类的共同命运。

这三方面均超越了近代以来西方开创的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创新，也是在新时代践行马克思主义有关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的理想，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的魅力和世界人民的期待。

问

古：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中国的主要考量有哪些?

答

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承载着中国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公正新秩序的美好期待，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和强烈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正式写入联合国决议，表明这一理念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早本应写入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公报，但因为当时被译为“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引起很多与会国家的疑惑和不解。Destiny一词在西方国家含有宗教上的宿命意味，后来这一概念被译为“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则得到了世界多国的认可。

在中文语境中，“命”包含命中注定之义，强调身份、认同、归宿，而“运”则指运势、运气、发展的态势。以前强调共同利益、合作共赢，主要是从“运”的角度考虑，但这只是运的一个方面，即现实的利益角度。“运”还包含未来的态势，要共同发展，把握合作的机遇，探索发展的潜力。可惜这些丰富的含义在翻译成英文后，很难被表达出来。简单地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解决三方面问题:

第一，全球化发展主要是经济上越来越全球化，但在政治、安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分裂、对抗、碎片化。强调“命”和“运”，最起码要在亚洲实现经济和安全秩序的统一。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提出过“亚洲悖论”，即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经济上依靠中国，中国仅提供经济公共产品即可。如何确保亚洲在机制上消除二者的分裂，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解决经济和安全、中国和美国秩序的二元悖论。

第二，政府权威在削弱，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无法适应国情和时代需要。这就需要从人类而不是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现代国家体系还未建立，国家的能力还很弱。比如在巴基斯坦，部落居多，只有8%的人会说英语，其他人都说当地语言。又如，在叙利亚、利比亚等西方所谓的“失败国家”，政府不能保护其主权，无法用国家、国际关系、联合国等机制来维护自身利益和把握自身未来。如何让这些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使国内不成为地方纷争、部落对立的牺牲品，国际上不成为别人的附庸?如何超越国家的思考单元，着眼于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便提出了宏大的思想和长远的价值观，用共同的身份、历史超越了国家、民族的狭隘。

第三，如何以共同体思想寻求分化世界的合作之道?共同体不仅是利益上的共同体，也是身份上、认同上、文化上的共同体，着眼于人类和平、发展、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以前讲“求同存异”，现在讲“求大同”，“异”是特色，不能妨碍“大同”。所以，要把中国古代“天下大同”的思想在21世纪加以弘扬。原来的“天下大同”是农耕、内陆型思维的一种方式，中国认为自己是中心，但在开放的工业和信息文明的当下，要在全球化的体系中弘扬。

中国强调“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近代以来，欧洲人开创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工业化带来各行各业的细分，工业体系、国防、文化、思维方式、产业上的协同变少。“分”虽然带来竞争创新和势力均衡，也导致意识形态对抗，扩大了仇恨隔阂，放大了矛盾差异。当今世界需要中国的“和合文化”，强调合作、整体、长远、全局，而西方文化强调二元对立，显示出其明显的缺陷。因此，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触动了很多国家的心弦，因为很多国家面临相似的困境，他们希望境况得以改变。

问

古：由此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一次超越，它反映出在西方秩序长期主导下，新兴国家推动世界和谐的愿景与创新。那么这一理念是否包含独到的中国文化意蕴?

答

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发轫于5000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成长于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传统，成熟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富外交实践，是中国外交哲学中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伦理观、实践论的集大成者。

世界观方面强调人类整体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感叹，在每一个时代，政治家们都尝试着寻求和平，然而，“和平总是地区性秩序，从未能建立在全球的基础上”。回望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国际秩序变迁背后的西方“世界观”始终无法突破一己的利益考量，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成为难以企及的梦想。党的十九大报告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在新时代践行“中国应当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承诺，彰显了党的世界初心和天下担当。

本体论方面强调命运与共。和平与发展密不可分。然而，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国家化的矛盾日益突出，全球化走向碎片化。美国的军事联盟体系制造了亚洲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亚洲悖论，因为美国无法解决发展问题。中国有两句古话:“盗贼出于贫穷”;“不患寡而患不均”。当今世界乱象从生的原因，正是“两贫”———贫困、贫富差距造成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贫困，发达国家主要是贫富差距。如何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障发展，中国呈现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示了中国的共生哲学: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把越来越多带着中国印记的公共产品贡献给国际社会，并欢迎其他国家“搭便车、搭快车”，中国展现出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应有担当，进而带动提升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议程设置权、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当“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中国理念汇聚起全球共识，人类曾经难以企及的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梦想有可能第一次成为现实。吸收了中国“和合文化”的精髓，传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实践，强调构建以平等公正、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秩序的革新完善提供了新的话语体系和路径选择。

认识论方面强调由内而外。老子有“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思想，孔子有内圣外王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基础上，延展到国际社会的“五位一体”: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美丽清洁。在国内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基础上，在国际上倡导以人类为单元，超越国家、民族的纷争，实现内外联动发展，因为许多国家还处于部落、地方割据的情形，只有以人类文明为思考单元，才能最大程度包容各方力量、各种诉求。由内而外的逻辑也昭示了崛起中国的天下担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一带一路”正在实现“中国好了，世界会更好”的前景;作为引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昭示了“世界好了，中国才会好”的状况。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坚持各国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平等、追求互利，牢牢把握重点方向，聚焦重点地区、重点国家、重点项目，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中国欢迎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欢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参与到合作中来。”

方法论方面强调求同存异。“一带一路”倡议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人类命运共同体抓住“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当今世界，极端思想的影响仍不容忽视;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全球化仍在逆风中艰难前行。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世界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面对由一系列不确定性构成的严峻挑战，新时代的中国成为世界的稳定之锚和繁荣之源。在推动国际秩序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的历史性关口，新时代的中国对人类命运展现出新的历史性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天下观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汲取人类其他文明的类似思想并予以提炼，成为当今世界的最大价值公约数。

伦理观方面强调知行合一。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致良知，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文化的核心。先有致良知，而后有知行合一。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共建、共商、共享“一带一路”倡议，化为各国共同行动，体现中国“知行合一”的哲学。

实践论方面强调全球伙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要抓手，以人类共同命运为根本追求，中国为改善全球治理思想提出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内涵的新型国际关系，正改变着长期以来充斥着强权与意识形态色彩的国际格局，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100多个国家同中国建立起伙伴关系，昭示“非友即敌、结盟对抗”的冷战思维已经过时，“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才是人间正道。

新时代中国外交格局下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与价值

问

古：随着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了新时代，相应的中国外交也迎来了新时代。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对世界作出了哪些贡献?您能解释一下新时代中国外交与以往会有哪些不同，它具有怎样的特点吗?

答

王：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正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外交日益呈现自信与自觉。中国外交的自信，莫过于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写进联合国决议;中国外交的自觉莫过于将坚持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内容写入党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中国梦，到为人类进步事业、实现国际公平正义的世界梦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日益体现在外交领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外交领域，充分展示了中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自信与决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开宗明义地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这段话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国际视野和世界关怀，说明我们党从建党的初期开始，就把中国人民的幸福与世界人民的幸福紧紧连接在一起，就充分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应当具备国际主义精神。这不仅是党代会报告外交思路的调整，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世界，今后的外交需要从“为世界人民服务”这个角度进行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把这作为外交部分的标题。这句话高度凝练了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也向世界公开亮明了我们希望与各国共同努力的大方向。报告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作出明确界定，就是“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这三个关键词旨在摒弃传统的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使国际关系建立在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这一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之上。报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也作了明确阐述，就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五个世界”旨在解决我们这个星球面对的各种全球性挑战，建立在中华民族崇尚世界大同、人类一家的优秀传统文明基础之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上述目标，超越了国别、党派和制度的异同，反映了大多数国家的普遍期待，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占据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

过去，中国强调“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出自《后汉书》)，如今的情形是“天下不扫，一屋也扫不了”。在中国的世界观中，“清洁美丽”属首次正式提出，与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一脉相承，而不论美丽中国抑或清洁美丽的世界都需“勤加打扫”。如将中国的内政与外交分别比作“一屋”与“天下”，中国共产党人既扫一屋，也扫天下。换言之，如今中国不仅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也要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当今世界格局出现了一定的显著变化，逆全球化潮流涌动，特别是美国自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与英国“脱欧”，引发全球化的疾速倒退。国际形势客观上也需要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更加积极作为，提供公共产品。可以说，世界对中国充满期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现在中国自身有能力，有责任，也有担当。所以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也表现为世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世界不平衡、不公正、发展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就是要解放全球生产力，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维护人类的公平正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外交，具有在21世纪弘扬传统中华文明的天下担当，牢记社会主义的使命，超越了近代以来追赶西方的逻辑，着眼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现了伟大超越。

问

古：“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了新党章和新宪法，被确立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集体意志和奋斗目标，这表明当今中国抱持怎样的一种总体外交理念?它与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之间又有怎样的关联?同时，面对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新格局，您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答

王：“一带一路”思想的小目标是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有14个陆上邻国，与6个国家隔海相望，安定的周边环境对中国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周边外交一向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坚持以邻为善、与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非常重视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的周边地区。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正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能够积极推动同周边地区和国家建立起紧密的经济联系和区域合作关系。无论是“守望相助、弘义融利、心心相印、风雨同舟、勇担责任”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还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等，都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小步。此外，互联互通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具体途径，习近平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的讲话中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而其血脉经络就是互联互通。从周边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力。中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现在也通过“一带一路”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提升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社会主义国家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如果将来历史学家书写历史，恐怕会将2017年描绘为全球化发展的分水岭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元年。这一年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提出中国引领全球化主张，随后访问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在万国宫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和为什么作了系统的阐述，年底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深入阐述了如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同年11月1日，第72届联合国大会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第一委员会通过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次载入这两份联合国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对此评论说:“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Peter Thomson)表示:“对我而言，这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何以引发世界的共鸣?原因在于，它实现了以下三方面的统一:

——继承与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了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关系演变所积累的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本遵循。与此同时，这一理念的提出又实现了一次超越，如前所述，它的三个核心概念实现了对国家身份、合作归宿、地球村意识的超越。

——相通与包容:各国具有差异性，世界具有多样性，但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处境、共同的追求，将各国紧密相连，形成共同的身份与认同，激励着各国塑造共同的未来。西方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名言，东方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以及“世界同聚一个鸟巢”(泰戈尔语)的理念，《古兰经》里也有“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相互认识”的说法。也就是说，“不同”是各个民族和部落彼此了解的动力，而不是冲突的原因。作为人类思想的包容和集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聚同化异，形成人类新共识。正如习近平2015年9月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道，就是寻求人类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塑造人类共同价值。

——务实与前瞻:“一带一路”建设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抓手。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一带一路”倡议则是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方案。针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各国蔓延的局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着眼于告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追求人类价值的中庸之道。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思想的升华，最初着眼于周边———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后来多用于发展中国家，强调南方意识，最高境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现实世界延伸到虚拟空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从传统领域拓展到全球公域———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命”和“运”要结合在一起:“命”是解决身份认同的问题，解决安全感和获得感的问题;“运”是解决发展的问题，解决态势和未来的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旗帜予以升华，求世界大同，已然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总之，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和弘扬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全球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核心理念，为“一带一路”建设塑造了灵魂，超越了消极意义上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形成积极意义上的“命运相连，休戚与共”，就是不仅要在物质层面，还要在制度、精神层面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塑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新身份，开创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类新文明。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今天的“合”，就是超越国家的狭隘、利益差异，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推动建立文明秩序，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树立人类整体观。这是从人类文明高度理解“命运共同体”思想应有的启示。

在国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国际上倡导以人类为中心的全球观，两者的结合就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通过类似政党高层对话会这样的机制，号召今后的发展应当以人类为中心而不是以强者为中心，打造“命”与“运”一体的格局。为天地立心———心便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为生民立命———命是人类的整体性;为往圣继绝学———实现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为万世开太平———实现超越普世价值的大包容，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繁荣。

问

古：从更长远看，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互而行的大趋势下，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而言又会产生怎样的价值?特别是对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创新有何意义?

答

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世界命运掌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发出了中国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的时代号角，彰显了全体中华儿女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心与决心。

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旨就是，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然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中国方案正在引领全球治理的新秩序。

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思想的升华，最初着眼于周边地区，后来多用于发展中国家。要打造从现实世界到网络空间的命运共同体，从传统领域到全球公域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

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天下担当。

“一带一路”倡议的最高目标离不开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具体表现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相互依存的发展使世界各国命运更加紧密相连，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中，习近平提出，“国际经济规则需要不断革故鼎新，以适应全球增长格局新变化，让责任和能力相匹配”，“推动国际经济秩序顺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的历史趋势”。在习近平看来，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特征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合作解决分歧以及重视共同发展的实现。为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在现存全球治理体系中扩大新兴国家代表权，提升发展中大国的制度话语权，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从人类文明史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给国际社会确立了“三同”，化解了“三异”:

第一，以共同使命化解国家利益冲突。“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在2017年1月的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上述讲话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和平、发展、合作人类主题的高度浓缩和升华，着眼于各国共同发展而非纠缠于国家利益的分歧和冲突。

第二，以共同目标化解全球化争执。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经历一个多世纪血雨腥风的探索得出的宝贵启示。然而，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当前，这种担心尤其体现在对全球化前途的迷茫:传统全球化失去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国际社会以更宏伟的目标，超越了西式全球化的狭隘。

第三，以共同身份化解价值观分歧。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传统，并在21世纪使之得以升华，引领了全球治理、国际合作的新方向，体现了中国的天下担当。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远意义是告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追求人类共同价值观。各国具有差异性，世界具有多样性，但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处境、共同的追求，将各国紧密相连，形成共同身份与认同，塑造共同未来。“命运共同体”具有穿越时空的普遍意义。正如习近平在2015年9月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问

古：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哪些机遇?

答

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时空之变，追求通古今之变、穷天人之际，着眼于当今世界的共同挑战、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任务。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的四面旗帜，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之能够一体化。习近平在2018年3月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人民将继续与世界同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策含义包括:(1)求同与存异:对发展中国家强调彼此是天然的命运共同体，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而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强调不推翻现有资产阶级的统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2)继承与创新:该理念传承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打造新型国际关系，让各国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解构既有的美国霸权体系;(3)务虚与务实:站在道义的制高点，号召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努力打造具有战略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政策含义为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创造较好国际环境，开拓全新外交局面，构建新的全球治理体系都提供了重要机遇。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又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一带一路”倡议的切实推动，展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秉承国际主义精神，携手推进国际公平正义，具有较高的战略意义和价值。

问

古：挑战与机遇并存，您认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遭遇哪些挑战?我们又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应对?

答

王：“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在世界局势处于大转型、大变革的关口，习近平怀古今中外、系东西南北，开创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在新时代下将传统中国“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思想予以升华，将中国外交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宗旨予以铸魂，将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初心予以宣示，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予以弘扬，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而积极的响应，使中国逐渐占据人类道义的制高点。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

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联合国决议、中共党章、中国宪法，成为新时代中国的世界观，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文化的自信与自觉。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当今世界仍然是西方主导的，美国霸权主义、西方民粹主义及民族主义的威胁还一直存在;西化世界的二元性也给联合发展中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加了复杂性。况且，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新生理念，源自东方传统的理念不能自动转化，需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更好地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因此，解构近代西方中心论，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汲古今中外、东西南北之大成，还任重道远，尤其要克服以下悖论:

——名与实的悖论:“民族彼此之间的理解也像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一样是很少的。每一方面都只能按自己所创造的关于对方的图景去理解对方，具有深入观察的眼力的个人是很少的、少见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解和认可程度不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初被译为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引发宗教上的误解，后来被译成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就好了很多，但也只有“运”的含义，缺乏对“命”所带来的身份、认同方面的内涵。我们只能从容易的着手，先形成初步共识，不断引导理念的深入契合，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妖魔化。

——知行合一的悖论:如何处理中国国家利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理念，显然超越了传统的国家视角，但落到具体问题上，并非要牺牲国家利益而追求国际公益，而是要实现短期与长期、本国利益与人类公益的有机结合，防止被空乏化。

——破与立的悖论: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处理包容与超越的关系:包容近代西方国际体系、国际关系准则又要对之进行超越;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又要在现阶段聚焦于实现各国命运与共，而不是急于推翻资产阶级统治，防止将其原教旨化。二是处理新与旧的关系:如何面对冷战思维、保护主义、反全球化等思潮的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道”，是长远目标和大的理念，要超越各种旧观念的干扰，防止将其庸俗化。三是处理存量与增量的关系:该理念是提供观念、合作的增量，而非只是盯着存量，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容并超越了西方普世价值，提供了解决人类问题的新方案、新思路，应在增量上下功夫，而不是盯着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防止将其片面化。

——目的与手段的悖论:用国际机制塑造和构建人类命运，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目标也是路径，那么二者如何统一?尤其是如何实现机制化，包容并超越现有的国际机制?这就需要统筹协调，注意把握节奏和各方的舒适度，防止好心办坏事。

——长期与短期的悖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推翻资本主义体系，让资本主义维持现状，让世界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这容易被误解为修正主义，需要与长远目标相结合。尤其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并非为了制造新的意识形态对抗或阵营对决，而是实现大联动、大联合、大共享的世界新格局。

——硬与软的悖论:有人质疑，中国缺乏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硬实力。其实，前瞻性、包容性理念的提出，不见得要等到综合国力第一时才能成为引领国际未来合作的导向。主要问题在于，具体的路径和机制如何设计?近来西方炮制的“中国软实力悖论”，反映出他们不甘心接纳中国倡议、中国方案的顽固性和保守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新型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实现东西南北、古今中外的大包容和大创新。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国际大统战思维，共商、共建、共享。未来可能还会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只要我们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着眼于人类整体、长远利益，办法总比困难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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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