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把小人的八字封入庙里的信息

《聊斋志异》中的驱魔人身份不一，但大体上说来，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群体：巫师类，僧道类，豪侠类，民众类。这篇讲前两类。

1、

在《聊斋志异》中出现的驱魔人群像中，有七篇描述的是巫师类驱魔人。分别是卷二《胡四姐》中来白陕地的游方术士，卷三《刘海石》中的蒲台刘海石，卷六《胡大姑》中的职业驱狐人李成艾，卷八《盗户》中的官聘术士，《鬼妻》中的泰安乡村术士，《丑狐》中的术士，卷十一《护乡木匠》中的巫师。

巫师，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据《国语·楚语》记载，巫师乃是那些“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其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的人，是社会上的精英分了，而他们受到神的眷顾，“如是则明神降之”，能够沟通人神，代神宣言，享有崇高的威望。

早期的巫师阶层“大都是一种综合性的技术人才或文化人才。他们是祭师、预言家、医生、天文学家、史学家、政治首领”，手里掌握着占卜、医疗、天文、历史等广泛的知识和技术。后来，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巫师渐渐从繁杂的职责中脱离出来，“并由此分化为官巫和民巫两种，官巫验测国运，预卜战争，司掌宫廷祭祀，记辑土言，编纂史册。民巫则为民问祈攘、求福、驱邪免灾，预测丰歉，医疗病患等”。

这个时候的巫师开始两极分化。走上层路线的变为史官、卜官、礼官，在《周礼》中，巫祝除了负责告神、祝祷，祈攘之外，还负责丧葬、献获、盟誓等活动。而进入民问的巫师们成了专门的神职人员，驱魔消灾成了他们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

随着时代的变迁，巫师的面貌和名称也不断改变着，像方士、术士等。“巫师(或巫医)、方士、道士这三者乃是同一种身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名称而已，对原始社会或民问的巫现可谓之巫师，战国秦汉时代偏重于养生修炼的谓之方士，形成道教之后的即是道士，在本质上是毫无两样的。”

也就是说，那些从事各种神职工作的，掌握着各种巫术/法术/方术的人都是广义上的巫师。对于这些大大小小、身份各异的巫师们来说，驱魔是他们非常重要的本职工作。

作为专业的驱魔人，巫师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们都有着白己的一套法术体系，能够运用一系列的法器灵物，掌握了一套系统的驱魔手段，往往用既定的巫术来进行驱魔。

如卷二《胡四姐》中来白陕地的游方术士，进行驱魔的场景是:“作法。出二瓶，列地上，符咒良久。有黑雾四团，分投瓶中。……遂以猪脬裹瓶口，缄封甚固。”设坛立旗，用符咒来捕捉狐妖，用瓶子来作为禁锢狐妖的器皿，驱魔过程进行的有条不紊，手到擒来。根据其白言:“小人日泛烟波，游四方，终岁十余月，常八九离桑梓，被妖物蛊杀吾弟。归甚悼恨，誓必寻而珍灭之，奔波数千里。”可见这是一位经常漂泊江湖的游方巫师，而且身负血仇，有备而来。

卷六《胡大姑》中有“善符水”之名的西山李成艾，当他接到别人的驱魔邀请时，花了三天的时问来“以泥金写红绢作符”。正式驱魔时，先是用镜子遍照宅中，发现妖魔藏身之处后“即戟手写符其处”，然后又“禹步庭中，咒移时”，将妖魔抓到后，又“出一酒瓶，三咒三叱”，这才最终将妖魔收服。

此篇对李成艾的驱魔过程描写更加详细，展现的手法也更多样。既画符，又使用照妖镜，又有摊仪性质的“禹步”，还要念咒语，最后用酒壶将妖魔封入其中。涉及了多种巫术类型，是一次比较完整的作法驱魔过程。从文中对李成艾的叙述来看，他的驱魔是被人“因币聘之”，甚至有人怀疑他是纵狐为祟，意在获得聘金，可见这不但是一位资深巫师，而且还是从事捉妖工作的专业驱魔人。

《聊斋志异》中出现的其他儿位巫师类驱魔人也面貌各别，法术不一。卷三《刘海石》中的刘海石无需任何道具兵器，赤手空拳就可以降服邪魔，可见法力高深；卷八《鬼妻》中的乡村巫师是把桃木削成的桩了钉在坟墓的四周，有效地遏止了作祟的女鬼，足见深明鬼性；卷八《丑狐》中的术士符坛并用，谁知不但没有告捷，反而被妖魔所驱走，学艺不精，技不如人，只有白认晦气……诸如此类，皆属于巫师类驱魔人。掌握着驱魔之术的巫师们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始终负担着驱魔大任，上至宫廷侯门，下至村镇间巷，为人们辟邪攘灾，带来心灵的安慰。

2、

卷一的《焦螟》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官员董默庵家被狐妖所扰，不胜其烦，于是请来“总持救勒之术”的关东道士焦螟进行驱魔。焦螟先是“朱书符”，未能奏效后又“筑坛作法”、“戟指咒”，施展了一连串法术，终于将为祸的狐妖驱走。很明显，这个故事中的道士焦螟，是一个以僧道类宗教徒身份出现的驱魔人。

几乎所有的宗教中都有关于正义的神灵降服作恶的邪魔的故事，而似乎宗教徒都可以从信奉的神袛那儿学到降服恶魔的法子，因此，宗教徒扮演驱魔人的角色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上，但凡涉及到宗教的东西，民问总是对其有一种神秘感，这种神秘感在宗教徒的有意渲染下很容易转化为崇拜，这就使得人们往往对那些带有宗教色彩的东西也寄予了信仰。

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真正有广泛影响的宗教就是佛教和道教。而这两教又经常在驱魔辟邪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道教，在发展过程中本就吸收了许多传统的厌攘之术，“道教作为秉承原始巫覡传统的地道的中国宗教……劾鬼治鬼是道教徒的主要职能”，很多时候道士成了降妖除魔的专业户。以至于在文学作品中，降妖除魔成了道教人士的一个标志:“仙道的行事特点，可划分为修炼成仙、度脱世人、驱邪降妖和济世立功等四个类型。”可见驱邪降妖已经成了道教弟了们的重要工作内容和义不容辞的义务。

而“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徒也加入到降妖除魔的行列中来……佛教中人也白诩佛法无边能够降除一切妖魔。”尤其是佛教中密宗的兴起，密宗本身吸收了印度方术，“传入中国后，也与古代中国的方术渐渐结合，成了佛教在民问解除困厄的手段。”有了自己的一套东西结合的驱魔招术，从而拥有了一定的驱魔市场。能够驱除魔祟，为人消灾的佛道二教，白然而然地得到了民问更多的信仰。

《聊斋志异》中出现的驱魔人中，有六篇属于僧道类。卷一《焦螟》中的焦螟，《画皮》中的青帝庙道士，卷十《长亭》中的元帝观土赤城等都是道士。卷五《荷花三娘了》中的番僧，《酒虫》中的老僧，卷十一《金陵乙》中的异域僧等都是僧人。

这些以宗教徒身份出现的驱魔人往往具有高深的法力，对于妖魔鬼怪手到擒来，如卷一《画皮》中的青帝庙道士先后用蝇拂镇魔、木剑斩魔、葫芦收魔，是个擅于运用各种法器的行家；

卷五《荷花三娘了》中的番僧仅“书符二道”交给中魔之人，然后教授了个简单易行的法了就制住了狐妖，根本都不用亲自出马。这反映了在一般民众的心中，宗教徒身份的神秘和非同一般。

基于此，当人们受到妖魔侵袭的时候，也会白然而然地想到求救于宗教力量。寺庙道观里神圣庄严的气氛，僧人道士身上独有的神秘色彩，都仿佛能够给人驱邪避灾的感觉。而与宗教力量的接触也能安抚处于灾祸中的人的内心，“群众集合在宗教组织中，这给他们一种安全感，并且相信在需要时候能够互帮互助。”

在卷二《张老相公》篇中，家人被怪所害的张老相公，就去求助于当地的僧人，希冀能够获得宗教力量的帮助。卷一《鬼哭》中的王七襄家中闹鬼，采用的办法也是“设水陆道场，命释道忏度之”，借助宗教仪式的方法来驱鬼。

还有的驱魔人，虽然不是以僧道的身份出现，但也与道释二教尤其是道教有着脱不开的关系。如卷四《驱怪》中的徐远公，虽出身书生，却“弃儒访道，稍稍学救勒之术”，乃是道教的不入门弟子。卷十《长亭》中的泰山人石太璞，其驱魔术则是直接学于元帝观道士。

尽管《聊斋志异》中有对佛道二教的嘲弄，也出现过极少数和尚道士伏魔无效的事情，但是整体上来说，宗教力量(尤其道教力量)仍然是最具有驱魔实力的代表。吴光正先生在论述猴精盗妇型故事的时候就指出：

“如果说早期盗妇型故事中被盗女子的得救靠人力或天意的话，那么后期盗妇型故事中被摄女子的得救则完全得靠宗教的力量了。……可见，随着妖猴非凡神功的强化，斩杀妖猴的力量也一步步宗教化，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飞区魔力量的强化和驱魔人身份的宗教化是同比进行的。

来稿/惠彬